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思禾

發掘諸子治國理念
——第二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劉思禾

光明日報編者按 近年來，本刊對“新子學”給予了持續性的關注，形成了一個漸進的學術系列。2012年10月22日，本報刊發了華東師範大學方勇教授的《“新子學”構想》，該文正式提出建構“新子學”。2013年9月，又刊發了方勇教授的《再論“新子學”》。該文對“子學精神”等問題做了詳細闡述，是“新子學”在理論上的推進。“新子學”理念引發了學術界持續關注，不同領域的學者就此議題展開多次熱烈討論。本刊先後以《新子學大觀》和《新子學： 幾種可能的路向》為題刊發新子學研究綜述。本期綜述的，是不久前在上海召開的第二届“新子學”學術研討會。歡迎關注。

陽春時節，萬象更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呈現出勃勃生機。2015年4月17日至19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中國諸子學會主辦的第二届“新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召開，來自海内外的120餘名諸子學專家學者齊聚申城，圍繞“新子學”理念，就諸子國家治理思想展開深入探討，並對其現代價值做出正面闡述。

“新子學”範式的深度拓展

北京大學人文講席教授陳鼓應先生在開幕式發言中指出，在繼承中華文化傳統過程中，方勇教授所倡導的“新子學”立足於諸子學的當代發展，是一個重要的理論視角。先秦諸子對人世的深切關懷和對理想世界的構想，是中國哲學區别於其他文明的獨特之處。“新子學”繼承傳統，立足當代，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作為頗具影響的道家思想研究專家，陳先生還提到儒道之間要相互補充。他認為，儒家和道家在很多方面有着相近的觀點，道家也具有人文精神，提倡人文的自然、境界的自然。在倫理問題上，儒家講的尊尊親親自有其合理處，長輩談起小輩油然而生愛護之情，小輩見到長輩油然而生敬重之情，這都非常寶貴。老莊並非不講倫理，老子講忠信，莊子對孔子孝的思想也有繼承和發展，講道“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這是莊子式的世界主義情懷。陳先生認為，在當代的世界格局下，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識具有重要意義，要更重視家庭倫理和民族文化傳統。

本次大會深入討論了“新子學”的哲學原理和發展機制，閩南師範大學湯漳平教授在《再論“新子學”與中華文化之重構》中指出，子學復興是時代的選擇，在提升國家軟實力上具有重要意義。“新子學”的構想，適時地提供了重構中華文化的新思路。河北工業大學李洪衛研究員認為，儒學在禮崩樂壞時代是社會的一服良藥，有大用。不過，儒學如果不能調低自己的節奏和堅持學在民間，則必然會在獲得權力之後走向僵化與宰制，這是中國歷史經驗和世界不同民族宗教學説的共同教訓。儒學的一陽來複之日也是它的多元分化之時，這種分化本身須要諸子學的滲透乃至洗滌。由此，“新子學”乃是一種必要的均衡性和疏解性的力量。上海財經大學玄華講師在《新子學的儒家》一文中討論了“新子學”視域中的儒家定位問題，這是對“新子學”内涵中關鍵問題的深入探討，他指出要把握傳統文化多向性、多元性和整體性的特點，儒家不要陷入歷史上反復出現的自我獨尊、一門獨大的心態，而要在當代世界文化中超出舊有設定，承認多元多樣的思想世界和生存世界。北京師範大學曾建華博士在《“新子學”的當代境遇與未來使命》一文中指出，“新子學”的宗旨在於以學術的“返本開新”和多元發展為基本模式，以開放、合作的姿態，直面時代問題，共同建構一個産生於中國文化之中，又保持着開放形態的知識體系。這一要求對於當代知識者的身份歸屬、話語權、價值重構都形成巨大挑戰，進而要求一種道不畏雜、不斥異端、多元開放的建構之路。

在“新子學”的發展問題上，韓國圓光大學校姜聲調助教授在《在韓國如何推廣“新子學”》為題的發言中介紹了“新子學”在韓國的影響。他指出，韓國學者已開始研究“新子學”，新的學術體系已經起步。他還就“新子學”的推廣方法提出建議。臺灣屏東教育大學簡光明教授在《在臺灣推動“新子學”研究的策略》為題的發言中介紹了“新子學”在中國臺灣地區的影響，討論了經學與子學的關係、研究人力與研究風氣等問題。兩位學者着重討論了如何進一步推進“新子學”在海外的發展，這是當代諸子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值得深入探索。

