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宝珠

王绣锦，1915年7月25日出生于山西沁县西良基村。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正在山西省工业专科学校读书的他，深怀民族大义，毅然选择投身革命，走上抗日救国之路。他于这年10月参加工作，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历任晋东南青救总会军事体育部长，山西青年救国总筹委会委员，太岳区青救总会组织部长，太岳区一地委青委书记，岳北地区农会组织部长、主席，岳北区工农青妇联合会代主席，太岳区党委办公室秘书。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绣锦任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科长、副主任。我与他相識于1956年，其时，他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我在山西日报社农业组做编辑工作。屈指算来，我与王绣锦相识已60年了。

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人们，应该还记得，在毛主席又是批评某些同志像“小脚女人”走路，又是表扬使“鸡毛飞上天”的河南安阳县南崔庄等一批农业先进集体的推动下，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农村，很快实现了由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社到土地公有的高级农业社的并社升级。为了紧跟毛主席的部署，搞好农业合作化报道，报社农业组领导计划建立编辑与省委、省人委有关农业、林业、牧业、水利等部门负责人定期联系的制度，及时了解这些部门的工作安排和落实情况，认真听取他们对农业报道的意见和建议。我被指定与省委农村工作部联系。一天，我如约去了王绣锦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了报社农业组的计划。他对这一计划极表赞同和支持，当即介绍了农村工作部为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冬季开展整党整社决定而正在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建议报纸及时刊载整党整社试点工作的经验，以资各地借鉴。时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那次见面他给我的印象：身材颀长，着装朴素，没有架子，待人谦和。

1957年春，省委决定派一部分部、委、厅、局的主要领导同志到一些县兼任一把手，加强县级领导。王绣锦兼任洪洞县委第一书记。后来，李文珊（1959年调西藏工作，后任西藏自治区党委、河北省委副书记）和我到洪洞县采访。车抵洪洞，我俩背着铺盖去县委途中，遇到王绣锦，他格外高兴，争着给我们扛铺盖。他主政洪洞期间，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和县委一班人一起，发动和依靠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河（汾河）西新建全长40多公里的“七一大渠”，引郭庄泉和汾河水灌溉洪洞、临汾、襄汾3个县532个村庄的83万多亩土地。在河东先后修筑全长25公里长的“跃进渠”和全长36公里的“五一渠”，两条渠灌溉面积达4万多亩。同时，新修了3座水库。当地群众形象地比喻为“河西一条龙，河东满天星”，为洪洞县农业生产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1960年王绣锦任晋中地委第一书记。那时，晋中地区不仅下辖现在晋中市的各县、区，还包括现在吕梁市的各县、区，代管阳泉市。当时，正值3年困难时期，到处粮食短缺。特别是人口较多的临县，粮食极度匮乏，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而地委与临县之间的通信线路又不畅通，互相间打电话，了解或汇报情况还得通过离石中转。在这种情况下，王绣锦没有先到地委所在地榆次，而是直接去了离石，亲自当起“联络员”“调度员”：一方面与临县县委联系，了解、掌握实际情况;一方面与在榆次的地委其他负责同志联系，商量部署，为临县调运粮食。此举起到了及时解民厄、济民生的作用。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在“文革”浩劫中，我于1973年辗转到太原日报社工作。4年后的1977年10月，王绣锦调任省委常委（1965年，在担任晋中地委第一书记时，就任省委常委）、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这样，我对他在太原的工作情况自然就知道的比较多一些。

太原是“文革”的重灾区，10年中几经反复，派性斗争严重，错误地打倒了大批老干部，伤害了大批无辜的群众。“文革”结束后，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是在“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的情况下展开的，加之派性干扰，导致清查扩大化。总之，真可谓问题如山，积重难返。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从1978年5月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山西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1978年12月召开的具有重大而深远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绣锦在学习、领会全会精神中，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要贯彻执行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和全会作出的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必须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和清查扩大化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则必须回过头来，紧密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补课。

