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　强



杜鲁门政府“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考察*

温强

摘要：中国革命在大陆的顺利推进，促使杜鲁门政府重新审视西藏在对华政策甚至全球冷战战略中的价值和地位。为阻止中国统一并给中共的统治制造麻烦，美国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战略考虑逐步成型。囿于国内外条件限制，美国一开始躲在幕后，积极寻找“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支持者；当成效有限时，则直接走到前台单方面积极推动达赖外逃，策动“藏独”势力向联合国求援，但仍无果而终。“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之所以失败，主观上源于杜鲁门“先欧后亚”的决策思路；客观上则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及英印不愿配合，使之失去了实施的对象条件和同盟者基础。

关键词：“西藏问题”； 国际化； 杜鲁门政府；“十七条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曾有过一段逐渐与“国民党沉船”脱钩，以及探究中共掌权后外交走向“等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期。但随着中苏结盟以及中美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杜鲁门(Harry S. Truman)将中国置于了全球冷战战略框架，一步步强化对华政治遏制、国际孤立和经济封锁。在此背景下，美国决策者重新评估了西藏的政策价值，将“西藏问题”国际化，利用它来阻止中国统一并给中共统治制造麻烦，同时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战略逐步成型*学术界直接或间接涉及建国前后美国西藏政策的成果主要有：Robert J. McMahon, U.S. Policy toward South Asia and Tibet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6,Vol. 8, No. 3; Thomas Laird, 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2; John K.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Press, 1999; 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 Ohio Kent: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omas Lowell, Jr., The Silent War in Tibet, New York: Doubleday Company, 1959;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胡岩：《解放战争时期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程早霞、李晔：《一九四九年前后美国中情局谍员秘密入藏探析》，《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程早霞：《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史林》2008年第2期；胡岩：《西藏商务代表团的美国之行与美国对西藏政策的转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郭永虎、李晔：《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中国西藏的准军事行动新探(1949—1969)》，《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5期；李晔：《20世纪美国西藏政策述论》，《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胡岩：《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蒋耘、时殷弘：《建国前后美国对西藏的图谋》，《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本文立足于美国涉藏政策档案，解读当时“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背景，分析其具体实施过程和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的最初提议

笔者查阅美国外交档案后发现，杜鲁门政府最早触及“西藏问题”国际化想法是在1948年5月。当时出台的一份对华评估报告称：“尽管中国过去30多年一直声称对西藏拥有主权，但英国的影响不断上升，而中国的地位却在下降。目前在拉萨掌权的僧俗贵族新集团强烈反对中国，主张强化西藏自治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最终走向独立。源于英国势力去年从南亚收缩，为抵消来自中苏的威胁，西藏可能会向美国寻求政治上的不完全承认，或许还会寻求联合国席位。西藏派出‘贸易代表团’就是它希望摆脱中国而独自同美国、印度、英国甚至世界其它国家打交道，谋求国际社会支持西藏独立的例证。西方必须找到防止中共和苏联向西藏渗透之法。”*CIA Situation Report, “China”, Special Report, No. 8, May 1948.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DDRS). Michigan: Farmington Hills, Gale Company, 2014. Document Number: CK3100341033.美国当时虽萌生出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想法，但因其与印度、英国在涉藏企图上存在差异，加之国民政府反对西藏分裂势力的活动，使外国干涉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西藏地方政府借考察商务之名行分裂国家之实的活动并未得逞。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并做好了撤退台湾的长期打算。此时，欧洲冷战氛围日益浓厚且开始向亚洲外溢。“藏独”势力意识到美国必将再次审视西藏在新的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其介入外部事务的野心更为强烈。鉴于亚洲局势的深刻变化，杜鲁门政府的确在这年春季开启了重新评估涉藏政策的讨论。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Loy W. Henderson)认为，如果共产党成功控制整个中国，或者发生某些影响深远的类似事件，美国出于各种目的都应放弃过去在“西藏问题”上的不干涉做法。西藏有一个决心抵挡共产主义的稳定政府，美国最好支持将该问题国际化，把西藏视为“独立”国家，而非共产主义者占领下中国的一部分。而反对派则警告说，承认“西藏独立”不仅关乎西藏地区，也涉及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与美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一贯传统和基本原则相矛盾。美国帮助中国从二战中恢复成为一个大国，除非中国解体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或者说美国在西藏确实有重大利益，否则不应放弃中国。“西藏问题”国际化、“西藏独立”将降低美国反对苏联侵占中国北部领土的效力，导致苏联更不遗余力地将西藏纳入共产主义轨道。美国如像现在一样对待西藏，共产主义者可能会让当地维持现状。况且，美国也并不打算给西藏必须的实际支持，因为它太过遥远，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战略角度讲，西藏的重要性事实上都非常有限*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49, Vol. 9,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4, pp. 1065—1070.。

杜鲁门倾向于支持派的意见，他觉得蒋介石现在已无力，将来似乎也不太可能重新对西藏施加实际有效的统治。美国的利益所在，是引导西藏与外部世界建立各种联系的兴趣和努力朝向西方而非东方*FRUS, 1949, Vol. 9, p. 1071.。但由于内部的反对声音仍很大，他决定先采取折中做法，既不给中国进军西藏提供任何理由和口实，又保持对西藏的友好态度。“避免明确表明美国将西藏视为独立国家，也不提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向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展示美国相关涉藏行动，而非寻求他们对这些行动的同意，以此保持美国西藏政策的灵活性。如果中共赶走蒋介石夺取大陆，为增加对西藏问题的重视，美国将被迫决定是否正式承认西藏及支持它获得联合国席位的请求；或者避免涉及独立问题，不公开转变政策，但延续与西藏的直接联系，维持其与外国交往的热情和信心。”*FRUS, 1949, Vol. 9, pp. 1079—1080.对杜鲁门而言，将“西藏问题”国际化一开始除面临内部分歧，他也担心此举是否会刺激中共和苏联；即便他真正迈出这一步，美国能否有实际可行之法动员足够的国际支持并确保西藏留在西方阵营，他心里并没有多少把握。这都是他未来西藏政策面临的现实难题。