諸子國家治理思想的現代轉化

“新子學”的發展不僅是理念的提出，也體現在研究領域的實際推進上。本次大會的一個亮點是諸子國家治理思想的討論，共有16位學者撰寫了諸子政治思想的論文，形成了諸子學在政治治理領域的一個突破。復旦大學白彤東教授就政治儒學的定位展開討論。他在《子學還是經學——對政治儒學復興之路的一些思考》為題的發言中，論述了儒學作為普遍價值的意義，指出其在發展路徑上，走今文經學的路是有問題的，應該調整到子學路徑。所謂子學路徑不是無立場的多元的子學，而是站在儒家立場上的諸子競争。其論證的方式不是“因為你們不是儒家、不遵經，所以錯了”，而是“因為好，所以要接受”。當代是一個放大的諸子時代，我們應該採取一種更開放、從而也是更强的、更“正統”的子學方法，走一條經學與“史學”之間的中道。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徐儒宗研究員在《儒家的民本思想與民主意識》一文中討論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與藴含其中的民主觀念，他就民為邦本的仁學價值本體論、儒家倡導人格平等和人格獨立、民貴君輕與立君為民、君權合法取決於民心、君民平等與君尊民卑相統一，分别作了細緻分析，指出儒家雖然没有創建一套民主制度，但是儒家有民主思想的某些因素。儒家也希望通過政治實踐把這種民主精神表現出來。他還就儒家民本思想在近代民主進程中的作用作了討論，如革命思想，天下為公的觀念，自由民權學説借助儒家思想中的進步學説逐漸傳播開來。

華東師範大學劉思禾博士後在《政治倫理抑或國家倫理——儒家倫理思想現代轉型的一個理論探索》一文中，討論了儒家思想在現代語境中轉化為一種精英政治倫理的可能性。他認為儒家思想本質上是一種精英政治倫理，主要是規範政治精英的政治行為和國家運作的。我們可以在現代修正的前提下，給予儒家倫理一個新的形態。由此，他提出儒家政治倫理六條原則： 政治系統運作要符合倫理準則、政治精英要承擔政治責任、對政治精英要有嚴格的倫理約束、政府責任與國家信用、政治目的的實現在於民衆認同、國際間責任。復旦大學李若暉教授在《老學與中國德性政治史論綱》一文中，從政治哲學的高度和歷史發展的維度分析道家政治思想。他認為，政治與道德的結合為德性政治。德性政治包含四個層次，哲學思想、倫理道德、政治制度、社會形態。政治制度設計的哲學導向，構成了一定人群的基本行為模式，並最終指向德性之養成。中國德性政治以老子為始，老子以血緣之親來重建社會，回歸人的自然性，其後有黄老——法家德性政治，其與儒學德性政治最終合流為玄學德性政治，為外王提供了心性修養之内聖。後期則有理學德性政治之成熟，其仍有賴於老學為之提供術德，理學德性政治才得以具備行動能力。李教授最後論及重建中華德性政治的必要性。

香港浸會大學黄蕉風博士在《告别路徑依賴，建構大乘墨學》一文中集中討論了墨學在當代發展的可能性，認為墨學發展是“新子學”的重要部分，墨學智慧需要擺脱舊有思路，向更深層次的義理轉進，其目的就是建構公共場域内公共議題的現代化墨學。黄博士認為墨學大乘化有其自身的優勢，具備内在資源以回應普世文化的宏大命題，並給出回應方案和解決策略。表現在其能够對接全球倫理，能够參與宗教對話，能够充實國學體系。他認為，墨學的“大乘化”或曰“大乘墨學”可視為一種類似“比較神學”，大乘墨學有自信進入公共場域，建構一套脱離儒家言説傳統的墨家敘事方法。温州大學程水龍教授則着眼於諸子家訓文獻的整理，他在《諸子“家訓類”文獻與和諧的法治社會》一文中指出家訓類文獻在當代的現實意義。他認為，家訓為維護封建社會家族的穩定、團結發揮過重要作用，對家風、世風的良性發展影響很大，具有相當的誡勉功效。家訓中所藴藏的理性道德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諸多吻合之處。這些研究充分顯示了諸子國家治理思想的現實意義。

