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铁新，王 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休闲限制的研究逐渐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到综合，并深化为模型与机制探究。休闲限制是指“对休闲活动产生不利影响的任何因素，包括阻碍人们参与休闲的自身、外在的因素，削减活动频率、强度和持续性的因素，以及那些降低休闲活动质量的或满意程度的因素。”[1]。Crawford和Godbey将休闲限制分为自身限制、人际限制和结构限制三类，并提出休闲限制阶层模型。该理论认为，休闲限制的基础层次是自身限制，中间层次是人际限制，最高层次是结构限制。个体参与活动需要克服一层或所有层次的限制。自身限制是最基础的层次也是影响力最大的层次，而结构性限制的层次最高却影响力最小[2]。我国学者邱亚君提出了休闲限制的四维结构模型，在原有三层次结构的基础上增加了体验限制，并且认为统领休闲限制的因素是文化因素。2008年邱亚君结合锻炼行为的跨理论模型，将休闲限制加以融合提出休闲体育行为发展阶段限制模型，并设计了休闲体育限制因素测量问卷[3～5]。对休闲体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国内外学者颇多，而以中年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却相对较少。赵青对成都市区中年人群休闲体育现状进行了调查。作者从休闲活动、休闲体育消费、休闲体育活动场所、休闲体育活动目的、休闲体育活动满意度、休闲体育影响因素及休闲体育期望七个方面对成都市民进行了描述[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