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善

[摘要] 韩国古典诗话中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的认识，主要包括对李白、王羲之文艺的高度评价，对女诗人李清照的认识与评价，与王士祯交流中的诗文品评等三个方面。首先，朝鲜文人推崇李白的诗才与王羲之的书法艺术，以李白的诗作为诗话的重要素材，善于借用李白的诗句。其次，朝鲜文人持有一女不事二夫的传统观念，对李清照的失节行为批评严厉，看待李清照的眼光比中国文人还要保守。最后，通过描述朝鲜文人与山东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过程，描绘了朝鲜文人眼中的王士祯等异国文人形象，并且朝鲜文人正确地指出了王士祯诗论的特征。

[关键词] 韩国古典诗话；山东文人；文学交流；女诗人

[中图分类号] 1312：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5）04-0020-06

中韩两国同属汉文化圈，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及历史上的各种因素，长久以来在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多样的文化交流。尤其是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具有相似的文化特性与独特的地域文化，维持着长久的友谊。

最近，与韩国有着密切关系的山东地区备受关注，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重要论著，这些论著以山东半岛登洲港为中心，考察了朝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的友邻关系，并正确描述了明代中韩交流的友好历史。本文以现有的各项研究成果为基础，以韩国古典诗话为主要文献，旨在重新审视中韩文学交流的盛况。从韩国古典诗话中可以找到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及其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诗话也记录了双方在文学交流过程中进行诗文品评之事。

在此，我们主要考察朝鲜文人与山东文人的关联性，以中国文学史上评价较高的李白、王羲之、王士祯、李清照等山东地区的著名诗人，以及明确标明为山东人的郑善甲、黎民表等文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论述。通过对诗话文献中与这些诗人相关的记录进行整理和分析，阐明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的认识及其原因、特点。如果说之前的研究聚焦于登洲港，重点考察山东与朝鲜半岛的关联性，那么本文将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以韩国古典诗话为考察对象，多角度分析山东文人的不同层面。

一、对李白、王羲之的品评

朝鲜文人在其诗话中对山东文人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在此，主要以李白、王羲之等人为中心，考察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及其作品的评价。李白的出生地本非山东，能否把李白看作山东文人存在异议。不过，李白在36岁时移居山东任城，居住时间达23年之久，因而笔者认为李白也可以视为山东文人。虽然无法断定李白诗何时传人朝鲜，但是朝鲜的第一本李白诗集是高丽时代崔惟清编的《李翰林集注》，这本集子现已很难找到。朝鲜朝的建国理念是“斥佛崇儒”，李白因受到道佛仙感化，加上自由奔放的性情，与高丽时期相比，朝鲜朝对李白的评价稍显下降趋势，不过这与诗人的才气优劣无关。李白与杜甫一起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作为伟大诗人，至今难分伯仲。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摸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从上述文字可知，李白以奇文著称，与杜甫一起被誉为“李杜”。这里明确指出李白为山东人，把李白与杜甫放在一起，可见作者对山东文人是非常钦佩的。《东洋诗学源流》强调李白在乐府歌诗方面“风调清深”，律切“脱弃凡近”，可与杜甫相比。这种认识在李睟光的文论中也出现过，“乐府汉魏尚矣，齐梁以上工矣。唐则唯李白最佳，降而宋则绝无此体，诗道之不复宜矣。”

朝鲜文人推崇李白的诗才与诗名，并以此作为诗话的重要素材。具体来说，引用李白诗中的一两个诗句，或合并成一句，或变相地诗化。徐居正的《东人诗话》中就有这么一段论述：

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李政丞混《浮碧楼》诗：“永明寺中僧不见，永明寺前江自流。山空孤塔立庭际，人断小舟横渡头。长天去鸟欲何向，大野东风吹不休。往事微茫问无处，淡烟斜日使人愁。”一句二句本李白“凤凰台上凤凰游，风去台空江自流。”……（中略）……七八句又本李白“总为浮云蔽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句。句句皆有来处，妆点自妙，格律自然森严。

