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峰

在太原解放战争中，实际上是有两个战场并存，一是人民解放军与蒋阎集团在公开战场上的军事作战，还有一个第二战场，即由我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以下简称“地工人员”）团结进步人士在隐蔽战线所进行的斗争。第二战场的斗争，紧密配合了第一战场上的军事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党在太原开展的地下斗争，始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太原建党初期，发展于抗日战争时期，成熟于解放战争时期。自日本投降后，原先的晋察冀、晋绥、太行、太岳四大根据地，尤其是与太原接壤的北岳（晋冀）二分区、晋绥八分区、太行二分区，均分别向太原派遣地下党员和地工人员，他们以各种职业作掩护，打进阎锡山的党政军文等单位和要害部门，广泛发展党员和地工人员，团结进步人士，搜集各种情报，策反军政官员，为太原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中，山西各解放区向太原派遣地下党员和地工人员2000余名。新中国成立后，经中共太原市委地下工作委员会登记的地下党员仅有300名左右（不含部分地工人员和外围进步分子），其余除1000名跟随南下、西征的部队出走外，有700余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太原解放期间，我地下党员和地工人员所开展的地下斗争的重要作用，正如太原解放后不久，市军管会副主任罗瑞卿在中共太原市委召开的地下党员大会上说的那样：“太原内外的党汇合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没有上千同志的流血牺牲，太原的解放也许还要推迟。”

给解放军当向导带路，东山战斗中腹开花

我军找向导带路打仗，在革命战争年代屡见不鲜。然而，解放军华北一兵团打东山四大要塞时，用地下党员当各路大军向导，在军事上具有战略意义。

给解放军当向导的全是地下黨支部精选出来的地下党员。华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指挥部发挥东山地下党员的作用，来自一次偶然间的对话。

1948年9月下旬，为了了解太原东山敌军布防情况，打好太原战役首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徐向前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员、陈漫远参谋长等人，找到中共晋中区党委、城工部长、中共太原市工委书记康永和，问：“太原东山有没有地下党员？”康永和说：“有，还有地下党支部呢。”徐司令员请康永和通知东山地下党同志来汇报情况。

9月底，东山工作站站长王林山、区委组织委员刘二成、交通员王凤文三人，接到通知，来到榆次县相立村华野一兵团司令部，向徐向前等首长汇报太原东山敌人碉堡据点和兵力部署情况。第二天吃罢早饭，他们离开时，陈漫远要派一个班护送他们，王林山等人说：“不用送，我们有自己开辟的路线可以走。”

这句话顿时引起了兵团首长们的注意。陈漫远问：“你们的路怎么走？”

王回答：“避开敌人的碉堡，从空隙中走。几年来我们开展地下工作就是这样走的。”

陈漫远又问：“瓜地沟、柳沟、大北尖等地能不能去？”得到回答：“能，前两天还有人去过。”

徐向前这时问：“你们的路线，毛驴驮上东西能不能走？”

他们说：“有几条山路经过局部处理，驮上炮的马和骡子都可以通过。”

王林山进一步介绍了情况，说敌人在东山与北区的接合部防御比较薄弱，有条羊肠小道可以秘密通往牛驼寨。

听了这话，徐向前非常高兴。他本打算通过一条秘密途径接近并奇袭牛驼寨，看来这一设想有眉目了！后来，经征求东山地下党同志意见，兵团首长决定，由东山地下党组织选派48名向导，务于10月14日前到达前线指定地点。

这48名向导按时到达，很快被分配到各参战部队，为解放军带路，攻击敌人重要目标。对我军太原战役第二阶段战斗——东山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山战斗结束后，太原市工委书记康永和曾召见东山党组织负责人王林山，传达了陈漫远的话：“解放太原东山的这一战斗，原计划付出上万人牺牲的代价;由于东山地下党组织提供了向导，把部队领到纵深，使我军仅付出了很少的代价。东山地下党在这次战斗中立了大功！”

徐向前与东山地下党组织交往过程中，抓住一次偶然的机遇，做出一篇不同凡响的大文章，看似偶然，实则反映了一种必然。那就是在他的作战理念中，人民军队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和支持。