1949年上半年，亨德森不停地呼吁政府与西藏建立直接联系。他认为如果美国在中共统一大陆前不以实际行动证明对西藏的友好和兴趣，就会在藏人头脑中留下美国只在意遏制共产主义，而不关心与他们发展真诚关系的印象。美国驻苏使馆完全支持亨德森的建议，它指出就算西藏对美国经济和战略都没有什么重要性，但不管从何种角度讲，共产党人控制亚洲中部这片广阔地区对美国在亚洲的地位都将产生反面影响*FRUS, 1949, Vol. 9, pp. 1073-1075.。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也致电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称：“国民政府4月底从南京不战而逃，即便国民党在广州建立临时政府，但它对西藏的统治权威早已荡然无存，藏人也从不认为蒋介石会保护他们。美国任何带有承认西藏自治权并鼓励它与国外交往的行动，都应在我们与中国共产党新政府建立关系前做出。”*Telegram from Stuart to Acheson, No. 1393, June 28, 1949. State Decimal File, 893.01/6-2849. Record Group 59, box 15. National Archives II. College Park, Maryland.他主张当年夏天派遣一个小型使团前往拉萨考察局势，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杜鲁门政府对西藏局势的了解并不充分，一手的情报信息基本来自于经常往返西藏和印度的美国广播评论员托马斯(Lowell Thomas)。他也主张美国在这一关键时刻要很好地引导藏人的“国际取向”，适时派人入藏与他们建立联系。经过大量辩论，美国驻华、驻印大使馆与国务院未能在派遣入藏使团的人员构成、地位、时机上取得一致，致使该建议实际处于搁置状态*John K.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pp. 41—42.。然而，托马斯个人没有官方限制，在收到西藏“外交局”负责与西方沟通的官员夏格巴邀请后，托马斯父子于1949年8月初再次前往拉萨。他曾在纽约见过夏格巴，两人私交甚笃。美国政府注意到，托马斯受邀入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例外”，因为西藏从来没有向外国非官方人员发出过正式邀请。尽管亨德森宣称这种例外纯粹基于“美国人与西藏官员之间的个人友好关系”，然而他私下更倾向于认为这是政治敏感度极高的夏格巴意识到，像托马斯这样知名的新闻工作者能对美国涉藏政策施加影响，促成美国政府西藏政策的改变*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Acheson, No. 888, August 5, 1949. State Decimal File, 893.00/8-549. Record Group 59, box 15. National Archives II.。而这恰好是亨德森希望出现的局面。

托马斯抵达拉萨后除与夏格巴商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策略，也会晤了英国人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黎吉生大学毕业后于1930年进入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工作，1936年出任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兼理中印边界事务。二战期间转到英印政府和英国驻华使馆工作，鼓吹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开办英文学校培植“藏独”势力，1947年印巴分治后出任印度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其间，他积极主张“西藏问题”国际化，鼓动西藏出席在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支持亲英的达札摄政，迫害爱国的热振活佛并致其死亡；不许西藏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会议；煽动西藏方面制造“驱汉事件”，妄图实现“西藏独立”。1950年黎吉生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对西藏未来地位非常乐观的托马斯毫不掩饰“同情”西藏地方政府脱离中国的立场，称西藏前不久驱逐国民政府驻拉萨代表证明西藏事实上已“独立”，还信誓旦旦地分析西藏10年内是安全的。黎吉生认为托马斯明显不了解美国将西藏视为中国一部分的传统政策，并以此为基础指出西藏日益迫近的“危险”。会晤后的托马斯逐步意识到西藏地位问题的紧急性，他承诺会尽一切努力劝说美国决策者改弦易辙，向西藏提供必要的帮助。可杜鲁门以托马斯是非官方人士，不能代表政府做出任何承诺为由，拒绝了夏格巴的援助请求*Memorandum from Indian Mission in Lhasa to the Foreign Office, September 15, 1949. FO 371/76315. UK National Archives， Kew, London.。托马斯返美后，不管是在纽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还是在与艾奇逊的私人会见中，他鼓吹美国应帮助西藏实现其“伟大抱负”的热情依旧不减，这明显有别于政府一开始的审慎做法。

西藏地方政府11月底通过亨德森请求艾奇逊，进一步在民用和军事领域给予援助，稍后又寻求让美国在西藏加入联合国一事上提供支持，并希望尽早得到肯定性答复*FRUS, 1949, Vol. 9, pp. 1087—1088.。但是，杜鲁门政府并未明确回复上述请求。一次次的受挫让夏格巴等人愈发认识到将西藏“困境”广而告之的必要性，也更加觉得强化与各类美国人联系或许才能吸引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美国无任所大使杰赛普(Philip Jessup)1950年初在一篇广播讲话中称，为阻止共产主义“扩张”，包括西藏在内的亚洲“国家”亟需美国的援助。夏格巴闻讯后马上以西藏“外交局”的名义邀请他访问拉萨：“我们已经决定要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者的野心，正计划派遣特别使团前往国外寻求援助，我们希望美国政府批准杰赛普近期访印时能安排一次西藏之旅。”*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McGhee, No. 91, January 20,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20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夏格巴选择的目标非常明确，西方国家凡是鼓吹“西藏问题”国际化、“西藏独立”的知名人物均是其游说拉拢的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鉴于东亚激烈而又深刻的新旧权力交替，杜鲁门政府非常清楚任何涉华行动所蕴含的复杂战略风险，主张尽可能保持西藏政策选择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这与其“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决策思路一致，那就是不排除对华承认，但一定要防止中苏结盟。英国的看法与此类似，它不主张草率就遣使入藏，担心“西藏问题”国际化苗头只可能“惊动中共那条大船”，导致“受到刺激的中共更毅然决然地倒向苏联，更快地对西藏施行主权”*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prous and Mr. Graves, December 21, 1949. State Decimal File, 893.00/12-2149. Record Group 59, box 15. National Archives II.。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宣告美国阻止中苏走到一起的打算彻底落空。在此背景下，加之受夏格巴所托，托马斯2月17日再次拜访了艾奇逊，积极为“藏独”主张寻求美国支持。他建议政府要么允许杰赛普访藏，要么派遣像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领导的那种军事代表团前往西藏，以鼓励藏军斗志并协助西藏加入联合国。他认为西藏的地形非常适合游击战，如果有美国的援助，藏军一定能够对解放军形成强大的抵抗力。藏军坚持的时间越长，“西藏问题”国际化就越有希望。尽管托马斯积极表示可以让他的儿子加入赴藏使团，但艾奇逊对此仍显得逡巡犹豫。他指出印度目前明显不愿与外国合作来鼓励或支持西藏挑战中共，而且任何公开的军事干涉和政治支持都可能会促使中共加紧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Dean Acheson and Lowell Thomas, February 17, 1950. Dean Acheson Papers, box 65. Harry S.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issouri.。

杜鲁门等人一方面充分意识到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所蕴含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还不得不面对国内保守派日益刺耳的批评声浪。“院外援蒋集团”强烈谴责1949年夏天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要求政府解释为什么拒绝援助蒋介石，行政部门应为“失去中国”负责。杜鲁门政府此时不打算公开支持西藏，主要还是担心仓促的决定可能会误导西藏地方政府，认为美国已准备好援助他们抵御解放军了。如果西藏觉得美国会为自己走向国际舞台背书就采取不计后果的行动，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会冲击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冷战战略。况且对美国而言，西藏“绑架”美国的做法显然也不公平*FRUS, 1949, Vol. 9, pp. 1092—1093.。正如黎吉生的报告所说：托马斯的目的是鼓励藏人采取游击战的方法抗击毛泽东的军队，亨德森的意愿是“西藏问题”早日国际化，但美国政府眼下不想做出如此惹眼的援助姿态，也不打算派遣托马斯提议的入藏使团，杜鲁门不想给外界留下自己已准备好鼓励西藏加入国际社会的错误印象*Telegram from Richardson to the Foreign Office, “Indian Mission Report”, January 15, 1950. FO 371/84453.。他不希望自己的政策受政策对象支配，否则就失去了灵活性、自主性；也不愿意由美国独自扛下也许前景与援蒋一样失败的西藏使命。即便要介入西藏事务，他也必须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