徐居正记载，李混在写《浮碧楼》时，引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中的几个诗句展开诗思。如果说李白把登凤凰台时的感慨寄于“江自流”，那么李混则搬出永明寺这个特殊空间进行巧妙的变化。李混并非盲目照搬李白的诗思，而是巧妙地加以引用，因而能达到格律“自然森严”的境界。如此这般，对于朝鲜文人来说李白诗是推崇与憧憬的对象，文人在进行写作时有意无意地借用李白的诗句。次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的作品在当时也被高丽文人广为流传。

延祜间一斋权侍中、益斋李侍中同登南州多景楼。益斋日：“昔王荆公、郭功父同登凤凰台，次李白诗韵，功父诗名由是大播。今吾二人虽才非王、郭，同游胜地，不可无诗。”一斋忻然，各用古韵一篇。

上述记载表明，王安石与郭祥正曾登凤凰台次李白诗，从而得以诗名远扬。当时李白的诗名极高，致使次李白诗的王、郭也能受到较高的评价。李齐贤与权汉公登多景楼，谈到郭祥正次李白诗之事，期待自己的次韵诗也能够得到人们的肯定并能够诗名远扬。

总之，在朝鲜文人看来，李白是一位具有卓越诗才的诗人。柳成龙在《西压论诗》中主张，“诗当以清远冲澹、寄意于言外为贵”；认为在古今绝句中，李白诗具有“千万里不尽之意，卓乎不可及”。可见，李白感化了朝鲜文人，他们甚至于把李白的诗歌作为判断诗歌优劣的评判标准。

韩国诗话不仅以李白诗的练琢、含蓄、次韵为主要内容展开诗论，而且还谈到了山东出身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羲之乃山东临沂人，韩国诗话在谈到王羲之时，没有指明王羲之为山东人，以此能够窥见朝鲜文人对中国书法的认识。

凡艺技五十以后始成熟。早而熟，未必然，虽熟无长远味云。士用常拈千古名笔七人，日程邈、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我东三人，日金生、安平大君瑢、韩石峰濩云。

上述文字出自李奎象的《并世才彦录》，说的是李奎象与黄土用以笔法为题互相交流之事。黄土用自小专攻学问和书法，最终成为书法大家。他认为，50岁之后的艺技才能达到纯熟的境界，值得长时间玩味。有趣的是，黄士用论及千古第一书法家时，提到了中国古今第一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等著名的书法家，还把朝鲜的安平大君、韩石峰等书法家与这些中国著名书法家相提并论。事实上，王羲之的笔法对朝鲜书法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后期的书法家黄士用把中国书法家与朝鲜书法家并列起来谈论，可见其对朝鲜书法的自负。

与黄土用相反，朝鲜中期的许筠则对王羲之的笔法评价极高。这一事实可在南龙翼的《壶谷诗话》中得到证实。壬辰倭乱后，监试小科久废不行，至辛丑年重设，各方人才施展才华，随之名作辈出。许筠在监试小科中看到由试官推荐的洪千璟《早朝大明官》，叹到“我所得则李太白诗、王羲之笔也”。继而谈到诸多山东文人的优秀。当时朝鲜也有很多大文人、大书法家，可许筠却以李白与王羲之比之，可见许筠具有牢固的中华中心主义思想。

二、对李清照的品评

在韩国古典诗话中，朝鲜文人对山东济南出身的女诗人李清照品评也颇多。众所周知，李清照为宋代著名词人，具有杰出的诗才。18岁时与金石家赵明诚结婚，赵明诚死后，又与张汝舟再婚，却因张汝舟的背叛而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李清照用一生来抗拒儒教对女性的束缚，认为女性与男性没有不同，具有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

中国自提出“夫死不嫁”观点以来，与古代的贞节观念相联，提倡寡妇守节，但这仅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的社会文化制约却并非十分强大。秦汉以后，寡妇改嫁之事不在少数，唐代皇室公主成为寡妇之后再嫁者达28人之多，由此推论，民间的改嫁者会更多。宋初的女性再嫁现象绝不比前代少，也几乎找不到儒学家对寡妇再嫁现象表示蔑视的记载。

从中国当时对李清照这位闺阁诗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士人对女性再嫁现象较为宽容。如朝鲜诗话书《诗话类聚》收《李易安词》一条。《诗话类聚》一书并非以朝鲜文人的评价标准展开的原创诗论或诗评，而是全文照搬了中国诗话书《古今事文类聚》，未经过任何加工。这一资料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文人对李清照的认识。中国文人认为，李清照是“近时妇人”中最“能文词”者。诗作评价上，举出李清照的《小词》、《九日词》等词作，强调“非妇人所能及也”；人品评价方面，只谈论与张汝舟再婚、夫妻不和之事，对其再嫁问题没有作任何褒贬。