打进敌营内部，搜集蒋阎军政情报

搜集敌人情报，是我党敌占区地下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做好这一工作，关键在于建立强有力的谍报领导机构。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四大根据地分别建立了城工部（党建）、社会部（公安）、情报处（军队）等军政部门的谍报领导机构。分别向太原派遣地工人员，广泛开展搜集日伪军情报的工作。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山西四大根据地先后合并更名为晋冀鲁豫（军）区、华北（军）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是解放太原战役的指挥机关，不仅需要大量太原敌情方面的谍报，而且还要根据战况需求，统一部署搜集某一方面的情报;而传统的小板块式的情报网显然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为此，根据形势的需要，进行了重新合并和组合。如各军队系统情报机构，由一兵团（十八兵团）情报科统管，各地方情报系统由中共太原市城工委统管，而一兵团和城工委军、地情报机构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此一来，各情报系统在太原解放战役期间形成了一盘棋。

情报工作的重要手段在于“打进去”。打入敌人营垒核心越深入、越高层，就越能获取有价值的情报。

王天庆，为我太行解放区最早打入太原的地下党员之一。他以前虽然没有做过敌区地下工作，但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他在太原的地下活动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利用其大舅的关系，以兵役处上尉副官的身份，展开搜集情报的活动。从其舅，一个与党失去联系的老党员那里，得到上党战役中“阎锡山派彭毓斌率部2万增援长治”的情报，遂以回乡探亲为名，送出情报，使上党战役部队指挥员及时调整战斗部署，改攻坚长治为围城打援。经过激战，全歼彭毓斌援兵，为上党战役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王天庆还以看望弟弟王麟庆为名，打入进山中学，发现了校长赵宗复具有民主思想，遂对该校进步学生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进步学生组织的“投枪社”“海啸社”等学生团体，成为该校进步活动的主要阵地。他还发现一些阎锡山营垒的高干子弟也有进步倾向，如发展为我党地工情报人员，即可获取阎锡山上层更多的情报线索。事关重大，他借口回乡探亲，向解放区党组织汇报了工作情况。当王天庆向分区情报处沈少星汇报了进山中学、赵宗复、张滋等人的情况后，沈处长认为情况很重要，经向晋冀鲁豫大军区情报处处长赵增义和副政委薄一波汇报请示，薄一波明确指示，“赵宗复是党中央直接联系的共产党员，过去在晋西时，通过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联系，现赵回到太原，联系中断，你们可以联系，但不能危及他的安全。张滋原是党员，是自己人，可以发挥他的作用。太原的城市派遣工作要加强，要作长期打算，为配合解放太原做好充分准备。”

不久，王天庆接受了组织布置的新的工作任务：一是依托进山中学另辟掩护据点;二是可以在进山中学进步学生中发展情报人员;三是设法与赵宗复同志取得联系。

第二阶段，根据我解放区情报组织的指示，王天庆二次打进太原。他利用原进山中学投奔解放区老校友的关系，携带信件与进山中学赵宗复接头，还有意识地与杨盛钦、卫兴化、乔亚等进步学生会面交谈，提出希望。当学生知道王天庆是来自解放区的干部后，非常振奋，热情接待，安排他住进杨的好友、原进山中学校友、青年导报社工作的刘文瑞在民教馆单身宿舍。从此，王天庆与上述三位同学建立了工作关系和亲密情谊，并通过他们结识了更多的进步同学，进山中学也逐步成为掩护王天庆秘密情报工作的据点。王发展进步学生情报队伍，其中也包括了一些阎锡山高干的子弟。还利用其弟王麟庆的关系，与汾河桥的工兵团的段培南建立了工作关系，初步建立起一张情报网。

王天庆后来虽因进山中学情报网出现叛徒（刘文瑞）而被捕牺牲，但进山中学的情报网经赵宗复的全力补救而并未被敌全面破坏，其弟王麟庆和进山中学的情报人员前仆后继、继续战斗，为我军太原前线情报机关送出很多有价值的情报，包括敌太原城防工事图。由于阎锡山特务集团的残酷镇压，王氏二兄弟先后被捕蒙难，进山中学乔亚等8人被捕牺牲，赵宗复被软禁，付出了重大代价。

