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文

（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宋代孟子升格运动境域下王安石对于孟子的尊崇——以王安石诗歌为例

杨国文

（郑州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宋代孟子升格运动将《孟子》上升为经部，宋代成为了孟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中，王安石可谓是推动孟学发展的关键人物，并且在《孟子》官学化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孟子对于王安石其人及其诗文创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安石将孟子视为学习楷模与改革知音。王安石诗歌中将孔孟并举，王诗还经常化用孟子语，通过用字、用词、用事三方面对《孟子》一书进行接受。在宋代升格运动的境域下王安石对孟子的尊崇，对后世孟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安石；孟子；诗歌；接受

北宋是一个思想政治文化上都发生了剧烈变动的时代，政治统治需要强有力的思想支撑，在儒释道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儒家思想逐渐脱颖而出，占据主导地位。王安石作为改革者，敏感地意识到了孟子的独特价值。

一、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因生活于战国纷乱之际，孟子的仁政之说，根本无法施行。但孟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安石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受到了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称赞，欧阳修的《赠王介甫》一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文采赞赏有加，认为荆公诗歌足以与李白的诗歌相媲美。王安石在答诗《奉酬永叔见赠》中明确了提及“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表明自己将孟子作为学习的楷模，在王安石文学创作中孟子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需要关注的是“吏部”指代何人后人观点不一，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吏部”指谢朓，《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六中提到：“苕溪渔隐曰：齐吏部侍郎谢朓，以清词丽句，动于一时，长五言诗，与沈约友善，约尝谓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欧公所用乃此事，见《南史》。”胡仔借《南史》为佐证，谢朓曾为吏部侍郎，沈约曾称谢朓诗“二百年，无此诗”，由此胡仔推断“吏部”应为谢朓。 另一种说法是指韩愈，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卷上称：“以余考之，欧公必不以谢比介甫，介甫不应误以谢为韩也。孙樵《与高锡望书》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 欧公用此尔，介甫未尝误认事也。见《孙樵集》。”朱翌认为荆公并非是将“吏部”误认为韩愈，孙樵《与高锡望书》中将韩愈视为二百年来的文学奇才，正与“吏部文章二百年”之称相契合。

两种观点各执一词，都关注了“吏部”与“二百年”这两个关键点，研究此诗需要关注欧阳修自身经历与文学习惯。首先，个人经历方面，在欧阳修少时期喜得《昌黎先生文集》，爱不释手，此书乃是欧阳公的启蒙读物。欧阳修后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文学创作与诗文革新均受韩愈的影响。曾作《记旧本韩文后》追忆往事，欧阳公及第后，天圣九年（1031）去洛阳为官。此时，韩愈文章开始流行于世，形成了“学者非韩不学”之盛世。《赠王介甫》作于嘉祐元年（1056），在作文学韩的时代背景下创制，故欧阳修此处举韩愈为例颇为合理。其次，在文学习惯方面，遍检《欧阳修全集》，发现对韩愈的作品多有推崇：载有《唐韩愈罗池庙碑》、《唐韩愈黄陵庙碑》与《唐韩愈盘古诗序》等文。欧阳修的《唐韩文公与颠师书》一文：“盖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州……久之始迁吏部，而流俗相传，但知为韩吏部尔。”由此看来，“韩吏部”乃为流传下来的习惯性称呼。《集古录跋尾·南齐海陵王墓铭》中提及“尚书吏部郎”乃为谢朓官职，但欧阳修集中没有将谢朓称为“谢吏部”或直接称呼为“吏部”的记载。最后，回归到诗歌本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上句言诗，下句论文，对仗工整。欧阳修甚是推崇韩愈文章，王安石早期诗文之才都已经显露出来，欧阳修此言大有对王安石诗文才能的整体称赞之意。欧阳修此诗的“吏部”为韩愈一说，更为可信。