洪翰周在《智水拈笔·妇女诗人》一条中评价道：“宋之易安居士李清照，赵明诚之妻也。词品为宋代绝唱，亦能鉴赏书画，名于一世。”又在阐明词之根源的《词》一文中，认为词之鼻祖乃唐代李白，至宋时词体渐丰，李清照被评价为近时闺阁妇人中善词者。洪翰周高度评价李清照的文学成就，却未谈论其失节行为，似乎洪翰周对寡妇改嫁之事态度较为开放。洪翰周的其他文集和笔记类著述里也找不到有关寡妇再嫁问题的论述，因而不能过早地下定论，不过与前代文人李睟光与南羲采相比，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李睟光在《芝峰类说·闺秀》中指出，李清照“才高学博”，诗词“多传于世”，不过“年老失节，其才不足称也”。继李啐光之后，南羲采在《龟磵诗话·夫妻篇·易安失节》中详细记录了李清照的文学及人品。南羲采的生平事迹不详，可《龟磵诗话》中有肃宗庙号，可见是肃宗之后的人。南羲采参照李睟光《芝峰类说》和《诗话类聚》中的李清照相关记载后，严肃地谈论起李清照的失节问题。

宋时妇人李易安工于文。再适张汝舟，未几又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云，传者无不笑之。《朱语录》：本朝妇人能文，只有李易安与魏夫人。李有词云：“两汉本绍继，新室如赘疣。”……（中略）……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余谓夫妇之义犹君臣也。故曹大家日：“女子之事夫也，纚笄而朝，则有君臣之严。”易安知君臣之分，其诗如此，而独失身于张汝舟者，何哉？渔隐云：“近时妇人唯李易安颇知佳句。《小词》云：‘昨夜雨踈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余尝读易安诗词，未尝不佳其才而惜其失节也。易安即赵清献子明成妻，号易安居士，有乐府名《漱玉集》。

正如上文所示，南羲采直接采用《诗话类聚》中的观点评价李清照的文学及其人品，而参照李啐光《芝峰类说》所载李清照失节行为的论述，明确表示了其对失节行为的见解。南羲采引用曹大家的话，把夫妇之义比作君臣之义，强调一女不事二夫的道理。南羲采认为，李清照明知君臣之义，却改嫁事二夫而失身，应当被世人嘲笑。可见，南羲采对女性改嫁的态度比李睟光或中国文人更为严厉，说明南羲采未能接受新的变化，在儒家秩序与男性文学经验的束缚中无法解脱，以比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文人还要保守的眼光来看待李清照。南羲采对女性失节的批判源于朱子学伦理观，这与当时以较为进步的眼光看待女性改嫁的实学女性观有一定的距离。

三、对王士祯等人的品评

韩国诗话集还记录了朝鲜文人与山东文人之间的文学交流，以及交流过程中双方的诗文品评。这些双方互动的诗文品评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进行：其一，朝鲜使臣以使行身份到中国与山东文人进行交流；其二，与来到朝鲜的山东文人间的交流。

李槎川秉渊尝因赴燕使臣之行，录其诗一卷，付之译官，使示海内具眼者，得其批评而还。译官之燕，寻问当今第一人，成推山东魏廷喜。魏方在燕都，以其卷示之。魏加批评，有褒有贬，称赏之语多带微意，其中李之“鸟飞元气中”一句，魏亟称之。魏之所作别录一篇，托以归示李。

如上述资料所示，李秉渊以使臣身份来到中国，从山东魏廷喜那里得到诗歌品评。李秉渊与魏廷喜的交友事实载于赵德润的《樗湖随笔》、无名氏的《诗家诸话随录》和《海东诗话》，除个别字有出入外，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李秉渊在使行途中，托付译官把自己的诗卷拿到中国，征求中国学士大夫的品评。译官在燕京寻访最出色的文人，大部分人推荐山东人魏廷喜。魏廷喜当时正好在燕京，应译官之邀，当场品评李秉渊的诗作，并写下一篇别录托译官转交给李秉渊。虽然现在无法证实魏廷喜送给李秉渊的别录之存无，但这一记载无疑是考察两人交友关系的重要资料。继李秉渊之后，使臣在燕行途中征求中国文人诗文品评的风气相当盛行。最为著名的是，柳琴带朝鲜四家诗选集《韩客巾衍集》，求得清李调元、潘庭筠之品评一事。