二、寻求英印对“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支持

应该说，出于给中国制造麻烦并分化中苏的战略考虑，美国有着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政策冲动，但印度等国的不积极甚至反对则构成了主要的外部阻力。面对西藏方面的请求，杜鲁门政府希望以往介入西藏事务很深的英印两国都能带头向藏人提供政治、物质支持。围绕夏格巴遣使赴英请求，英国驻印高级专员称伦敦正在讨论评估，并加紧与印度政府磋商。然而，印度外交秘书巴杰帕伊(Girja S. Bajpai)告诉美国官员，“英国的表态是一种圆滑的推卸责任作法”，英国对西藏仍然负有责任，印度不打算全盘接手英国在西藏所有的历史遗产。为说服印度，美英最终同意起好“表率”作用，不做任何有可能使西藏地方政府气馁的事；目前扩大物资援助虽不大可能，但应该努力给予他们国际道义的鼓励与声援*FRUS, 1949, Vol. 9, pp. 1095—1096.。在此基础上，美国还促请英国继续做通印度的工作。

1949年12月30日，印度成为英联邦当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这并不表明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总理及多数印度官员打算放弃从英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在拉萨设立代表处；在亚东、江孜等地派驻商务代表并驻扎卫队；印度商人享有治外法权；直接经营从亚东至江孜的邮政驿站、电报电话等特权。为评估藏军对抗解放军的能力及物资需要，印度驻锡金政治专员达亚尔(Harishwal Dayal)派遣了一个官方使团前往拉萨。尽管相信藏军不能组织有效抵抗，可他并未建议尼赫鲁劝说藏人放下武器。“事实上，他希望政府走得更远，甚至还表示如果总理采取无所作为的消极政策，他就将辞职。他可不想代表官方亲口告诉藏人，过去20年自称西藏最好朋友的印度在他们亟需帮助时却拒绝施以援手。”*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McGhee, airpouch, January 9,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9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对于西藏对抗中央政府的前景，尼赫鲁与达亚尔有着类似的黯淡评估，但与美国决策者的心理类似，他此时想再观望一下形势发展，不希望一开始就在“西藏问题”上涉足太深。对于西藏的全方位援助请求，他只同意有限物资援助，为一个旅的藏军提供半年的武器弹药供应，而没有涉及“西藏问题”国际化事宜。

1950年初，夏格巴正在印度等待再次访美的机会。鉴于对“西藏问题”有重大利益关切的英印两国均持明显保留立场，艾奇逊指示驻印大使馆阻止西藏此时派遣使团赴美。传递这一信息的美国官员向夏格巴表示，许多美国民众都着迷于西藏“异国”形象，对其独具魅力的文化充满好奇，美国政府也赞赏西藏的政治成熟度，但眼下不是西藏派人前往美国的最佳时机。夏格巴表面平静地接受了美国的迁延理由，双方没有出现言语上的交锋或不愉快*Telegram from Steere to the McGhee, dispatch 683, March 27,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3-27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艾奇逊在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时说，英印目前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显然不积极，加之西藏军事能力如果此间不断秘密增强，或者西藏与他国联系日益频繁，都将致使中共加速其行动步伐；反之，考虑到进藏将面临地理和后勤补给困难，解放军很可能会推迟入藏时间*Telegram from Acheson to Henderson, No. 380, April 19,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4-19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夏格巴事后感叹道：西藏方面太晚才做出与美国建立更亲密关系的决定实属失策，这给“西藏问题”国际化、西藏最终“独立”增添了难度。但他相信西藏最终能够指望获得来自美国的“友谊”，并且还暗示今后会提出类似的要求*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Acheson, No. 839, June 9,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6-9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言外之意，美国应该在西藏走向国际舞台过程中做好支持的准备。

杜鲁门政府的确打算撕掉涉藏政策“不干涉”的外衣，但苦于多数国家对于提升西藏 “国际地位”并未表现出特别兴趣，于是考虑先以专业军事指导和供给军需品方式给藏军提供相对隐秘的援助，增大解放军入藏的代价和风险。国务院将这种想法告诉了英国，意在促其施加影响力说服尼赫鲁为西藏提供实际军事物资，如果印度不能从自身库存中满足西藏所需，美国可以弥补遗留的差额*Telegram from Acheson to Douglas, No. 2945, June 16,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6-16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可英国继续阳奉阴违，不愿涉足西藏寻求国际同情并支持其对抗中央政府的事务。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对华强硬倾向走强。1950年8月10日，美国根据情报做出的西藏局势简报指出：刘伯承已于8月8日宣布解放军将很快向西藏进军；还有尚未得到证实的新闻报道称，或许解放军已经拉开了进军的大幕*CIA, “Situation Report”, August 10, 1950. Presidential Papers,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s, Situation Summaries folder, box 211. Harry S. Truman Library.。鉴于情况紧急，艾奇逊指示亨德森转告夏格巴，如果西藏方面反共，美国打算采购军事装备提供给藏军。亨德森首先通报巴杰帕伊西藏决心反对解放军的任何行动，请求印度尽可能给予西藏武器援助。如果印度有困难，则至少同意在物资运输方面进行友好合作，因为援藏物资的运输不可能不通过印度。巴杰帕伊认为，除非达赖要求帮助转运，否则印度政府不采取行动更可取。他称尼赫鲁已指示驻华大使潘尼迦(Kavalam M. Panikkar)向中国政府发出入藏的阻止性警告，如果中国坚持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下进军西藏，印度可能要被迫修正其对中国和平意图的看法，并会影响到印度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态度*FRUS, 1950, Vol. 6,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424—425, 446—448.。尽管亨徳森质疑印度是否向中国表达过如此强烈的意见，但他却对美印在阻止解放军入藏问题上立场一致深信不疑。