《苕溪渔隐丛话》与《猗觉寮杂记》都有明确的指出，王安石的答诗中所认为的“吏部”并不是谢朓，而是韩愈。韩愈在孟学研究这一领域中，身份极其特殊，可以说韩愈是唐代极力推崇孟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王安石并不像欧阳修一样极力推崇韩愈，其对韩愈的态度可以从他的诗歌中略见一二。王安石曾作《韩子》一诗专论韩愈，可借助此诗来探究王安石对于韩愈的态度。《韩子》中“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是对韩愈“惟陈言之务去”之创作理想的品评。荆公对于韩愈的接受，受时代风气所影响：宋代理学家普遍认为，儒家学统或道统自孟子之后便“学绝道丧”，故要为“往圣继绝学”。王安石在《奉酬永叔见赠》一诗表明了自己欲直承孟子的理想。韩愈在唐代高举儒学复兴大旗，但王安石并未直接从韩愈处继承了道统，而是将孟子视为直接学习的榜样。

二、《孟子》一诗觅知音

《文心雕龙·知音》言：“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自古知音难觅，文人有未能相识之恨。王安石曾作一首题为《孟子》的七言绝句诗：“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首联即写孟子魂不可招，难相知之痛。王安石欲招孟子之魂，与刘勰梦中想要随仲尼南行一样，欲追随圣人。颈联的“遗编”指《孟子》一书，不能与孟子相见，只能借助其书为媒介，进行心灵的沟通。颔联论及荆公自身，此句不仅是写给孟子，更是诗人心灵深处的呐喊。尾联回归于自我安慰，想来孟子应能懂得这种作为改革者的寂寥。此首诗作为咏史诗，未用长篇大论，而是将内心最真挚的感情注入诗中，简短的语言中蕴藏着他对孟子的倾慕与同情，以及抒发自身的孤独与寂寥之感。此诗作于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议变法，受到了诸多官员反对，均上书论荆公之罪。孟子之所以成为了王安石的异代知音，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类似的人生经历，产生了异代共鸣。孟子与王安石都作为改革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孟子在战国诸侯之间推广自己的学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在变法过程中推行新的改革政策。二人都在此过程遇到了莫大的阻力，孟子之说并不适应那个时代，未受到真正的施行，王安石变法在施行过程中受到了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孟子在纷乱的战国时代，提倡仁政，被当时认为是“迂阔”之人。王安石同样不被世俗所理解，作为孤独的改革者，只能寻找千年之前的孟子为知己，来慰藉内心的寂寥。当王安石受到公开弹劾、诬蔑与诽谤时，会用孟子之说来捍卫自已。也正是类似的人生经历，促使王安石在孟子身上寻得知音的影子。

二是，井田制给予了变法制度上的启蒙。宋代土地兼并成风，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亲眼看到了土地兼并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王安石作《兼并》一诗，集中体现了王安石对此现象弊端的深刻认知，通过凌厉的议论直指兼并之弊病。王安石对孟子的井田制颇有兴趣，在《发廪》一诗中提到“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兼并之风激化了社会矛盾，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井田制启发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在熙宁变法时期，并未直接推行井田制，而是吸取了井田制的合理之处，推行了方田均税法。可见王安石对孟子的接受是理性范围内的接受，井田制是为了适应相对低下生产力而产生，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考虑到了宋代的经济现状而制定。

三是孟子为王安石的思想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王安石从为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建立新的儒学道统以维系改革运动，在思想上充分的认可孟子的理论。王安石的人性论直接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杨孟》一文就是最好说明。《再答龚深甫论语孟子书》、《性情》、《原性》与《性说》都专论王安石的人性论，体现了人性本善与后天善恶有别的思想。孟子为王安石的思想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王安石将孟子思想进一步的阐发与传播。

三、尊孟在荆公诗歌中的多重透视

王安石不仅在诗中将孟子视为榜样，而且其诗歌多处提及孟子及其思想，体现其尊孟的立场。王诗对孟子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全面的接受，孟子其人作为先贤楷模，经常出现在王诗中。据粗略统计，《王荆文公诗笺注》中诗歌原文中出现“孟子”七次，“孟轲”两次，“孔孟”并举四次，共计十三首诗。“孔子”出现了十次，共计六首诗。从数量上来看，孔孟基本持平，孟子在王安石诗歌中与圣人孔子受到同等的关注。王安石诗歌好用《孟子》语及典故，这类诗歌数量十分可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接受情况：