李秉渊是在燕行途中求得魏廷喜的诗文品评的，而崔有海则在燕行途中把其父崔澱的文集《杨浦集》交给登州的文人，并嘱托其传人中国，由此促进了与山东文人间的文学交流，这一事实在李德懋的《清脾录》中留下了记录。崔有海于崇祯己巳年，即1629年，任咨官兼问安使赴袁崇焕军营，因天气问题在登州停泊。与兵官张可度、季筏等文武官互相交流，崔有海嘱托二人把先父的文集带到中国。季筏看到崔有海带过来的先人遗稿后，在《杨浦集》评道，其诗备各体且“清新俊逸”。在登州这个特殊的地区，在中国文人的积极协助下，朝鲜文人的文集在中国大地上流传下来。

与李秉渊、崔有海相同，金尚宪在燕行途中结交到山东出身的清初的大诗人、大学问家王士祯。王士祯乃山东济南新城人，尤善诗，其诗作诗思丰富，特别是中年以后的诗作尤为独特，成为海内诗宗。金尚宪与王士祯结交之事在李德懋的《清脾录》中有详细记载。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山东文人眼中的朝鲜文人形象。

贻上先室张氏，邹平人，江南镇江府推官万钟之女，都察院左都御史谥忠定公延登之孙。崇祯末，金清阴先生因万钟得谒御史，一见倾倒，序刻其《朝天录》一卷。故贻上每表章先生，尝著《论诗绝句》，历言古来诗人卅余首。而其论先生云：“澹云微雨小姑祠，菊秀兰衰八月时。记得朝鲜使臣语，果然东国解声诗。”其首两句盖先生诗，而考集中所载，“微雨”作“轻雨”，“菊秀兰衰”作“佳菊衰兰”者，独少异。夫贻上之于诗，一言足以轻重天下士，而嘉赏先生如此之多，则先生之风流文采亦可以想见于后世矣。

金尚宪在1624年完成使行任务，沿着初人中国时的燕行路线重回山东。王士祯的妻祖父张延登为金尚宪的《朝天录》一卷写序文，以此为开端双方开始了交流。张延登看过清阴的《朝天录》之后，称金尚宪为人才，认为读金尚宪之诗可以感受到国家的兴亡与盛衰。继妻祖父张延登之后，王士祯也关注并谈及以金尚宪为素材的诗作，对金尚宪的风流及文采“叹赏不已”。《清脾录》记载的金尚宪之事在当时的朝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洪翰周在写《智水拈笔》时，在《王渔洋得见清阴诗》中记录王士祯与金尚宪交友情况，不过是李德懋《清脾录》中所载内容的缩写而已。

王士祯曾高度评价金尚宪的诗作，并与其建立深厚的友谊，那么朝鲜文人眼中的王士祯又是何种形象呢？这有必要关注李德懋与洪翰周这两位批评家。山东文人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提出反对王士祯诗的主张，其主要理由在于王士祯标榜神韵说，多作山水自然风景之诗而流于空寂。李德懋明确点明赵执信是山东人，而对王士祯却没有点明。其原因在于，李德懋早已把王士祯认作超越地域界限、代表整个中华的诗宗。李德懋“酷嗜”王士祯，对王士祯其人其诗有着正确的理解，以致于能够无视赵执信的主张。李德懋不仅把握住了王士祯诗歌的长短处与特点，还正确地指出了王士祯诗及诗论的核心特征。

余酷嗜贻上诗，尝以为非徒有明三百年无此正声，求诸宋元亦罕厥俦。虽上跻唐家极盛之际，必不下于储、岑、韦、孟之席，知诗者亦不以为过也。

李德懋在评价王士祯诗作时，谈及宋、元、明代的诗人，认为其中无人能超过王士祯，其水平不亚于包括孟浩然在内的唐代著名诗人。李德懋尽管对王士祯的诗做出高度评价，显示出自己的钦佩之情，却没有具体介绍王士祯的诗作。这很可能因为当时《带经堂全集》已传入朝鲜，大多数人都能接触到，因而无需介绍和赘述王士祯诗作。