事与愿违，印度的后续表现并未朝美国预期的方向发展。夏格巴10月底告诉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正构筑与中国新型关系的印度不会实质性地帮助西藏，但没有提及印度是否会反对西藏接触其他外国势力获得想要的东西*Telegram from Steere to McGhee, October 28,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0-28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亨德森10月30日报告称：中国官员宣布解放军已于日前进军西藏；尼赫鲁告知夏格巴，印度对于“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政策目前很难明确，并表示西藏决定购买印度武器是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因为此举极大地刺激了中共。考虑到印度的态度以及达赖已下令与中央政府谈判，艾奇逊指示亨德森谨慎地转告尼赫鲁，希望美印在阻止解放军入藏问题上保持最密切的磋商，尽一切可能帮助藏人，将他们的遭遇告知国际社会，以对中共造成巨大国际压力，最终停止进军西藏计划*Memorandu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President, “Summary of telegrams pertaining to China’s invasion of Tibet and Tibet trade with India”, October 30, 1950.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067985.。杜鲁门提醒美国官员与尼赫鲁打交道时必须注意方式方法，任何类似于“我们早就告诉过你解放军会进藏，现在你总算相信了”的含有批评教育口吻的话绝不能说。尼赫鲁自视甚高且极富民族主义情结，稍有不慎都会对其造成刺激*FRUS, 1950, Vol. 6, pp. 546—547.。针对中央人民政府解放西藏的声明，尼赫鲁告诉亨德森：美国现在不表态、不行动对西藏更有帮助；印度担心美国谴责中国或者宣布支持西藏加入联合国，都极有可能给北京留下指责的口实，北京多次宣称大国势力已进入西藏，这对印度的西藏政策造成了极大牵制和影响；美国不应对印度的做法感到遗憾，“西藏问题”国际化绝非一朝一夕之事*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Acheson, No. 1072, November 3,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1-3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杜鲁门政府对此没有加以反驳，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接受尼赫鲁的观点，它只是在等待可以进一步挑战中国对西藏主权更合适的时机。

西藏地方政府于11月中旬准备了一份呈交联合国的呼吁书，号召国际社会阻止解放军进藏。美国认为“该材料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中国皇帝与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亲密友好的关系本质上属于精神范畴，并不带有任何政治含义和主权隶属性质，是一份非常专业的立场陈述”*FRUS, 1950, Vol. 6, pp. 602-603, 611-613, 618.。亨德森分析在呼吁书起草过程中，不排除印度向西藏提供了建议，甚至它就是印度官员的“杰作”。其中的某些语句，如“这种毫无根据、偷偷摸摸的军事‘入侵’不仅破坏了西藏和平，而且完全无视中国对印度做出的庄严承诺”，就像是印度在利用西藏寻求国际承认之机显示它自己的对华愤怒，因为尼赫鲁多次流露出对北京的行动“深感失望”*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McGhee, airpouch, November 13,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1-13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他由此得出印度对华和平意图正逐步幻灭的推论。然而，推论毕竟不是客观事实，为保险起见，杜鲁门觉得此时最好在西藏政策上仍采取跟随印度的做法。“如果美国政府给予印度支持与合作，同时不给尼赫鲁留下我们仅仅谋求在中印之间打入楔子的印象，就不仅会改善美印关系，而且有助于‘西藏问题’国际化。”*FRUS, 1950, Vol. 6, p. 602.对西藏的国际诉求，艾奇逊指示美国外交官在公开场合积极旁观，而私底下则大力推动。

11月14日，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格罗斯(Ernest Gross)与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比尼格尔·劳(Benegal Rau)私下接触时表示，“鉴于印方在‘西藏问题’上有特殊利益，我们会支持印度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任何措施。听说有些国家正考虑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审议，我们乐见其成”。劳回应称，“西藏问题”如被提交到联合国将“非常不幸”*Telegram From the Miss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 4567, November 14,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1-14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这一答复让杜鲁门政府对印度涉藏真实意图和打算再度失去了方向感。艾奇逊两天后指示格罗斯，目前不宜在“西藏问题”国际化上采取公开行动，但仍可支持萨尔瓦多将该问题提交联大讨论。“尽管我们怀疑联合国是否能对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军或同意尊重西藏的自治权，然而，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呈现在国际讲坛对于揭露中共具有宣传价值。此类宣传的好处在于公开辩论并证明北京的‘侵略’倾向，其早先借口说帝国主义势力威胁了西藏，这种理由在其行动面前明显站不住脚。此外，联合国如能辩论‘西藏问题’，那必将在朝鲜半岛局势上帮助我们，并且有利于我们在远东塑造反对中共的国际舆论。”*FRUS, 1950, Vol. 6, p. 577.

印度对联合国辩论西藏呼吁书的提议并不热情，但萨尔瓦多、法国等国坚持要求将其列入联大议程。格罗斯分析，虔信天主教的小国萨尔瓦多在“西藏问题”国际化上的积极举动完全因教皇皮乌斯十二世(Pope Pius XII)而起，他对藏人获得一次让国际社会倾听他们“遭遇”的机会感兴趣，所以正联合天主教国家公开提出该问题；至于法国感兴趣的理由，多半归因于其提倡人权的传统。比尼格尔·劳发言时指出，印度政府从中国得到的最新照会表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仍大有希望。很大程度上基于他坚持这一论断，联大总务委员会11月24日投票决定推迟考虑西藏的诉求。对于联大的这一决定，巴杰帕伊随后告诉亨徳森，印度之所以建议联合国延期讨论“西藏问题”，是因为尼赫鲁相信围绕这个问题的辩论只会恶化对立阵营彼此间的印象，或许还会阻止国际社会在更多重要问题上达成协议，“西藏问题”当然不在重要问题之列。但是巴杰帕伊耐人寻味地透露，“他个人认为指望通过谈判来解决该问题希望渺茫”*FRUS, 1950, Vol. 6, p. 584.。言外之意，“西藏问题”国际化还有机会。

1950年12月中旬，达赖喇嘛逃至藏南距锡金边界几英里处的一座寺院，准备在此逗留至来年夏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权衡一下未来的选择。印度、英国、加拿大此时正致力于与中国磋商朝鲜战争停火问题，而杜鲁门等人也聚焦半岛战况，分身乏术，可亨德森依然不遗余力地鼓吹在联合国复活“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行动，同时向出逃的达赖提供帮助*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McGhee, No. 1509, December 18,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2-18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国务院中国事务科也建议，不管尼赫鲁的态度如何，美国都应给予西藏足够重视。由于地理和气候原因，解放军这个冬天不要指望轻轻松松就能进入拉萨。“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都应相信‘入侵’西藏属于重大事件，它比中共最近在朝鲜半岛的干预行动更加重要。如果藏人感觉自己没有被抛弃，他们可能就会在严冬中增强抵抗。这无疑将阻止中共获得足够时间以推进其改变现状的行动。”*Telegram from Rusk to Henderson, No. 912, December 14,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2-14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亨德森甚至认为，从目前追溯到1911年中国革命之时，美国官方从未公开表示过尊重西藏从属于中国的法律地位。自1914年至今，西藏实施了事实上的自治，这是国际公认之事。美国是民族自决原则最早且一贯的支持者，理应支持藏人享有与其他民族一样与生俱来决定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力。如果事态进一步恶化，我们应考虑正式承认“西藏独立”*他此处所谓的“自治”也就意味着脱离中国中央政府管辖，是“独立”的代名词。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Acheson, No. 1582, December 30, 1950.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2-3050. Record Group 59, box 4226. National Archives II.。他觉得美国没有理由撤销对西藏诉求的支持，相应地，支持“西藏问题”国际化也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由于尼赫鲁寄希望于与中国交涉最大限度维持印度在藏利益而不愿西方国家卷入，尽管夏格巴等人在解放军宣布进军西藏计划后竭力想在联合国露面，却始终没有得到杜鲁门政府正式公开支持。这说明美国决策者一开始对印度态度确实比较看重，当然也证明美国在涉藏行动中配角计划的作用有限。需要指出，美国这一时期私下向达赖、尼赫鲁等人鼓吹西藏具有民族自治权，而自决权恰好是“西藏问题”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为美国适时从幕后走到前台做好了铺垫，也成为“藏独”主张日后的重要推进器。

