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立 彬

台湾光复与《新生报》*

赵 立 彬

摘要：《新生报》是国民党政府在台湾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是光复之初接管台湾文宣事业的产物。在初创时期，《新生报》主动树立国家意识，宣传开明思想，在新政府和台湾民众之间担任沟通角色，带有进步性和理想主义的色彩。《新生报》与接收政权的主事者有一定的关系，与当政的国民党在政治抱负和思想观念上又有一定的距离，通过报纸有限地表达了一些进步观念，影响了光复初期台湾的舆论生态。

关键词：《新生报》； 台湾光复； 国家意识； 李万居

日据后期，台湾舆论完全为日本殖民者所控制，全岛中文报纸绝迹。台湾光复，面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变迁，中文报纸的恢复对于政治施展和社会变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背景下，1945年10月25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台湾光复节”)，《新生报》创刊，这是国民党政府官方在台湾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后成为台湾三大官报(《新生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之一，直至今日，仍是台湾有影响的一份报纸(2001年已改为民营)*《新生报》主要在一些工具书上有所介绍，一般的新闻史类著作，如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等，对《新生报》有所介绍。同时因为其持续时间长，刊载内容多，许多研究将其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以《新生报》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有郑梓:《“光复元年”台湾社会图像之一——以〈台湾新生报〉为中心的探讨》，淡江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台湾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社会、经济与垦拓”论文，1995年；许诗萱:《战后初期(1945.8—1949.12)台湾文学的重建——以〈台湾新生报〉〈桥〉副刊为主要探讨对象》，探讨了台湾本省与外省文人交流/交锋，台中：中兴大学中研所1999年硕士论文；[日]丸川哲史：《“去殖民地化”与“祖国化”：从〈新生报〉“桥”副刊的论争谈其意涵》，黄俊杰编：《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7年；许旭辉：《战后初期台湾报业之发展——以〈台湾新生报〉为例(1945—1949)》，台北教育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许旭辉文以《新生报》为例，着重探讨了在官营媒体接收和官方势力的帮助下，《新生报》取得媒体发展制高点的过程。关于《新生报》早期的一般概述，包括组织经营、版面安排、办报理念、公司化改组等，可参阅该文。该报报名全称为《台湾新生报》，现依报纸本身、一般民众和研究者的习惯，在本文正文中简称为《新生报》，但在引征注释时，仍用全称。。 《新生报》是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下配合接管工作的重要产物，在初创时期，其主动树立国家意识，宣传开明思想，在新政府和台湾民众之间担任了重要的角色。

一、台湾的“新生”与《新生报》的创办

《新生报》是在接收日据时期《台湾新报》的基础上创办的。由于舆论控制的需要和战争时期纸张供应的实际困难，1944年3月，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机构台湾总督府已下令将台北的《兴南新闻》、台湾总督府的《台湾日日新报》、台中的《台湾新闻》、台南的《台南新报》、高雄的《高雄新报》、花莲的《东台湾新报》统合成为《台湾新报》。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新报》，创办《新生报》。

接收台湾的工作，在《开罗宣言》发表后已经开始预备，光复后台湾报业的接管工作，则酝酿于重庆。《新生报》的创办，由当时在重庆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和情报工作的台籍人士李万居提议，报名由在内地从事新闻工作的台籍人士谢东闵命名，报头也是在重庆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谢东闵忆述：

民国三十四年五月，我由福建到重庆，代表台湾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借住“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几位在重庆参加对日抗战工作的乡亲晤面；一方面研究在大会提案，一方面谈到台湾光复后返里要为故乡做些什么。其中李万居先生首先说他要办报。我们知道日本政府为控制台湾舆论，已把台湾所有的报纸合并成为《台湾新报》。接收了《台湾新报》，应该有一个新的报名。我当时提出《台湾新生报》这一个命名，以“新生”寓有新气象和光明前途的意义，大家均表赞同。李万居先生立即去请党国元老于右任先生题写报头，台湾光复，李万居先生果然接办了《台湾新报》，于右任先生苍劲的《台湾新生报》题名，便在创刊号上出现。*谢东闵：《浓郁的情谊》，《新生副刊》主编：《〈新生报〉与我》，台北：台湾《新生报》出版部印行，1985年，第1—2，2—3页。