諸子治國思想的學理脈絡

與會學者還深入諸子思想的學術譜系，發掘其治國理念的歷史脈絡。華東師範大學陳衛平教授在《儒學培育踐行核心價值觀的歷史經驗》一文中，分别就儒學核心價值觀的結構與制度化問題展開討論，認為在漢代以後儒家是主導的意識形態，其核心價值觀由此就成了傳統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而儒家核心價值觀就是至今人們還在説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實際上是區分為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華僑大學楊少涵副教授就儒家政治哲學在古代的發展展開討論，其在《從中庸“政猶蒲盧”鄭朱注之歧義看儒家政治哲學的兩種路向》一文中，通過精緻的文本分析，指出《中庸》“政猶蒲盧”一語中“蒲盧”的解釋，鄭玄持蜾蠃説，引申為萬民需要教化而成為己民，而朱子則持蒲葦説，引申為立政治民如土壤中種樹，成長自然迅速。在這二者背後存在對政治的不同認識，鄭玄强調政治的根本是師法與禮義教化，而朱子强調政治的根本是依據仁的内在善良德性成德成善，這分别代表了儒家政治哲學的外在進路和内在進路。臺灣政治大學詹康副教授在《從韓非的臣道論君權穩定》一文中就韓非的君臣關係展開討論，指出韓非思想内部的矛盾。一般認為韓非是維護君權獨尊的，但是作者從一些未受重視的材料來分析，指出韓非並不主於維護君主，從大臣的角度來看，君主能輔佐則輔佐，不能輔佐則取而代之。詹教授細緻分析了後稷、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旦、百里奚、郭偃、華登、范蠡、吴起、商鞅諸人的出處進退，指出他們欠缺忠君觀念，其佼佼者能够覆滅王朝、推翻或者罷黜君主，韓非對這些人並不否定，而是認為如果缺乏明君在上，這些人輔助另外的明主取而代之是可取的。這對我們理解法家有非常大的啓示。

上海師範大學蔡志棟副教授在《儒家式和道家式：“新子學”政治自由論的兩種建構路向——以康有為和嚴復為中心》一文中，梳理了近代儒家道家兩個面相上的政治思路，他認為康有為從儒家的角度詮釋政治權利的古典根源，揭示了自主之權和先秦思想之間的内在聯繫，將權利理解為“名分”，又將之誤解為利益，大加撻伐。而嚴復則將楊朱和莊周等同起來，將“在宥”解讀為自由，將老子詮釋為民主之道，成為了道家自由主義的濫觴。康、嚴從不同角度展示了“新子學”詮釋政治自由的儒家式和道家式兩種典型路向。蔡教授還就當代道家發展與定位問題和陳鼓應先生展開積極對話。總的來看，此次會議在諸子政治學方面打開局面，初步顯示了諸子政治研究的重要性，為今後的諸子學研究開闢了一個新方向，可以説是“新子學”在研究領域的一個實際推進，是本次大會重要的成果。

諸子學深層價值的當代闡釋

本次會議深入討論諸子學深層學理和現實價值，就諸子學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聯繫展開研討。韓國國立江陵原州大學校金白鉉教授在《從“為學”與“為道”來試談“21世紀新東道西器論”》一文中，分析了近代以來東亞三國面對西方文化入侵的策略及其歷史命運，指出中國近代中體西用説所論的綱常名教是一種觀念物，一種意識形態，新儒家如唐君毅所提出的道德理性或道德主體則為一種新中體，而21世紀新東道西器觀就是要道德主體與認識主體的妙合，這樣的資源以先秦道家最豐富，表現為自然而然的虚靈之道的“神”。東南大學許建良教授在《新諸子學視域下的傳統“襲常”美德考》一文中，發掘道家襲常觀念的意義，指出老子和莊子都是非宇宙論的和宇宙關係論的，他們説的因自然就是對整體聯繫性的因襲，而表現為萬物這一觀念上，並可以拓展為人類與宇宙萬物和諧共存，這顯然不同於西方主流的人類中心主義思路，對於今天激活中華傳統美德極為關鍵。