三、单方面介入“西藏问题”国际化

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关注“西藏问题”的热度极大提升。杜鲁门政府分析西藏假若纳入中共统治范围，势必冲击美国在朝鲜半岛及其他地区的利益。美国应力劝“西藏官员”反对中共的和谈主张，鼓励国际社会支持其“藏独”主张并为此创造机会，同时根据局势发展向西藏提供有限政治和军事援助，但印度的立场将直接决定援助的效果*Telegram from Herderson to Acheson, No. 1658, January 9,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693.93/1-951. Record Group 59, box 3003. National Archives II.。巴杰帕伊1951年初明确告诉亨德森，印度当下全身心投入维护世界和平，不会过多关注“西藏问题”。它与其他地区性或全球性热点问题相比并不重要，甚至最近召开的英联邦会议根本就未提及该问题*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Acheson, No. 1831, January 25,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2/1-2551. Record Group 59, box 4227. National Archives II.。他的表态明显传递出不只是印度，英国也不会在该问题上抛头露面的弦外之音。杜鲁门获悉后决定单方面介入，“尽管从时间上看有些迟滞，但美国始终认为联合国不应漠视藏人的诉求，特别是考虑到联合国军正在朝鲜半岛与中国军队作战，国际社会更不应对发生在西藏的事情视而不见”*FRUS, 1950, Vol. 6, p. 618.。这标志着美国在涉藏事务上干涉主义倾向开始取代谨慎的做法。

艾奇逊指示驻印使领馆加紧收集西藏局势和达赖今后打算的实时信息，美国评估反馈回来的情报后指出：“严酷的冬季气候虽有可能减缓中共在西藏的行动，但只要春季来临，天气好转，解放军肯定会加快进军步伐。不出重大意外，中共可能于近期占领西藏。我们认为西藏方面应尽一切努力阻止解放军，并将这一事件提交联大辩论。如果能够表明藏人找到了抵抗‘侵略’的适当方法，我们已准备好了提供某些必需的援助。”*Note from Joint Secretariat to JCS. “Estimate of the Scale and Nature of the Immediate Communist Threat to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JCS 1924/49, February 19, 195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362376.除英印不愿配合的原因，促使杜鲁门政府从幕后走到前台积极介入“西藏问题”国际化进程，其实也与中美在朝鲜半岛的鏖战密不可分。随着美军伤亡越来越大，许多美国人对华态度日趋强硬。美国决策者相信如果达赖逃到国外立足，不仅可以很好地游说佛教徒追随者支持“藏独”事业，而且能够更方便、更具说服力地在国际社会展现“西藏问题”。“这会使毛泽东的‘侵略’色彩更引人注目，以警示其他希望与中共和解的亚洲国家。不管怎样，此举符合美国当时遏制中国，给中共统治制造麻烦的既定目标。”*Dean Rusk, As I Saw It, New York: W. W. Norton Press, 1990, p. 172.加之国内政敌指责政府对华“软弱”之声仍不绝于耳，杜鲁门决定单方面介入“西藏问题”国际化也就不难理解了。

亨德森当然乐见高层开展更为积极的涉藏政策，他基于对藏军战斗力的清醒估计判断，除非有来自美国的实际道义、物质支持，否则达赖不会离开西藏。退一万步说，即便他前往印度，但假使中共控制了整个西藏，身在国外的达赖能否发挥西藏抵抗运动核心的作用将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况且，尼赫鲁并未松口允许他在印度境内对抗中共。亨德森主张美国的介入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动员达赖外逃，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呼吁尊重藏人的“自治”传统和“自决”权利；联合国欠藏人一次将其诉求提交到国际讲坛，要求解放军停止军事行动的机会；倘若此举无效，就通过谴责中共武力“进犯”西藏的决议，迫使毛泽东撤兵*FRUS, 1951, Vol. 7, Part 2.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pp. 1506-1508.。亨德森的大胆建议与杜鲁门更为激进的对华决策思路部分契合，1951年1月中旬出台的美国国家情报评估分析了中国的弱项，美国可能采取的各种削弱中共统治的行动及其价值和后果。“联合中国大陆业已存在的反共力量并扩大援助，复兴并武装蒋介石部队，轰炸中国沿海城市以摧毁其工业生产能力，继续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如果将上述行动结合起来，必将使中共政权陷入危机。”*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Communist China”, NIE-10, January 17, 1951. INR-NIE Files. Record Group 59, box 292. National Archives II.然而，杜鲁门深知针对中国大陆动武有引爆世界大战的极大风险，稳妥一些的做法，可以让“西藏问题”保持一定热度，促使其最大限度国际化，迫使中国在东北和西南边境面临双重难题。

美国3月初获悉西藏代表团正前往北京与中央政府展开谈判，以达成将西藏防务及外交权交付中央，达赖则继续在西藏进行统治的协议。美国官员认为即便西藏内部自治是真实的，却对美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中共掌握了西藏防务就能够控制当地政府，并沿中尼、中印边界部署军队，不利于美国分化中国与邻国的关系*Daily Digest of Intelligence Reports Covering Period 3/8-3/9/51, March 8, 195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301703.。对于“西藏问题”国际化，杜鲁门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与之相反，围绕即将举行的和平解放西藏谈判，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则感到乐观。“西藏80%的喇嘛赞成中央政府提出的方案，它允许达赖继续拥有管理寺庙与主持宗教活动的权力，喇嘛们相信自己的信仰和财产不会受到威胁。但是，某些亲西方的僧俗官员确实还在进行阻挠。”*Telegram from Gifford to Acheson, No. 5089, March 27,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3-2751. Record Group 59, box 4227. National Archives II.接受和谈主张的同时，西藏地方政府3月底派奥地利人哈勒(Heinrich Harrer)赴印寻求亨德森的建议和帮助*哈勒1912年生于奥地利胡腾堡，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不久，哈勒加入纳粹组织。他和另外三人于1939年受希特勒指派前往西藏寻找统治世界的“神秘力量”，中途被英国军队抓住并关押在印度。他1944年从印度监狱逃亡至西藏，随后7年里一直为西藏地方政府工作，曾担任达赖的私人教师和非官方政治顾问，对达赖的政治思想影响极大。他力主借“西藏问题”国际化最终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1952年返回奥地利后出版了《西藏七年》一书，为“藏独”势力摇旗呐喊。。哈勒称达赖对返回拉萨仍很迟疑，担心西藏代表团会屈从于压力，他亟需来自美国的建议。亨德森认为达赖回去必定“受人摆布”，而印度迄今还没有承诺为他提供庇护；除非迅速行动，否则，达赖要么陷入与中共关系的困境，要么在印度处于极不愉快的境地。此次会晤后，亨德森提议艾奇逊授权他主动致函达赖，让其确信美国并没有抛弃西藏。他准备购买印度当地信纸书写且不署名，即使传递途中出现差错，也很难发现信息的真正来源*FRUS, 1951, Vol. 7, Part 2, pp. 1612-1613.。为阻止和谈，他再次敦促政府加速“西藏问题”国际化，满足达赖将该问题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愿望。

