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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身份获得的影响因素
——基于CGSS数据2003年-2010年

2016-02-01王成林

法制博览 2016年27期
关键词:精英社会化身份

王成林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中国政治身份获得的影响因素
——基于CGSS数据2003年-2010年

王成林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在快速变动的当代中国社会,有哪些因素能影响到人们对于中共党员身份的获得呢,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2005和2010年的数据,并采用二值logistic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最终发现教育与年龄是决定党员身份的最主要变量,另外家庭出身、户籍与性别差异、个体经济水平和政治社会化程度的差别对此也有一定影响。

政治身份;二值logistic分析模型;教育;年龄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

根据中共组织部的数据,历经1921-1956年35年间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规模达到第一个一千万,随后基本上每8年左右递增一个一千万。截止2014年年底达到8500万人数。毫无疑问的是这一不到总人口1/10的群体他们是帕累托二八定律划分中的精英分子,那么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就是,在快速变动着的当代中国社会,有哪些具体的因素能够影响人们获取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样的稀缺的政治资源呢?

在讨论具体影响因素之前,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是对于党员的准入门槛这一因变量的探究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宏观层面上是否有政党权力这只无形的手在主宰着一切,即是否是党组织自身在自己预设的逻辑上自行增长,是否存在这样的逻辑,如果存在,它具体是什么?第二,随着外部环境和社会内部结构变动,2003年中国加入WTO,承诺在随后10年间逐渐实现真正市场经济,2014年政府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写进决策。另外在教育领域最显著的变革是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扩张,它实现了将原来精英化的高等教育逐渐转变为大众化。微观层面诸多个体的实践努力能否推动上述逻辑出现了某些变化,例如新生的权贵阶层是否能够进入党员群体?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介绍

对于党员这一政治身份问题,比较有启发性的观点Rosenbaum把党员身份视为一种类似于大学学位的资格证书,它对于以后的升职有帮助,它们扮演着发送个人无法观察到的能力或品质的信号工具[1]。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将党员身份视为个体社会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而成为解释其他经济社会变量的自变量,鲜有单独考察并将党员地位放到因变量位置上的做法[2-3]。

本文的关注点在于个体在被党组织吸纳的过程中,什么样的特质或者说哪些方面的因素更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二)理论假设

本文对林南关于“个体一般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裁剪[4]。首先,马克思·韦伯关于社会分层标准有著名的“名、权、利”对应“社会声望、政治权力、经济实力”的概括。并且认为三个领域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存在着相互转化的机制的[5]。简单来讲,也就是说当你获得了较高社会声望时,或者当你进入较高收入阶层时,党组织会考虑吸纳你进入党员群体。

本文提出“个体社会资本”作为衡量个体在没有成为政治精英之前的中介变量。它涵盖了社会精英与经济精英两个方面。个体所拥有的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透过它形成合力来影响个体是否能获取政治身份,进而有机会成为政治精英。

假设一:个体所拥有一般社会资本的高低,对于个体获取政治身份有重要影响。

1.自致因素。这里考察的体现个人经济与社会方面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教育程度和个人年收入。有学者依据1949-1996年中国城市的数据概括出教育对精英地位获得的重要性在上升,但是家庭出身起作用的码方式随不同历史阶段会有所不同[6]。另外一个方面属于政治因素,即政治社会化因素。社会化理论认为可以通过考察个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适应度来判别个体作为“社会人”是否走向了主流社会认可的成熟状态。政治领域的社会化,通过直接的思想教育与间接的文化传播来达到政治文化认同的目标。本文假设:

假设二:完成了较好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个体更有可能得到政治身份。

当然它被包含在自致因素范围内。

2.先赋因素。家庭背景,户籍差异,性别差异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是一个处处讲出身,讲身份的社会。而对于年龄因素来讲,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中国属于长老家长制,掌握更多经验的年长者在社会上占据着重要的统治地位[7],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上依然盛行着诸如此类的观念,并且体现在制度设计上。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框架

本文运用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3年、2005年、2010年。将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获得作为因变量,考察两类自变量,一类是先赋变量,如家庭背景,个体性别,个体户口性质,个体年龄等,另一类是自致变量,如个人年收入,教育水平,个人政治社会化水平等。

通过逐步进入的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哪些因素能够影响党员身份的获得。并且通过2003到2010快速变化的8年间历时性可以方便看出不同变量的影响是否有所改变,是否有新变量介入,有助于发现规律。

(二)变量设计与数据来源

1.因变量:党员身份获得。对应问卷中问题是“您是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答案为“1,是;2,否”。