洪翰周的《智水拈笔》也关注到了王士祯，不仅收录前面提到的《王渔洋得见清阴诗》，又另作《王士祯》一文，专门记述自己对王士祯的认识。在洪翰周前，李德懋也在《清脾录》中作专门的《王士祯》一条，介绍了王士祯的生平及文学特征、朝鲜对王士祯诗文的理解、李德懋自己对王士祯文学的理解与评价，而洪翰周从与李德懋不同的视角对王士祯进行了评价。他写道，王士祯在儿时写的《秋柳》诗广传于吴地，和其诗者达数百名之多，曾得到过钱谦益的推许，朝鲜文人第一次接触王士祯是通过英祖末年第一次传入朝鲜的《全集》与《精华录》，同时还批判了朝鲜人保守的识见。

朝鲜文人不仅在燕行途中与山东文人进行广泛的交流，还关注并品评那些定居朝鲜的山东文人的诗作，郑善甲即典型的例子。郑善甲为中国山东省琅玡人，在大清国当人质的凤林大君归国时，郑善甲为亡命朝鲜的九义士之一，后归化朝鲜，成为琅玡郑氏的始祖。《东国诗话集成》记载了有关郑善甲的资料。

郑虔子孙郑善甲自中国漂泊到吾东，老于乡楼洞以终身，自言山东人。诗日：“流落腥尘万事非，圣朝文物梦依希。江南庾信平生恨，塞北苏卿凡日归。三十年来风异响，八千里外月同辉。华音变尽貂裘弊，谁识山东老布衣？”词理凄惋，可以讽咏。

郑善甲定居朝鲜之后，虽然没有明示其交友的具体对象，但朝鲜人普遍同情归化朝鲜的山东文人郑善甲的处境。引用的郑诗表现的是，对故乡的思念与远离祖国的失落感，还有把自己的处境比作江南的庾信等等。正因为朝鲜的批评家对郑善甲的处境产生共鸣，在情感上合而为一，才会用“凄婉”评价他的作品。

许筠在写《鹤山樵谈》时，谈到明时山东参议叫黎民表。许筠记载，黎民表的《寄张侍郎佳胤肖甫》传到朝鲜之后，收于《松溪漫录》罗壮元万化之诗，其中“字多舛误”，因“松溪只闻传者之言，故未免纰缪”。根据现存文献，很难找出黎民表与朝鲜文人间的交流记录，而黎民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传人朝鲜，很可能是通过当时文人之间的交流。

《鹤山樵谈》中，许筠还对明代文人与朝鲜文人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明人中以诗著称的大家有何景明、李梦阳、李于麟、王元美等，山东文人黎民表水平虽不如这些人，却与吴国伦、徐中行比肩，朝鲜的金季昷、金悦卿、朴仲说、李择之等人的诗作虽不如何景明、李梦阳，却远胜黎民表。

李梦阳和何景明是深受朝鲜人喜爱的前七子之代表，兴起以模拟与剽窃为主的复古运动的代表人物。黎民表与梁有誉有着较为深厚的交情，梁有誉和李攀龙等人一同结成后七子。梁有誉加入后七子之后不久，因思母情切，以病为由归乡，与山东文人黎民表等人一同结成诗社，后世称他们为“南园后五先生”。许筠认为金守温等朝鲜文人虽不及李梦阳等前七子，却能作出比黎民表更出色的作品。可见，比起当时的后七子，许筠更看好前七子。

四、结语

总而言之，韩国古典诗话中体现的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对李白、王羲之文学艺术成就的高度评价、对女诗人李清照的认识、文学交流中的诗文品评等三个方面。从朝鲜文人对山东文人的评价及认识上看，朝鲜文人并未意识到或强调山东这个地区的特殊性，而是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框架内去评价和认识山东文人。大多数文人谈到山东文人时，没有特别点明其山东人身份，这与这些朝鲜文人没有考虑到山东这个地区的特殊性相关。朝鲜文人眼中的山东文人所获评价高低，标准在于其文学能否促进朝鲜文学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