亨德森不等上级批准就着手草拟致达赖的信函，一方面表达对达赖的“同情”，力劝他不要与中央政府达成协议，危言耸听地称这只会加速中共占领整个西藏的步伐；另一方面建议达赖不应在此“危急之秋”返回拉萨，而应前往别国，比如锡兰。假如他和家人不能在那里得到安全庇护，那他可以确信肯定能在任何一个友好国家，如西半球的美国找到避难所。美国就此准备直接出面向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决议草案，达赖最好立即派遣代表团前往纽约。艾奇逊一周内就批准了亨德森致信达赖的计划*FRUS, 1951, Vol. 7, Part 2, p. 1619.。美国驻锡兰大使萨特斯韦特(Joseph Satterthwaite)赞同亨德森的建议，并信心满满地表示如果印度不愿意庇护达赖，由锡兰作为替代国绝对不成问题。他给亨德森的信中写道：“你将会因你所采取的勇敢行动而受到高度评价，我将全力支持国务院就此做出的任何指示”*Letter from Satterthwaite in Colombo to Henderson, April 13,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793B.11/4-1351. Record Group 59, box 4227. National Archives II.。国务院南亚事务科致信萨特斯韦特，“我高兴地获悉国务院全力支持达赖到国外避难，让我们赶紧着手工作，以保证亨德森的计划能够顺利实施”*Letter from Matthews to Satterthwaite, April 24,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793B.11/4-2451. Record Group 59, box 4227. National Archives II.。亨德森的主动及国务院的积极批准，标志着美国顾及中国领土完整而不愿涉足西藏地位政策的终结。此后，美国更有意识地去填补英印从干涉西藏事务中“退居二线”而留下的真空。

亨德森的信于1951年5月中旬送至印度北部达赖喇嘛的代表手中，这开启了美国从幕后直接走到前台单方面介入西藏事务，并因时因势采取不同手段的序幕。出乎美国预料的是，在信件送达后不久的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代表团签订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不愿接受现实的杜鲁门政府指责称，“协议进一步证明国际共产主义将继续在无私的反帝运动伪装下，针对邻国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以实现对周围人民的政治征服”*State Department Information Research Office Report, OIR 6000.7, June 4, 1951. Record Group 59, box 292. National Archives II.。美国驻印使馆报告：巴杰帕伊甚至整个印度政府对于协议都感到震惊，也对西藏未能获得“更好”条款极度失望；这明显表现出尼赫鲁在西藏局势面前的无奈窘境，不排除他在不“抗议”的情况下接受现实的可能性。美国决定抓住印度心有不甘的心理做文章，公开质疑协议是否为西藏代表团遭到“胁迫”的情况下达成，或者仅仅是中共武断的单方面声明；重申“西藏不应遭受‘威胁’，西藏人民应该享有自1911年起就维持着的自治权、自决权”*FRUS, 1951, Vol. 7, Part 2, pp. 1693-1695.。杜鲁门显然希望借此向达赖和尼赫鲁传递美国对西藏的持久兴趣，协议的签署并不意味着西藏的宿命，也不会让美国放弃“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努力。

美国对“西藏问题”国际化热情不减当然事出有因，其实直到协议签字后，围绕达赖今后的选择，夏格巴等人仍就一系列问题在反复征询美国的意见。如果达赖不承认协议并向联合国提出西藏“独立”诉求，美国准备提供什么帮助？如果达赖决定在锡兰寻求庇护，美国会与锡兰政府沟通并支付达赖一行的花销吗？达赖在国外将会受到国家领袖的对待吗？西藏境内反共时机成熟之际，美国会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吗？美国会在噶伦堡与西藏保持联络吗？如果达赖的兄长因公开反对中共，其安全无法在印度得到保障时，美国会援助他们前往美国吗？亨德森明确告诉夏格巴，确保“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基础是达赖拒绝接受“十七条协议”，这也是美国施以援手的前提。他建议西藏派代表团前往联合国“申诉”，知道“西藏问题”的国家越多越好。美国将协助西藏与锡兰接触并做相关国家的工作，希望它们以杰出高僧和西藏自治国家领袖身份接待达赖。亨德森称美国会考虑援助藏人，使其“过上衣食无忧和有尊严的生活”，也会派人与达赖代表沟通，但不会在噶伦堡设立官方机构。为有效维持西藏政治现状，美国准备向藏军提供军事援助，在不违反印度法律的情况下将其运到西藏。如果达赖的兄长不能待在印度，美国将欢迎他们到访*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Acheson, No. 3433, May 31,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693.93B/5-3151. Record Group 59, box 3003. National Archives II.。不难发现，为谨慎起见，亨德森对夏格巴的问题尽管包含保证意味，但多数都有所保留。

亨德森深知“西藏问题”国际化并非一蹴而就，他建议艾奇逊首先务必说服达赖不承认“十七条协议”和外逃，以尽可能吸引世界舆论的注意力并争取其支持。其次着手做一些眼下能够办到的事情，既可体现美国的“诚意”，又可改善西藏方面的不利处境。考虑取消或者简化西藏羊毛出口到美国的法规，调研西藏其他商品在美销售的前景，同时抢购西藏战略物资，以免它们落入中共之手；在适当时间以适当形式发布承认西藏“主权”的声明，在尼赫鲁默许的情况下，考虑对藏进一步提供军援并更积极推动其在联合国提出自己的诉求；美国官员不定期前往噶伦堡与达赖的代表联络，支持该地区发行藏文、英文报纸，以此保持与达赖的持续联系和扩大西藏的国际影响力*FRUS, 1951, Vol. 7, Part 2, pp. 1682-1684.。艾奇逊对上述建议做了少许修改，他承诺大力帮助西藏当局的同时，为了让国际社会更充分了解“西藏问题”，使其尽可能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并最终实现西藏“独立”的目标，达赖理应为此负担一部分个人财富*艾奇逊提出这一要求是基于美国驻印大使馆稍早前对达赖家族和西藏官员掌握财富的报告，美国驻印外交官和国务院可能都过高估计了他们的个人财力，所以该要求后来没有再被提及。Telegram from Henders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No. 1658, January 9,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693.93/1-951. Record Group 59, box 3003. National Archives II.。这说明杜鲁门、艾奇逊等人虽力主“西藏问题”国际化，但他们总体上仍是现实主义者，不会摆出不切实际的姿态或者做出美国难以履行的承诺。