（一）用字

《艺苑雌黄》称荆公诗歌最善用字，经常以“荒埭暗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自金陵至丹阳道中有感》）为例。“空场老雉挟春骄”与“苍苔挟雨骄”（《雨中》）中的“挟”字均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之所以被称为最善用字，是因为王诗在用此“挟”字，恰到好处的将“老雉”与“苍苔”这两种事物拟人化，诗中之景因一字而鲜活起来。荆公的“蔡侯东方来，取友无所挟”（《再用前韵寄蔡天启》）也用“挟”字。此挟字不同于上面两首诗的用法，此处乃用孟子的交友原则来赞扬蔡天启交友有度。经过上面两种不同用法的比较，王安石同用一字，却因诗而异，有的放矢，荆公作诗用字之法颇为考究。

（二）用词

王安石诗歌出现多次运用《孟子》中的语词，使诗歌增添别样韵味。《初去临川》一诗中的“安能养志似曾参”，“养志”一词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养志，即承顺父母之志，王安石借用此词，抒发因不能像曾子一样侍奉至亲而产生的苦闷的心情。王安石此诗尽是愁绝之意，似曾子般事亲乃是士人的美好理想，但诗人不得不离开故乡临川，离别之时，满是愁绪。“先生在野故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元丰行示德逢》）李壁注曰：“在野，出《孟子》。”在野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

（三）用事

《孟子》一书不仅宣扬孟子的理论，还有许多颇富哲理的故事，王诗《破冢二首》：“坟间夜半分珠玉，犹是当时乞祭人。”“乞祭人”的故事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下》，原文如下：“早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坟间，之祭者，乞其余。”王安石借用《孟子》中乞祭人来指代夜半发冢之人，《孟子》里的东郭坟还有祭者的挂念，而如今破冢满是荒凉，只有旋风与残草为伴，也只有发冢之人回到这里，寻找珠玉。全诗以古喻今，凸显了破冢之凄清与苍凉。“乘田有秩难逃责，从事虽勤感叹嗟。”（《发粟至石陂寺》）荆公当时在鄞县任上，发粟以救民，故此处用乘田事，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乘田为主要负责苑囿刍牧的官吏，孔子作为圣人，因贫而出仕，不因贱官而懈怠，为官称职负责。荆公以乘田事自比，勉励自己虽官卑禄薄，仍然要勤勉，为民务实。在王安石早期在地方为官，深知社会弊病，民生疾苦。其早期诗歌就显露出了要改变当时积贫积弱现状的宏愿，也为熙宁变法埋下了伏笔。除此之外，“昔在宋王所，皆非薛居州”（《戴不胜》）典故参见《孟子·滕文公下》“孟子谓戴不胜”，“虞人以招士，御者与射比”（《陆忠州》）出自《孟子·万章章句下》，此类典故较多，就不一一列举。

要之，王安石不仅早期就将孟子视为学习的楷模，在变法阶段更是将其视为知己。王安石亲自为《孟子》注疏，在熙宁变法中将《孟子》一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为孟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王诗中多次提及孟子，将孟子作为品评世人的行为规范，并化用《孟子》语及典故。王安石诗歌对于孟子的接受是整体上的接受，是一个逐步发展的接受过程。王安石是是推动宋代孟学发展的关键人物，其对孟子的尊崇对宋代乃至明清孟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广陵书社，1983（43）.

②（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141）：2274.

③（南朝梁）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0）：713.

［1］（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2］（唐）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3］（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5］（宋）王安石著.李壁笺注.《王荆文公诗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

［7］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8］（宋）朱翌.《猗觉寮杂记》［M］.扬州：广陵书社，1983.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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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文（1993-），女，河北保定，硕士研究生，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1），中国古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