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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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校刑满释放回来正是麦收时节。

过了两天，在烈日下抢收的男女社员看到他满头大汗，挑着沉甸甸一担土从村西走过来，就知道他正为修缮那三间破旧的土坯屋做准备。等他走到近前，地里的人们全都停下手上的活儿，直起腰和他打招呼：

“文校，等忙过麦口儿，借队里一辆双轮车拉呗。”有人给他建议。

“看样儿这苦头儿还没放下！”有人望着他那卖力的架势，有点夸张地赞许。

“嘿嘿，这肩膀有些年头没放这么重的担子了。”文校把担子放在路上，擦了擦汗和人们攀谈起来，“我先担着吧，等麦收忙过再借车拉。”

“赶紧吧，再不修你那屋就该塌啦。”

“可不是哩，里墙外墙和房顶都得上遍泥。”

“还认得这都是谁不？”

乡亲们七嘴八舌和他搭话，那情形不仅没有丝毫嫌弃半点歧视，更像面对一位打远方归来的游子。文校也没有任何不自在。他问一个闺女：“这是花梅吧？可认不出来了，我走的时候才这么高，还是孩子哩。”他用手比划着刚及腰间的高度。那神情和语气，好像这些年他不是在监狱劳改，而是去遥远的什么地方当兵或工作来着。

房屋不怕陈旧就怕空闲，一旦闲置，漏雨化雪，潮湿闷捂，就会使梁檩朽椽子烂，屋顶随之塌陷。位于学校西侧的那三间土坯西屋，还是他爹当年给文校留下的。这么多年没人居住维护，早已根基发碱，墙皮脱落，房顶上浓密的荒草足有半人高。要是有条件人家，一定会重新翻盖，王文校显然没这条件。好在他光棍一人，用上好的泥土掺上麦秸，将屋顶墙皮重新抹过，不跑风漏雨也就足以存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