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希东



“道德意味”·“宗教意识”与现代文学史建构*
——夏志清文学史叙述形态论

胡希东

“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是夏志清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视角，他的文学史叙述更多表现出对伦理道德，以及宗教对人束缚的反拨，他最看重反映人性善恶冲突和“原罪”意识，以及由此展开善恶冲突的作品；以“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来叙述文学史有其独特价值与意义，它对1990年代以来大陆以道德、宗教视角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有重要启示与开启作用。

夏志清;文学史叙述;道德批评;道德意味;宗教意识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西方汉学界深具影响的现代文学史著，至今还对大陆现代文学研究，以及现代文学史叙述造成冲击与影响。作为一文体史，其独特价值在于现代文学史建构原则上所表现出的独特性。由于著者所处的“西方”语境，以及“西方”知识体系，使得该文学史叙述表现出与同时期大陆不同的文学史叙述形态。从著者的知识背景看主要是“西方”文学，在攻读博士期间为英文系的优等生，“莎士比亚”、“美国文学”、“欧洲名著”是他在美执教期间的英文课程。在他进行现代小说史叙述时，“二十世纪西洋小说大师——普鲁斯特、托马斯曼、乔伊斯、福克纳等，我都每人读过一些”*夏志清：《原作者序》，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这种文学史经典的“西方”体系无疑成了夏志清先生观照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参照系，更主要的是，著者的文学史叙述原则与知识体系都源于“西方”，其中的“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就是其明显表现。

一

“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是夏志清先生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视角，这与西方道德批评有重要关联。在西方，道德批评是一种较为广泛，历史久远的文学批评，美国学者魏伯·司各特在《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指出：“当今实践的各种批评类型中，道德模式无疑具有更悠久的历史。柏拉图关心他的理想‘共和国’中诗人应有的道德影响，贺拉斯不仅注重诗的美感而且注重诗的功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如腓立普·锡德尼，也有类似的关注。约翰生博士，十八世纪理性‘常识’的巨擘，在《诗人传》中毫不迟疑地对论及的诗人进行道德方面的品评。麦修·安诺德为艺术的‘高尚的严肃性’的重大意义极力争辨。”*[美]魏伯·司各特：《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蓝仁哲译，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该学者在该著中明确把道德批评和心理批评、社会批评、形式主义、原型批评称为流行于当代西方批评界的五大批评模式。

据文学道德批评理论，文学作品对社会精神生活能够产生重大影响，文学的重要性不在于表达的形式，而在于表达的内容；文学必须寓教于乐。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从伦理道德方面对人们起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批评家的任务主要是揭示文学作品在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与意义。这种注重道德伦理的批评方法最早可溯源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经贺拉斯的《诗艺》提出的“寓教于乐”，再经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艺批评，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道德批评成为美国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批评流派，这就是以欧文·白璧德与保尔·摩尔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流派，该流派以维护清教徒和古典传统著称，但随着白璧德与摩尔等的相继去世，道德批评流派逐渐解体，但这种注重社会伦理，以道德标准评判文学作品的批评方法为不同的批评家们广泛运用。道德批评为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视角：(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评析文学作品，把“善与恶”的冲突看作是贯穿古希腊到现代的一切伟大文学作品的共同线索，把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看作是“善与恶”斗争在某方面的反映；(二)从宗教视角评论文学作品；(三)分析作品的教育感化作用和认识价值，即着重探究作品所要阐发并感化读者的思想信念，以及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程度和意义。*金哲等主编：《当代新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92—494页。文学道德批评对夏志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却有自己的选择，他吸取更多的是伦理道德的善恶冲突与“宗教原罪说”，而对道德批评的说教更多的是摒弃，正如王德威先生对此的评价，这呼应了布鲁克斯的名言：“文学处理特别的道德题材，但文学的目的却不必是传道或说教。”*王德威：《重读夏志请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第三版导言》，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可以说，道德批评的善恶冲突与“宗教原罪说”成为夏志清先生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视角。