中國社會科學院羅檢秋研究員在《清代思想史上的諸子學》一文中，從清代學術内部嬗變的視角分析了諸子學的邏輯演進，指出清代中期諸子學偏重校勘訓釋，嘉、道之後則借助經世之學漸入復興，晚清則成為西學東漸的橋樑，由附庸而蔚為大觀，成為近代新思想的重要資源。重視這一歷程對於諸子學融入現代社會具有現實意義。遼寧大學涂光社教授在《古代子學綜論管窺——儒、道互補的理論基石，務“雜”求“新”的拓展途徑》一文中，博引《莊子》《史記》、漢唐史籍和《劉子》論子學的材料，分析各家述評諸子的思想傾向，指出子學構成漢魏六朝隋唐政治和學術思想傳承的主流，道家之學與儒學在取向上確有内外和本末的互補關係。中國人民大學宋洪兵副教授在《先秦儒家與法家的三種成德路徑》一文中，認為先秦時代有三種成德路徑。一種是孟子的性善論由内而外的思路，强調“德”的内在根源。一種是由外而内的思路，以荀子循禮成德與韓非子循法成德的思想為典型代表，主張以外在的規矩來約束個體的道德行為，進而形成一種風俗和習慣。先秦諸家對於倫理問題的討論對於今天的道德建設仍然具有啓發意義。

北京師範大學李山教授在《孟子性善論的突破》和華南師範大學周熾成教授在《性樸論： 〈荀子〉與〈莊子〉之比較》中分别討論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主張，老問題有新觀點，承前啓後，發人深思。李教授認為，先秦時儒家人性論分新舊兩派。新派以孟子“道性善”為巨擘，舊派則以主“性惡”之荀子為代表。兩派之説，都可以從《論語》找到根據。縷析兩者理路之流變，可知孟子“性善”為創造型闡釋，而荀子“性惡”則系出於强辯的飾説，理論上並無新意。兩者的分别，直接影響到後來文化史的發展。周教授認為，《荀子·性惡》應該是荀子後學的作品，在劉向編輯的版本中夾在《子道》和《法行》之間，而這兩篇已被公認為荀子後學作品。荀子本人持性樸論，其典型論述是《禮論》的“性者，本始材樸”。《荀子》中的《勸學》《榮辱》《儒效》等都顯示了性樸思想。而《莊子》也主張性樸論，《馬蹄》明確説：“素樸而民性得矣。”在反對性惡論這一點上，《荀子》的性樸論和《莊子》的性樸論是一致的。不過，《莊子》認為樸之天性絶對完美，故其性樸論實際上是一種性善論，而《荀子》認為樸之性有善的潛質，但還不够完美，需要人為的努力來完善。華僑大學黄海德教授討論了先秦學術史問題，就《莊子·天下》和《漢書·藝文志》的學術分野展開討論。他認為，從學術的維度來考察，晚周學術實無百家，僅有諸子，而在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九流百家説是經學影響下的漢代産物。因而《莊子·天下》和《漢書·藝文志》是先秦與漢代學術的分野。此文對諸子學的基本問題做了深入探索，極富理論價值。韓國國立慶尚大學金炯錫教授在《咸錫憲之老莊觀》討論了近代韓國學者咸錫憲的老莊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德安博博士後在《執大象之道——〈道德經〉的意象分析》一文中，從海外漢學的方法論視角出發，討論了如何就意向理論分析老子，很有啓發性。

推動諸子學研究新格局

華東師範大學先秦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在大會閉幕式上指出，繼承和發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新子學”的基本觀點，我們這個時代尤其要尊重民族文化。古人講亡國不可怕，亡天下是最可怕的，因為歷史和文化都滅掉了。“新子學”反對任何形態的新經學化，認為經學化下的多元不是真正的多元，“新子學”就是要提倡真正的多元精神。在“新子學”的發展問題上，方勇認為，把諸子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作為中國思想的内在脈絡來把握，這就要求研究者突破學科限制，拓展研究領域，强化研究深度。諸子治國思想是一個有益的嘗試，需要繼續探索下去。諸子學是應世而發的學問，當代的諸子學研究要深入開掘中國早期的國家治理思想，不能無病呻吟，也不能坐而論道。他認為，不同的研究方向構成諸子學研究的良好佈局，全面呈現了諸子學的面貌。不同領域研究者之間要良性溝通，人員構成需要合理化，從而形成一個成熟穩定的研究團體。方勇還指出，“新子學”要抓住時代脈搏，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發揮更大作用。諸子學的發展，要適應時代，也要努力影響和引導時代。在這一過程中，諸子學界的學者和出版界、新聞界的同仁有責任把傳統文化經典中的内涵講清楚，傳播開來，從而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搭建橋樑，真正讓諸子學走進時代。

(原載於《光明日報》2015年6月8日“國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