2.自变量:家庭背景、个体性别、个体户口性质、个体年龄、个人年收入、个人教育水平,个人政治社会化水平。其中家庭背景测量题器为两方面,一个是母亲教育水平(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上)另一个是14岁时父亲工作性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非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个人政治社会化水平测量题器为:您是否经常关注时政(是/否)。个人收入按四分位方法分为4类(最高/较高/较低/最低)。个人年龄四分位方法分为4类(18-32-42-53-79岁)

本文数据来自于全国抽样调查CGSS2003、2005和2010数据。

(三)分析模型

本文所分析的因变量“是否党员”是一个二值变量,所以采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党员获得的估计模型为:

其中表示获得党员身份的概率,x1、x2…xi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其他表量的情况下Xi每改变一个单位,获得党员身份的发生率改变exp(bi)倍。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影响党员身份获得的因素。通过SPSS统计软件模型处理结果得出:能够有助于获得党员身份的因素包括城乡户籍差异,个体性别差异,个人收入分层,个体教育水平,子女14岁时父亲单位性质,母亲最高学历,个体年龄分层,是否关心时政等等。

(二)教育与年龄是新世纪以来党员身份获得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首先,在第一届扩招的高校学生刚刚毕业的2003年,教育的重要性就通过“完成了义务教育的人比未完成者在党员发生率高倍”体现了出来。这表明一直以来,党员群体对于接受正规教育都表现出高度亲和。而且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过程的逐渐深入,到了2010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人党员发生上高出22倍”,这一结论在2003年是7倍。

其次,53岁-79岁年龄段的人相比18岁-32岁的第一年龄段的人在党员获得概率上高出的倍数,在2003、2005、2010年大致都在7倍左右。这一结果显示出在党员身份这一政治地位问题上凸显了中国社会普遍流行的“按资排辈”、“资格老经验足”等观念。

(三)市场化过程中体现个人能力的“个人年收

入”也是重要决定性变量,这一数据对于党员获得贡献了接近3倍的影响。“相比最低收入的人,拥有最高收入者在党员发生比高出2.9、1.6、2.7倍”。

类似决定程度的变量还有体现个人政治社会化程度的“是否关注时政”、构成家庭背景的两个重要方面(母亲最高学历和子女少年时期父亲单位性质)、个体的城乡户籍差别以及性别差异。这些因素影响因子大致位于0.7-2.7之间。并且随着不同年间的数据不同有所差异和变化。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数据分析描绘出在新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精英群体的群体特征,发现了知识和年龄经验因素在影响人们能否成为政治精英过程中发挥着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另外经济能力因素,家庭出身与性别,以及政治社会化程度等也都是能否获得党员身份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与我们的假设是吻合的,即政治团体内部存在着较为明晰的成员准入规则,“什么样的人够资格成为组织考虑吸纳的对象?”这与党组织对于社会精英的理解密切相关。

而对于新贵阶层,党组织无疑也表现了足够的重视,我们不难想象出实际运作中人们对于精英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所赋予的不同含义的灵活性。随着高等教育扩张过程的深入,使得知识因素迅速成为精英获得的核心因素之一。

回到文章开始的理论假设上,通过数据模型发现假设一与假设二都是成立的。也就是说马克思·韦伯关于“精英转换”的观点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具体来讲就是,个体一般性的社会资本构成考量个体能否跨入党员门槛的隐形标准,另外我们也发现个体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与能否获得政治身份也高度相关。

而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党组织1956年以来每8年一千万人口的扩张逻辑呢?显然我们的上述结论勾勒了党员群体简略的粗线条,例如家庭出身,城乡性别差异,经济收入,教育水平,政治社会化程度。我们知道这样的概括肯定有失准确,但是已经能说明问题了,也就是说在各级党组织的组织部门里面,这样的标准是隐形但明确的。它并非法律当体现了党纪,从属于党的组织纪律涵盖范围,并且在现实社会变迁视角下,这一扩张逻辑又随着党组织对于社会精英的不同定义发生着变化。

[1]Rosenbaum,P.,D.Rubin.The Central Role of the Propensity Score inObservational Studies for Causal Effects[J],Biometrika,1983,70(1):41-55.

[2]吴建.政治资本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2013.

[3]王徐.政治资本会提高个人收入与幸福感吗[D].西南财经大学,2014.

[4]林南.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6-107.

[5][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下卷),1997:246-252.

[6]佟新,刘爱玉.我国政治精英晋升的性别比较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14(1).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中华书局,2013:47.

D923

A

2095-4379-(2016)27-0231-02

王成林(1989-),男,河南汝南人,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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