文学是人学，对人、人性善恶冲突，以及人的终极精神的探讨与诉求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表现，因此，夏志清先生文学史叙述的道德批评应有他的合理性。他认为，中国现代小说大半都写得太浅露：“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这不仅是心理描写细致不细致的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小说家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相反，西方文学三大黄金时代的杰出作家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留给后世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同时，这些作家们都正视人生，都带有一种宗教感。在他们看来，人生是一个谜，仅凭人的力量与智慧，谜底是猜不破的。这种宗教意识在基督教传统里的西方作家身上都存在着。以此为参照，夏志清得出中国现代文学之肤浅，归其原因实是中国现代作家缺乏西方作家强烈的宗教意识，他们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而其潜在原因则是现代中国人“摒弃了传统的宗教信仰”，推崇理性，所以写出来的小说也显得浅显而不能抓住人生道德问题的微妙之处。*夏志清：《原作者序》，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2页。

夏志清并用这一观念来返观传统，在他看来，传统中国人最多逃不出的是“因果报应”、“万恶淫为首”这类粗浅的观念，因此，“中国文学传统里没有一个证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在他看来，仅凭这些观念要写出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作品里令人深思的道德问题来，实在是难上加难。根据以上对照，他得出如下结论：“我国固有的文学，在我看来比不上发扬基督教精神的固有西方文学丰富。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当然也比不过仍继承基督教文化余绪的现代西洋文学。”*夏志清：《原作者序》，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他继续论述道：“我们一想到二十世纪的西方伟大小说家时，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他们各人不同的想象世界，不但景色人物跃跃欲生，而且每一个世界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道德问题和七情六欲。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其他的优秀作家，因有其个人特有的优点，对严肃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贡献，虽功不可没，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对现实素材的吸取，实在是大同小异的。他们全不外是讽刺社会的人道主义写实作家。”*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72、133—134、406、231—232、117页。

二

“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是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整体观照的出发点，而他也用这两大尺度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具体解剖。他对鲁迅的《祝福》从“宗教”中的“信仰”与“迷信”给以叙述：“《祝福》是农妇祥林嫂的悲剧，她被封建和迷信逼入死路。鲁迅与其它作家不同，他不明写这两种传统罪恶之可怕，而凭祥林嫂自己的真实信仰来刻画她的一生，而这种信仰和任何比它更高明的哲学和宗教一样，明显地制订它的行为规律和人生观。在这个故事中，她所隶属的古老的农村社会，和希腊神话里的英雄社会同样奇异可怕，也同样真实。‘封建’和‘迷信’在这里变得有血有肉，已不仅是反传统宣传中所用的坏字眼。”*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72、133—134、406、231—232、117页。。对郁达夫亦以“宗教”、“道德”评价：“波德莱尔的颓废只能用基督教义来解释，郁达夫的罪恶和忏悔也同样只能用他所受的儒家教化来了解。”并指出唯有郁达夫“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72、133—134、406、231—232、117页。。他评价张爱玲的《金锁记》：“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72、133—134、406、231—232、117页。他用“道德”的视角来解剖左翼作家张天翼创作手法的独特性：

不过这种紧凑的写实手法不仅是外在的，而且也有一种严肃的道德异趣。正因为张天翼对于左翼的文艺观，趋附从不置疑，这种道德上的承担，使其成就更属卓越。我们几乎可以在张天翼身上，发现到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创造者，他将他那一时代那种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视为理所当然，不过仍旧能够利用它，来作为一种媒介，借以反映作家对于道德问题的感受。他大多数的作品，对中、上阶级加以讽刺，可是悉能超越宣传的层次，进一步达到讽刺人性卑贱和残忍的嘲弄效果。这种道德上的“视景”(vision)，尽管和左派的社会分析相呼应，实际上是作者才华高人一等的明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72、133—134、406、231—232、117页。