于是，从1979年初开始，王绣锦和太原市委一班人，通过反复动员、具体部署、检查指导、交流经验等一系列工作，在全市上下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彻底清算极左路线，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左”的思想桎梏中走出来。紧接着，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活血化瘀，疏肝理气”，解开多年来干部中结下的思想疙瘩，增强了团结，从而比较顺利地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推动了全市各项改革事业的发展。

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强调，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必须努力吸收那些能够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具有独立工作能力而又年富力强的同志，参加各级领导工作。此前，市委根据全市各级领导班子成员普遍存在年龄偏高、文化程度偏低、专业干部少的状况，作出了积极培养、大胆选拔具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的计划。在学习五中全会文件中，王绣锦深深地体会到，全会的决策，是为了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长期连续性，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据此，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他提议根据五中全会精神，认真修改加快落实市委原定的培养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的计划。同时，他考虑到，自己已60多岁，应该带头退下来，便先后3次给山西省委写信，请求免去他当时担任的职务，派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接替。直到1982年9月，省委才同意他回到省里工作，担任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协第五届山西省委员会副主席。

在太原工作期间，王绣锦曾托我办过一件小事。那时，太原日报社所需的新闻卷筒纸未列入国家供应计划，每年都要派人到福建、四川等地设法购买。一天，我去列席市委常委会，会后，王绣锦托我让到南方买纸的同志顺便给他代买2斤茶叶。回到报社后，我将此事托付给行政科长王长计，他当即告诉正要到南方买纸的张锡奎。不久，长计对我说，茶叶买回来了，已送给王书记了，王书记表示感谢。当时茶叶很便宜，2斤茶叶，花费不过二三十元。我问长计：“你们还向他要钱来？”长计笑着说：“还用要，不要钱，你就出不了他办公室的门。”

此事让我颇为纳闷：身为省委常委、市委第一书记，其办公室经常配备有茶叶，且质量也绝不会差，为什么还要自己买茶叶呢？及至我亦于1983年调到省委统战部工作后，才发现王绣锦喝茶用的茶叶历来是自己买的，公家配备的茶叶是用于招待客人。

在现实生活中，用办公室配备的茶叶泡茶喝，这几乎是普遍的事，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是再“小”不过的小事，可就是这样一件事，王绣锦却像传颂千年的北宋博州那位为了半封家书，竟然换烛再读的州官那样，看得很重。可见他的心目中“公”与“私”的界限是多么分明。

在省委统战部，我在王绣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近5年。其间，除根据中央统战部通知，宴请西藏赴五台山朝佛代表团和傅斯年先生的一位由台湾来大陆观光的亲属各一次外，从未用公款请过客。我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换届，省委统战部总是以举行茶话会的形式向他们换届会议的成功和新当选的领导成员表示祝贺。同时，诚恳地征求他们对统战部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采取措施，及时改正。 省地方志办公室计划在新一轮编纂的《山西通志》中，设“人物简介”一节，记载健在的离退休省级干部的情况。为此，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刘益龄曾去访问王绣锦。王绣锦说，他没有做多少工作，不用写了。益龄知道我和王绣锦在一起工作过，来找我。我给他介绍了我所知道的情况，建议益龄到王绣锦工作过的地方收集有关他的工作情况。我还说：“政声人去后，现在了解的情况，更具真实性。”后来，益龄给我打電话说，他已经了解到不少绣锦同志真抓实干、廉洁奉公的感人事迹。他还举了一例：1975年王绣锦任晋东南地委书记、地区革委会主任时，他家乡西良基村的党支部书记带着小米和南瓜专程找他，让他写条子帮村里买台拖拉机。那时农机供应虽然紧张，但只要他这个地委书记开口，马上就能解决，可他就是不开这个口。他反复给家乡的党支部书记说：“他必须带头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劝说其回县里按正常渠道去办，并硬让把小米和南瓜也带了回去。

像这样的“流水账”所记之事，对于王绣锦来说，不胜枚举，写不胜写。简而言之，认识王绣锦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也是对我教育最大的，就是：做事兢兢业业，做人清清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