早在抗战时期，太岳情报处派遣的齐平、周竞，以夫妻身份建立了太原情报站，齐为站长，周为政委。解放战争期间，奉党组织的指示，齐平打进阎锡山特务机关——特种警宪指挥处，不幸因叛徒的出卖而过早暴露被捕，铁大姐周竞也被捕，二人在监狱中宁死不屈，于1947年双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徐会云是1946年3月接受党组织派遣，并被薄一波指定为太原党组织负责人之一。他以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身份作掩护，广泛团结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从事反对内战和民主运动工作。然而由于叛徒的出卖在1948年被捕牺牲。

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在太原情报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期太原解放战役的地下情报工作积累了经验，涌现了许多谍报战线上可歌可泣的传奇英雄和感人佳话。

北岳二地委领导的正太铁路太原南站地下党支部，就是一个出色的党支部，曾为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多次送出了有价值的情报。

1941年，北岳二地委曾派遣李增寿、高受田、郑念侠等3名同志到太原，以南站铁路工作人员为职业作掩护，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工作。曾于1944年送出日本山西省教育厅顾问铃木川三郎出行北平的情报，使我太行二分区侦察大队途中伏击，一举抓获，成为抗日战争的一段佳话。1946年初，根据北岳二地委城工部的指示，他们3人成立了太铁南站地下党支部，李增寿任支部书记（后为石振贵），根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和地工人员，发展石振贵、赵俊保等地下党员2名，地工人员8名，其中有的任阎军太原城防司令部参谋，有的任阎军亲训师驻许坦部队班长，有的任阎派出所警察，为获取阎军情报创造了有利条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俊保曾多次利用敌人内部的关系，开出特别通行证，往返榆次，为我军递送军事情报。当南站支部成员接受了绘制阎军在太原的城防工事图的任务后，他们带上铁路乘务灯旗，佯装上下班的样子，用脚步数，推算测量外城墙间敌碉堡工事的距离，以及汾河桥西侧布碉情况。李增寿和刘富还穿上阎军的警察服装三次登上太原城墙，用吊下带物线的方式测量了城墙高度，最后按要求及规定的标示绘制成太原城东南西北4张草图，又综合绘制了城防工事精密图。为了送出情报，在想不出万全之策的情况下，赵俊保动员妻子霍桂花，将油纸包好（有一说为蜡丸）城防图塞入阴道，利用敌人疏散人口的机会带出去，交给太原城东南分工委王景生同志，转太原前线指挥部。因此，霍桂花损伤了子宫，时常大出血，太原解放后子宫被切除，造成终身不孕。

解放战争初期建立的太行二分区的九○九情报站，在太原战役期间，则归属解放军一兵团情报科领导。该站曾派出地工人员张全禧等人，以太原府西街“谦益信车行”为职业作掩护，相机策反了阎军司令部侍卫军官张光曙，绘制了太原城防工事图，装入自行车内胎和车梁之中，巧妙获取了阎军的便衣通行证，带出太原城，送交我九○九情报机关，转至太原前线指挥部，受到高度评价，为解放太原立下特殊的功勋。

特别是我地下党员的情报机构，通常采取的手段为“打进去”，而较少采取“拉出来”，因为后者风险较大，一旦因被拉对象暴露，那么“打进去”的努力和成果也将丧失殆尽，轻者被迫转移而丧失已有的阵地，重者则被捕牺牲。而张全禧面临的情况是，非得“拉出来”才能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經请示上级后，决定相继采取此法。后抓住张光曙一次欲外逃天津投奔老上司陈长捷的契机，适时实施策反，使其认清我军必胜、阎军必败的形势，为我方绘制了城防工事图。这是需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此外，为送出太原城防工事图，张全禧在与敌斗智斗勇，进行周旋，争取通行证上也体现了胆大心细、果敢决断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的优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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