夏志清对许地山的叙述更表现在“宗教”尺度上，在他看来，许地山与他同时期作家最不同的一点是他对宗教的兴趣，他所关心的是“慈悲或爱”这个基本宗教经验，而他的所有小说都试图要让世人知道，这个经验在生活的世界中是无所不在的。这种宗教经验正是夏志清用来解剖小说《玉官》的重要视域。夏志清称《玉官》“是一篇小小的杰作”，他对人物玉官评价道：

从她的许多美德和弱点来看，玉官实在是个传统的中国妇女的典型。即使在她最后觉醒之前，我们拿任何伦理规范来评论她，她都算得上是个很好的人。她是一个传教士，作者自然可用一套宗教上的善恶标准去衡量她的一生。但要紧的是，这个宗教观点，在小说里并没有替代了中国人一向遵守的道德标准。正因为作者同时采用这双重的尺度，我们才能充分了解到她深厚的人性。*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72、133—134、406、231—232、117页。

夏志清这种“道德”、“宗教”意识对作家、作品，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解剖达到相当的深度。显然，夏志清还不愿仅仅停留在具体作家、作品层面上，他进而用这一视角来反思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并与许地山及其《玉官》对照：

大部分的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这一个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在这方面《玉官》算是个成功的例外。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瞧不起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因此对他们来说这篇小说像是对基督教传教士言过其实的赞美。然而《玉官》并不全是一篇替基督教说话的作品：它的女主角彻头彻尾是个中国人，而且也缺乏理解基督教中心教义的知识能力。值得我们注意的重心是，许地山在这篇小说里很成功地采用了理解人生的宗教观点，超越了当时文学作品中流行的人道主义和“义愤填膺”的情绪。比他同时代作家里头的沈从文，只有沈从文具有同样的宗教意识。然而与玉官不同的是，沈从文笔下的大部分人物都是生活在天生的纯洁无邪这个本能的层次上的，他们是尚未投身于善恶斗争中的田园人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118页。

刘绍铭先生曾将夏志清对许地山及对《玉官》的叙述与大陆同时期王瑶、丁易、刘绶松对许地山的描绘进行对照，进而指出夏志清第一个发掘《玉官》这一小说的重要性。在刘绍铭先生看来，发掘《玉官》的独特价值的是夏志清；王瑶、丁易、刘绶松的文学史著虽有一定的篇幅介绍许地山，但没有提《玉官》；台湾刘新皇、尹雪曼、周锦等的新文学史著也只有许地山简短的介绍，也没有提《玉官》。刘绍铭指出：“许地山在文学研究会的地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地位，如果没有《玉官》这个别具一格的故事来证实作者的才华，将会大打折扣。”*刘绍铭：《经典之作——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引言》，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并进而肯定夏志清发掘文学史经典及他文学史叙述的独特意义。