关于“新生”这一报名的涵义，在《新生报》创刊一周年时，《新生报》社长李万居专门提到“新生”有两点意义：一是《新生报》在光复的同时创刊，负有除旧布新的使命，它的命名含有“新生”的意义；二是台湾重归祖国，如一个人之得庆更生，《新生报》负有使这块土地恢复原有生命的使命，所以又含有“再生”的意义*李万居：《本报创刊的经过和今后的工作》，《台湾新生报》1946年10月25日，第4版。。 负责接收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于1945年10月24日飞抵台北，就在同一日，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委员夏涛声、张皋、沈云龙等人由李万居陪同，前来接收《台湾新报》*黄得时：《国庆特刊与光复号》，《新生副刊》主编：《〈新生报〉与我》，第292，292—293、288页。。 第二天，《新生报》正式刊行。在《创刊词》中声言：

本报设备乃就接收《台湾新报》改组而成，但言论纪事立场，完全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报纸。《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所负的使命是新的，这个“新”字，意味着国土重光、灵魂复活、及生命再造等。现在六百万台胞所获得的自由解放，都是新生。因此，本报命名为《台湾新生报》。*《创刊词》，《台湾新生报》1945年10月25日，第2版。

《新生报》接收《台湾新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于报社的社址，在面临中山堂广场一侧购置了1座4层大楼，作为行政管理及编辑部、业务部；临衡阳路原址，改建了1座4层楼房，供给国外通讯记者及《新生报》南部版驻台北办事处之用。在资产方面，进行了财产重估，清算出其中属于台湾地方人士所有股份，换发《台湾新生报》新股票，召开了股东大会*谢东闵：《浓郁的情谊》，《新生副刊》主编：《〈新生报〉与我》，台北：台湾《新生报》出版部印行，1985年，第1—2，2—3页。。《新生报》初创时期，起用的人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从大陆来的接收人员及带来的一些专业人才。首任社长为李万居，台湾云林人，曾任职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社长黎烈文从福州延聘，是当时比较活跃的作家、翻译家(后来李万居为创办《公论报》而离开《新生报》，黎烈文改任台大教授，省政府派谢东闵出任社长)。另有陈正飞、马锐筹、李蔚如等人，都是从内地来台，《大公报》记者李纯青也在一段时期为《新生报》写社论。二是留用一批原《台湾新报》的人员。如黄得时原在《台湾民报》任文化部长，主编副刊及社会新闻，后在《台湾新报》主持文化版及城市新闻；吴浊流从大陆回台后加入《台湾新报》文化部，龙瑛宗也在报社服务，他们都继续服务于《新生报》*黄得时：《国庆特刊与光复号》，《新生副刊》主编：《〈新生报〉与我》，第292，292—293、288页。。 《新生报》最初由行政公署宣传委员会主管，社长李万居负责社务。