杜鲁门密切关注西藏局势，声称达赖不受北京“控制”至关重要，只要西藏方面采取坚定反共立场并付诸实际行动，他一定会竭尽全力提供帮助*Telegram from Acheson to Henderson, No. 2051, June 2,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5-2951. Record Group 59, box 4227. National Archives II.。此番表述分明是在考验达赖的决心和能力。亨德森派人携带自己未署名信函前往位于噶伦堡的西藏代表机构，加紧游说达赖离开西藏，在国外积极组建抵抗运动中心，最终迫使中央政府放弃统一西藏的想法。美国官员与藏人前所未有的密集接触无疑引起了印度情报机构注意，这已不是亨德森第一次抛开印度单独开展“西藏问题”国际化活动。他此前在印度国际事务委员会发表演讲，不点名批评那些面对“十七条协议”而退缩的印度官员，引发了印度社会的巨大轰动。但耐人寻味的是，印度政府对他的言行并未公开表态*H. W. Brands, Inside the Cold War: Loy Henders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 1918—196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08.。美国官员何尝不知印度这种模棱两可态度的由来及其背后的深意，尼赫鲁在“西藏问题”国际化上不吭声总比明确反对要好。

接到亨德森信函的达赖并不容易做出决定，他此时面临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接受“十七条协议”返回拉萨；前往国外鼓吹“藏独”。逃亡的压力主要来自达赖的亲属和近臣，他们与美国官员来往密切，为确保自身既得利益，最热衷于“西藏问题”国际化，竭力反对达赖承认协议。达赖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那时都在华盛顿，他们同样被国务院招募来催促达赖立即出国。为坚定达赖对“西藏问题”国际化的信心，美国驻印大使馆临时代办斯蒂尔(Loyd V. Steere)7月初亲自送去一封未署名信件，再次强调了达赖坚持抵抗，同时将藏人反共士气展现在国际舞台的重要性。他承诺美国会公开支持达赖对“十七条协议”的任何否定，促成他向联合国提出任何新的诉求。他建议达赖在印度、泰国或锡兰寻求庇护，以便就近组织西藏境内的反叛。如果不能在这些国家留驻，他也可以选择赴美*Telegram from the Charge in Indi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irpouch, No. 70, July 11,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7-1151. Record Group 59, box 4227. National Archives II.。国务院也让土登诺布尽快转告达赖：“美国政府认为达赖不应‘被迫’接受有损西藏的协议，西藏人民理应享有与多年保持的自治传统相称的自决权，这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将公开声明达赖是自治的西藏领袖，也会努力促使其他国家在各种国际场合这样做。美国支持他在锡兰避难，会为此向其家人和一百余名随从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我们希望达赖慎重考虑并做出明智选择，他的决定不仅会产生重大国际政治影响，也会左右其他人的未来抉择。”*Memorandum from the Acting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 Affairs 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Near Eastern, South Asian, and African Affairs, July 11, 1951. McGhee Files: Lot 53 D 468. Record Group 59, box 292. National Archives II.

美国准备了三份内容完全一致的国务院与土登诺布谈话备忘录，第一份于7月14日出现在噶伦堡达赖的母亲和夏格巴面前，第二份几天后被带到亚东送交达赖本人，而第三份则由锡金公主专程带给她的叔叔——西藏“外交局长”柳霞。令人吃惊的是，亨德森派往亚东的信使随身还携带有一份堪比好莱坞剧本的“营救达赖方案”。该计划要求达赖趁夜色逃离“避难”地并秘密前往印度，以免各大寺院要求他返回拉萨的代表闻讯赶来阻止；如果此法遇到麻烦，达赖应立即函请美国协助。美方官员将在哈勒陪同下，在西藏境内的一个安全地点与达赖汇合，然后将其安全带往不丹。需要特别指出，这是经杜鲁门批准的密谋策反达赖、正式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计划，绝非亨德森一时头脑发热的突发奇想。一开始，美国官员其实并不打算将计划告诉哈勒，他们发现哈勒在处理与达赖及其家人的关系时有些武断，担心他把事情搞砸。但因“营救”行动需借助于哈勒持有的当地地图及达赖家族对他的信任，所以只能由他充当中间人*Outlined Plan in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in Calcutta, No. 52, July 17,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7-1751. Record Group 59, box 4227. National Archives II.。通过频繁沟通，亨德森希望达赖充分知晓美国的意图并据此做出“明智”的决定。

当美国这封承诺信送到达赖和柳霞手上时，他们已在返回拉萨的路途中。哈勒8月1日回复亨德森：达赖收到了美国支持他前往外国避难的信息，他对此既感激又困惑，在信函未署名的情况下，他不能使西藏多数官员相信美国真的对西藏“独立”感兴趣；达赖希望美国政府不要生他的气，他内心深处仍盼望着前往美国，但就“西藏问题”国际化而言，现在“仿佛一切都是不好的预兆”。美国来自亚东的一线情报也称，“听天由命的达赖准备屈服于他亲中顾问们的‘压力’，返回拉萨与中央政府达成最好的交易”*Historical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search Project, November 1957.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1-57. Record Group 59, box 3949. National Archives II.。在征得政府同意后，亨德森答应了达赖希望看到署名书面承诺的要求。他亲自签发了一份包括下列内容的文件：美国公开支持达赖是自治的西藏领袖，这将成为双方未来合作的基础；美国目前会帮助他前往国外“避难”，待时机一旦成熟就协助他返回拉萨，成为没有共产主义影响的自治国家元首，这一基本立场不受东北亚局势发展的影响；综合考虑现行各种条件，美国将尽力向西藏境内的反共势力提供物质援助。9月30日，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让锡金王室的一名藏族亲属宇妥夏巴阅读了这份署名文件，并允许他逐字记录，抄录完毕后则以保密为由将其收回*Telegram from Wilson to Acheson, No. 185, October 1,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0-151. Record Group 59, box 4227. National Archives II.。美国希望此举能促成达赖回心转意，折返南下。