三

显然，夏志清以“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来叙述文学史有它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在这里值得反思的是，以“道德意味”、“宗教意识”为旨归的文学，以及以此视角进行文学史叙述究竟有何独特性？其准确性、合理性程度究竟有多强？“道德”本属伦理学范畴，在汉语语汇中，“道”多指道路之意，如《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后进一步引申为人应遵循的规律、准则。刘师培指出：“盖道路之道，人所共行，故道德之道，即由道路之道引伸。”*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德，通“得”，意指人的品性、德行，《说文解字》有：“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有学者将之做如下解释，所谓“内得于己”，即反省自我，端正心性，使个人内心具有善之品性；所谓“外得于人”，就是在内心确立正直原则、端正心性修养基础之上，身体力行，使内心正直原则约束自己的行为，即端正内心修养，并身体力行，即为“德”。*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老子曾述及道德：“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成之孰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魏)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6—137页。刘师培先生亦指出道德之形成与内涵：“夫人之初生本无一定奉行之准则，风俗习惯各自不同，则所奉善恶亦不同。一群之中，以为善，则相率而行之，目之为道，习之既久，以为公是公非之所在，复悬为准则，以立善恶之衡。一群人民以为是，则称为善德，一群人民以为非，则称为恶德。”*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由此可见，道德主要意指人们通过善恶冲突来调整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准则，以及行为规范等，而这些正是文学所反映的重要内容，因此，以道德为视角来评判文学有其合理性。比如，孔子评《诗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赞《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评《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评《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孔子论文的基础，即是道德：“志于道，据以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再看荀子对音乐的评论：“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荀子·乐论》)这种道德批评风尚对中国后世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对于道德而言，宗教表现为人类的精神信仰，它多表现为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具体表现为对上帝、神灵的崇拜。在中国传统语汇中，“宗”即为在室内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尊崇之意，《说文解字》：“宗，尊祖庙也。”“教”有教育、教化之意，《说文解字》有：“上所施下所效也。”《国语·周语》有：“教，文之施也。”因此，中国语汇中的“宗教”，有神道教化之意；《礼记·祭义》有：“合鬼与神，教之至也。”有学者指出：“对鬼与神的信仰与崇拜，是教化人民的至理，从而也就是宗教的根本道理。”*李兰芬：《试析对宗教本质的哲学理解》，载李志刚、冯达文主编《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开拓》，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45页。但“宗教”一词主要源于西方，英语为religion，由拉丁词“re”和“legere”演变而来，意思是“再”和“聚集”，它主要指为了同一信仰，同一信念而聚集在一起，比如，对上帝、神灵的敬奉而聚集在一起。宗教反映了人们对上帝、神灵的崇拜和对终极信仰的探求，据西方宗教观念，人都具有原罪意识，人都希望摆脱自己的原罪获得救赎，或皈依上帝从而获得生命的永恒与意义。

以上由人身上所具有的道德善恶冲突，以及人身所具的宗教信仰、原罪之说，等等，这些都是文学所反映的重要内容，因此，以道德、宗教视角来观照文学，并以此作为重要评判标准有其合理性。而后来，在西方更进一步演化为文学的道德批评范式。因此，道德批评有其合理的中西文化渊源与历史背景，作为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的道德批评就是在这传统范围之内来展开他的文学史叙述，而他吸取更多的还是西方文学道德批评范式。夏志清文学史叙述的“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有他的独特性，他更多表现为对伦理道德，以及宗教对人束缚的反拨，他最看重那种反映人性善恶冲突，反映人性中“原罪”意识，以及由此展开的善恶冲突的文学作品。看他对周作人《人的文学》的评价即可窥见一斑。有关文学革命的评价，他指出：“有关新文学道德方面、心理方面的问题，胡适却没有做过阐释工作。周作人在这方面做了补充的工夫。”*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50、51页。那就是周作人《人的文学》，该文认为人是有灵肉二重生活的，这表现于文学上成了两派：祟尚理性的文学多为政治与宗教服务，抑压人的情性；描写人类本能的文学，则每每陷入色欲、暴力和幻想的渊薮中。这两派文学中的任何一派，都不能把人性的全面刻画出来。这些文学样式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占着多重的地位：表扬封建思想与道德的“奴隶”书类，色情狂的淫书类，迷信的鬼神书类，歌颂江湖侠盗的强盗书类，才子佳人书类，等等。*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50、51页。在周作人看来，这几类文学作品都会妨碍人性的自然发展，应该排斥，而这也是夏志清推崇《人的文学》的实质所在，他认为：“周作人在这篇文章说的话，大概与十九世纪西方写实文学所揭橥的目标相仿，不过他确是把当时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人道精神记录出来了。同时，我们也可从此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种更能适合现代人需要的、足以取代儒家伦理观的思想。因此，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实在可以看做是现代中国文学成熟时期的开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50、51页。但在夏志清看来，文学革命所带来的成熟作品并不多，因为当时能够站稳立场，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左右的作家实在不多，“在道德问题的探讨方面，中国现代作家鲜有人能超越其时代背景的思想模式的”。该文立论虽有见地，但“读后总觉得周氏热心倡导的，仅及于道德上能促进人类幸福的文学而已，对于在伦理上与他观点不同的作品，他就不愿提倡了——虽然这些作品所关心的问题，是极其严肃的道德问题”*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50、51页。。因此，对该文把现代文学最终引向为时代、为社会、为人生表现出排斥态度。

