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寒秋

在过去的2015年里，已经过世多年的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成为经济领域的热门人物。由其弟子柯兹纳撰写、朱海就翻译的《米塞斯评传》推出，带有自传性质的《米塞斯回忆录》推出中文译本，其世纪巨著《人的行为》也在这一年推出了中文简体版。

过世多年的米塞斯缘何掀起出版的热潮？其对经济问题充满穿透力的洞见是一大原因。米塞斯提出了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理论，同时排斥数理分析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如今，当我们重新回望米塞斯的时候，不能不折服他的勇气和洞见，毕竟，过去几十年中不断出现的国际货币危机、股灾、房地产泡沫及全球金融动荡，数理经济学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米塞斯与奥地利学派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年9月29日-1973年10月10日），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卓越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

米塞斯与熊彼特、韦伯等都是同辈人，生长在奥匈帝国日薄西山、不断衰落的环境里，充分体会到弥漫在整个欧洲的悲观情绪。当时整个奥匈帝国的主流学术就是繁琐考据、陷于书海的历史学派，以经济史家施穆勒为偶像，方法论上极为陈旧。米塞斯在维也纳大学接受了这一套训练，觉得索然无味，直至偶然遇上名师庞巴维克。后来米塞斯回忆说，德国历史学派“没有提出过哪怕一个思想”，所以在科学史上，“它连一行都没有留下”。

庞巴维克是奥地利学派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秉持了奥地利学派开创者门格尔的演绎思维模式。当时，初创的奥地利学派远非主流，所以参加庞巴维克讨论班的人并不多，但日后其中倒是涌现出多位经济学大师例如米塞斯和熊彼特。当时课堂上比较活跃的两个学生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鲍尔与希法亭，都抱着捍卫马克思的决心来向庞巴维克发起挑战。

庞巴维克未必完全说服鲍尔与希法亭，但至少对他们产生了重要影响。鲍尔在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后担任外交部长，他努力在左右之间做着平衡，直到1934年纳粹势力崛起才不得不流亡巴黎。米塞斯感慨说，正是当时鲍尔“克制的态度成了决定维也纳命运的关键因素”。而希法亭后来写出《金融资本》得到列宁赞誉而名声大噪，被认为是“第二国际权威理论家”。希法亭在后来从政期间坚守改良主义，延缓了奥地利陷入灾难的时间表。

米塞斯比他们都要冷静得多。米塞斯很懂政治，但并不想从政，只想继承和发扬庞巴维克传统，在大学里授课和开设讨论班。米塞斯长年都只是大学里的编外教师，不怎么拿工资，以私人的名义开设讨论班却引来大量年轻人。

米塞斯在维也纳的讨论班坚持了十几年，成为日后蓬勃壮大奥地利学派的摇篮。从名单来看，经常参加讨论班的不仅有哈耶克、马克卢普、摩根斯坦恩等后来成名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吸引来现象学家舒茨、历史学家沃格林以及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预言大萧条

1918年一战结束，奥匈帝国因战败而不得不解体，米塞斯兼职成为奥地利赔偿委员会联盟董事。国家分裂这件事表面上并没有影响到米塞斯的讨论班，但在思想上实有重大意义。

米塞斯对十月革命的路径再了解不过，现在又不得不直面社会主义思潮对奥地利经济社会的改造。米塞斯在1922年出版了《社会主义：一个经济学与社会学分析》。这本书力图在逻辑上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无效性，成为日后学术史所谓“社会主义大论争”的先导，也对青年哈耶克产生重大影响。

刚刚应付完这件事，奥地利很快又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问题。米塞斯对滥发货币来解决经济危机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再熟悉不过，他知道新一轮战役又来了。米塞斯抓紧时间投入货币与信用问题的研究和写作中，写出重要论文《货币单位的稳定》。经过他和一些学者几年不懈的呼吁，奥地利终于恢复预算平衡，停止通货膨胀。未等米塞斯喘口气，银行危机接踵而至。米塞斯又鼓起勇气，写出名作《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对经济社会的悲观情绪从未在奥地利消失。每当这种情绪变得浓重，政府就会想着多做一点事情来干预经济。米塞斯深知，这样一来反而会对奥地利带来更深重的灾难。所以米塞斯一直在用写作来抗争，从一个战场转向另一个战场。我们时常能在米塞斯的写作中看到“官僚体制是一种恶”之类惊人之语。通过这本回忆录，对米塞斯的处境多一些同情，这样强硬的句子便不再那么难以理解。米塞斯最终还是感叹，虽然自己竭尽全力，也只是让灾难晚一点到来而已。

1913年至1934年，米塞斯曾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无薪讲师（直接报酬来自学生学费）。其间，米塞斯在维也纳主持过一个多年的私人讨论班，后来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茨马克卢普、奥斯卡摩根斯特恩、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理查德冯施特格尔、阿尔弗雷德许茨、菲利克斯考夫曼、埃里克沃格林以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等，都曾参加过这个讨论班，深受米塞斯思想的影响。

在讨论中，米塞斯就正确预言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维也纳思想界，米塞斯的实际影响甚大，他的朋友曾称他为那个时代“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

最彻底的市场放任自由

“面对不可避免的巨大灾难，人们将怎样生活？这是一个关乎性情的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私下完成的回忆录中发出如此“天问”。

那是1940年，米塞斯人生中最为艰难、绝望的一年。为了躲避纳粹上台后针对犹太人的迫害，米塞斯先是于1934年来到日内瓦的国际研究院任教。1938年，他与自己苦苦追求了13年的玛吉特结婚（在米塞斯身后，正是玛吉特将他的手稿整理并出版，才使人们有幸读到这份珍贵的记录）。1940年，希特勒的侵略战争已经波及欧洲，他被迫再次逃亡，这次的目的地是美国，一个他将在那里黯然度过其后半生的国度。

米塞斯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过短期客座讲席，但最后没有一所知名大学接受他。当时，全世界正处于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代。米塞斯的思想和主张显然不合主流，故他不能为任何美国的学术组织所聘用。

直到1945年，米塞斯进入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虚职，但当时的纽约大学也拒绝给他薪水，之后他的薪水一直是由基金会提供。在纽约期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著书立说，吸引了少量的青年人，许多参加米塞斯讨论班的人后来都成了美国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米塞斯到美国时，已经接近60岁了，在艰苦和窘迫的环境中仍然笔耕不辍，米塞斯坚持并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并反对当时流行于经济学中的实证方法以及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在理论上，米塞斯坚持最彻底的市场自由放任，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不仅反对中央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而且反对主张国家有限干预经济的芝加哥学派。

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92岁。米塞斯逝世后，他的妻子玛吉特引用了米塞斯曾引述的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的一段话，认为它能最好的描述米塞斯的个性：“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在发出那个“天问”之后，米塞斯以近乎悲壮的姿态，这样回答自己和世人：“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按照惯例，选择了维吉尔的一句诗作为我的座右铭：不要向邪恶低头，鼓起更大的勇气，继续与之对抗……我愿意去做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做的任何事情。我不会倦于诉说我认为正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