1951年10月10日，同样在各种场合鼓吹“西藏问题”的鲍尔斯(Chester Bowles)接替亨德森出任美国驻印大使。他力谏艾奇逊不要轻言放弃，通过土登诺布再次向达赖的代表传递署名信函，除重申美国以前的承诺，也建议达赖充分了解西藏局势后提出可行的合作之道。他提议派飞机入藏，一为显示美国决心，二为帮助达赖出逃，并给亲西方的西藏僧俗官员带去部分武器。深谙公共关系的鲍尔斯主张美国以官方名义赠送达赖一些礼物，比如他非常感兴趣的新式摄影设备、彩色电影放映机和胶片，它们虽不起眼，却象征着美国领导人与达赖实实在在的“友谊”，必将有助于他坚定反共信心。艾奇逊批准了上述建议，还精心准备了一封歌颂美国与西藏“传统友谊”的信件。他指出目前派飞机入藏接达赖出逃虽然存在困难，但当他下决心离开并将“西藏问题”呈现在世人面前时，美国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Telegram from Bowles to Acheson, No. 1749, November 15,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793B.00/11-1551. Record Group 59, box 4227. National Archives II.。这封信连同送给达赖的礼物于11月25日抵达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后经由滞留在噶伦堡的达赖家人之手全部转交给达赖本人。要知道，达赖已于10月24日致电中央拥护“十七条协议”，杜鲁门明白“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事实上已经破产，他上述举措与其说是在简单重复承诺，还不如说是对未来美国发展与达赖关系的保证。国务院继续保持与土登诺布和嘉乐顿珠接触，寄希望于承认西藏事实上的自治地位来模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引导达赖一步步脱离中央政府，重启“西藏问题”国际化步伐并不断向前迈进。

结语、“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失败的原因

杜鲁门政府“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之所以失败，应该说有着多重深刻的主客观因素。

首先，冷战之初，美国整体上采行“先欧后亚”战略取向，苏联是其头号敌人，杜鲁门主观上不可能为炒热“西藏问题”而在中国大陆开辟除朝鲜半岛外的亚洲第二战场。这决定了美国当时对“藏独”势力的支持必定有限，甚至有时还颇显瞻前顾后、缩手缩脚。对于亨德森主张做出支持西藏反对中共的任何承诺，杜鲁门除意识到这与美国全球战略定位存在抵触，也深知“西藏问题”国际化路途上尚有诸多自己掌控不了的客观因素。西藏境内的抵抗运动受到西藏自身的自然、物质、政治条件和邻近国家的限制，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美国对此当然无法也无力独自支配*Telegram from Herderson to McGhee, No. 1658, January 9, 1951. State Decimal File, 693.93/1-951. Record Group 59, box 3003. National Archives II.。他并不打算一开始就开出无法足额兑现的空头支票。

其次，“西藏问题”能否国际化，客观上还需作为当事者的达赖始终坚持错误的“藏独”道路以及英国和印度或明或暗的密切配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经过大量耐心细致的政治工作与军事斗争，最终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在此期间，达赖思想虽有过动摇，并一度逃往藏南伺机出国“避难”，但他犹豫观望后还是宣布接受协议返回拉萨，西藏得以和平解放。建国之初在讨论与英国交涉的策略时，中国就确定了“英国必须完全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原则：或许从中国、英国与西藏地方的交往史来看，可能有些时候对中国的主权有所限制，即便是这一点也恰恰证明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不容置疑，因为按照国际法，拥有主权才可以通过订约行为而损失一部分主权，此举也并不妨碍主权方事后收回损失的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中英缔结关于西藏条约的研究》，1950年2月1日，档案号：105-00117-02，第3页。。对于中国上述义正言辞的主张及法理依据，英国无法提出实质异议。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何英国对“西藏问题”国际化始终缺乏热情，也不愿配合杜鲁门去说服尼赫鲁。

毛泽东洞悉尼赫鲁在对华政策上的两面做法，既希望保持中印友好，又不愿放弃从英国继承下来的在藏特权。中国外交部分析，不排除印度暗地里支持“藏独”主张，破坏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和平谈判。毛泽东据此制订了坚持主权原则基础上，以有理有利有节方式争取印度的策略。一方面重申西藏为中国领土，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军解放西藏及西藏人民是履行其神圣职责，外国所谓的“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一个内政问题。无论西藏地方当局愿否和谈及谈得什么结果，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预。另一方面，对于印度在西藏的商业利益，按照中印关系平等互利原则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0年，第32、41、45—46页。。中国“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彻底粉碎了英国和印度妄图以旧的条约体系延续对西藏影响的图谋，迫使其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最大限度避免了“十七条协议”达成过程中来自印度的干扰因素。从客观上讲，这样的结果无疑抽掉了美国“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中最为关键的同盟者基础，打压了杜鲁门拉拢尼赫鲁策动“藏独”的幻梦。

再次，印度独立之初，尼赫鲁总体上执行中立主义外交，尽管其对华政策表里不完全如一，在处理西藏事务上与中国存在矛盾，但他主观上并不认同美国对华遏制孤立做法，客观上对美国的涉藏政策也非亦步亦趋，甚至是有着较大差别。中国入朝参战后，杜鲁门虽加大了“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力度，但他深知印度政府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成败与否，只要尼赫鲁觉得中国的“好斗性”并不针对印度，他保持中印友谊的决心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削弱。除非感到自己面临共产主义来自西藏地区的巨大压力，他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中印关系*“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CIA 3-50, March 15, 1950.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President’s Secretary’s Fil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older, box 207. Harry S. Truman Library.。即便尼赫鲁并不满意“十七条协议”的内容，但他依然觉得美国对华好战态度于事无补。他相信中共战胜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是亚洲民族主义的一个重大胜利，是亚洲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的好战立场将适得其反，迫使中国与苏联走得更近。美国决策者不得不承认，尽管西藏对印度而言具有战略重要性，共产主义势力进入西藏不可能导致印度涉藏政策的逆转，尼赫鲁至少目前不愿涉足西藏分裂势力寻求“藏独”的努力*CIA Report, “India’s position in the East-West conflict analyzed”, September 4, 1951. DDRS, Document Number: CK3100165584.。这当然也是导致杜鲁门政府“西藏问题”国际化战略无果而终的重要因素。

最后，有必要指出，杜鲁门政府内部一开始对于介入“西藏问题”虽有不同意见，但伴随对华政策的调整，它最终还是涉足其间，并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卷入程度日益深化。无论像杜鲁门、艾奇逊这样的决策者，还是像亨德森那样的一线官员，他们对西藏分裂势力都做出了越来越明确的承诺，从而成为美国在冷战期间煽动、支持众多“藏独”活动的滥觞。他们的措辞颇耐人寻味也极具解读弹性，藏语中没有分别表述宗主权、主权的词汇，对自治与独立也没有明确的语义学区分，所以“美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西藏自治”等语句，难免导致藏人对美国承诺的概念误解，而美国官员似乎也有意在信息传递时不加以解释和说明。毫无疑问，这是杜鲁门政府对于“西藏问题”深思熟虑后特意为之的表态。“藏独”势力听到了他们想听到的，而美国也避免了可能过早过深地错误卷入而得不偿失。不难发现，杜鲁门政府的承诺具有典型的开放式保证特征，美国并不用为此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责任。总之，杜鲁门政府对西藏事务的干涉虽然还不具备系统性，并显示出随机性和前后不一的特点，但却是随后20年左右美国西藏政策的基础。“西藏问题”国际化借此迈出第一步，这对其后西藏局势的发展不可不谓影响深远。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李青果】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2.013

作者简介：温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藏独’势力兴衰的国际背景及我国对策研究”(10BGJ003)

*收稿日期：2015—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