显然，夏志清文学史叙述所表现的“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是基于人类的普遍真挚情感，对道德的说教以及对宗教束缚人性给与反拨来立论的，因此有其重要意义。仅就宗教而言，该文学史指涉的宗教主要指基督教，其经典为《圣经》，曾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1800年以后，它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化现象而广泛向世界各地传播与扩散。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中国并非像佛教那样畅通无阻，王本朝先生对基督教传播于中国的过程有如下叙述：“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的交流有参与的极大热情，有‘取经’、‘译经’的主体行为。中国文化面对基督教既缺乏热情，也没有曲折的‘文化取经’故事，参与‘译经’的也寥寥可数。传教士对基督教的言说取垄断政策，天主教比基督新教更古板，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播直到19世纪才出现，中国没有出现近似于西方哲学阐释学的解经学，传教士有阐释霸权，哪怕是调整传教策略也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不是受到中国文化的威胁。”因此，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远不及佛家那么久远与深刻，这从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态度即可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也缺乏积极性，因为基督教信仰与传统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上都有巨大的差异，放弃传统文化去信仰基督教，这对他们而言不是得到心理安全，而是会有更大的心理危机。这与佛教不同，它可以做到兼容而伸缩自如，基督教的排他性要中国知识分子放弃自身的文化传统，这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无论是基督教信仰或是基督教知识分子而言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无论是基督教信仰或是基督教知识在中国思想文化上都没有被充分展开，而是被相互遮蔽着。”*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由此可以想见基督教渗入现代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形。尤其是现代中国身处民族灾难、社会动荡之时，启蒙、救亡、阶级、民族、国家等才是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因此，当本身带有殖民色彩的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现代中国，人们最关注的还是那些能使现代中国摆脱被殖民、被侵略命运的器物文化与制度文化，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因此，现代中国并没给虚无缥缈的宗教留下丰厚的土壤，现代中国文学关注更多的是启蒙、救亡、阶级、民族、国家，等等，因此，以宗教视角观照现代中国文学其准确性与合理性程度实值得反思！应该说，宗教，只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资源。因此，要认识现代中国文学，建构现代文学史，它还存在着远比宗教更重要的、更多元的切入视角。但客观地说，夏志清的“道德意味”与“宗教意识”这种标准价值尺度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相对于人们已经厌倦同时期大陆、台湾以政治意识形态去建构现代文学史而显示出夏志清文学史建构的独特价值与意义。这对1990年代以来，风行于大陆，以道德、宗教视角来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有重要启示意义与开启作用。

(责任编辑：李亦婷)

Moral Means or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and the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Construction — On the Form of C.T.Hsia’s Literary History Narrative

Hu Xidong

The moral meaning and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are important angles about C.T.Hsia’s literary history narrative.His literature history narration is to show the restraint that the morality and the religion to human,He valued the most works that reflect human nature conflict, reflect the human original sin consciousness, and thus exp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good and evil. C.T.Hsia’s literature history narration is of uniqu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It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velation and opening function that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studied by the angles morality and religion in China since the 1990’s.

C.T.Hsia; Narr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Moral Criticism; Moral Means;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2016-01-06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文学观念的历史转型与现代文学史书写模式的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1YJA751022)的阶段性成果。

I206.7

A

0257-5833(2016)04-0171-06

胡希东，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四川 成都 61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