日本投降后，《台湾新报》实际上已由报社里的台湾人士主持，供职的日本人对于社务已不敢再插嘴、插手，不久他们大部分返日，编辑部由吴金錬、经理部由阮朝日两人分别负责，一度疏开到新店的编辑部和平板印刷机也迁回台北，但是报纸仍然全用日文。10月初，吴金錬派一位记者来动员黄得时：“现在台湾已经光复了，而台湾新报老是发行日文版，太对不起祖国。所以从十月十日的双十节起，预定出中文版，日文版仍留一半。你是台大中国文学科毕业的，既能日文、又善中文，并且曾在台湾新民报编辑几年的中文，所以吴先生敦请你到台湾新报来帮忙，从十月十日双十节的国庆节出特刊起，以后要每日出中文版一张。” 黄得时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遂予应允*黄得时：《国庆特刊与光复号》，《新生副刊》主编：《〈新生报〉与我》，第291页。。《新生报》接办后，报纸由光复前的每日8开一小页改为每日对开一大张，除广告外，两版中文，一版日文。接办之初，报纸的经营遇到许多困难。首先是人手问题。《新生报》的阵容所谓“良将如云，谋臣如雨”*周玉山：《两岸报纸副刊的文学经验》，氏著《大陆文学与历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4年，第60页。， 指的是1949年以后网罗了《申报》大部分采编人员的情况。而在初创期间，编辑人才较差，电务和校对人员缺乏，中文版的编辑和采访人手极少；设备方面，因遭受战争的破坏，瓦斯没有供应，铸字发生问题，中文常用字不够，又不及补铸，工友不习惯排中文版，加之铅字缺锌，质地太软；电讯方面，中央社台北分社正在筹备中，还没有开始供稿，新闻来源非常缺乏。因而存在电讯太旧、错字很多、印刷不清晰、编排欠讲究的缺陷*李万居：《本报创刊的经过和今后的工作》，《台湾新生报》1946年10月25日，第4版；《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三十五年度工作计划》，《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82册，第383页。。主要是因为印刷中文报纸的基础欠缺所致。在这种困难情形下，《新生报》艰难维持，逐步改善。

二、《新生报》与光复初期国家意识的树立

台湾回归祖国后，首要的问题，是要在台湾民众中重新树立中国的国家意识。1945年3月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已经明确规定：“接管后之文化设施，应增强民族意识，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机会，提高文化水平。”*《台湾接管计划纲要》，《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8册，第362—363页。在接收台湾的过程中，“心理建设”被提到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同样重要的方面，陈仪在1946年新年广播中说：“心理建设，在发扬民族精神。”*《庆祝胜利迎新年 陈行政长官发表广播》，《台湾新生报》1946年1月1日，第2版。《新生报》在树立国家意识方面，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以介绍祖国文化、驱逐日本“皇民化”出台湾自任。《新生报》在《创刊词》中表示：

过去五十年台湾受日本统治，对祖国非常隔阂。虽然故有的风俗习惯及语言等都保存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仍弥漫全岛。日本施行的同化政策，并未成功。到处可见“人心思汉”。但毕竟对祖国了解无多。在封锁或半封锁状态下，台湾与祖国一衣带水，海峡竟成了绝缘地带。长期生活在孤岛上，自然不明祖国的真象。今后我们准备源源介绍丰富的中国文化。*《创刊词》，《台湾新生报》1945年10月25日，第2版。

《新生报》通过大量的社论、评论，结合各种节日和重要活动以及政策的宣传，强调树立台湾人的国家意识：一方面立足于台湾，取得台湾民众的认同和亲近；另一方面则时刻注意帮助台民把“台湾”和“祖国”连接起来，宣传台湾不是孤立的存在，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建设台湾”和“建设中国”是一致的。其1946年《新年献词》指出：

今后不仅要为台湾而建设台湾，并且要为国家而建设台湾。不仅要努力台湾的建设，而且要参加整个国家的建设。把台湾和国家打成一片，地方繁荣而国家富强。新台湾的前途与新中国的前途交织成一轮光明灿烂的远景，展呈在我们面前。*张皋：《新年献辞》，《台湾新生报》1946年1月2日，第3版。

在青年节的社论里，也指出台湾的青年 “不仅要以台湾的主人自居，而且进一步要以中国的主人自居”，“为服务国家，应培养高深的学问，优秀的能力，为国家效力，使建国伟业，因台湾青年的努力，而加速完成”*《社论：青年节告台湾青年》，《台湾新生报》1946年3月29日，第2版。。

抗战胜利后，在内地和台湾民众中都一度产生了普遍的重整旗鼓、建设国家的抱负和热情，但很不幸，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并未就此走上正轨。重返祖国怀抱的台湾，立即遇到的是国家处于各种艰难动荡的局面，台湾民众对于祖国发生的情况，不免有些失望。此时宣传树立国家意识的外部环境并不理想，即使如此，1946年底《新生报》还是热情而不失冷静地发表了一篇打气的《社论》，强调台湾与祖国的休戚与共。《社论》指出：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浑然一体，荣辱休戚，彼此相连。惟有中国之复兴，才能有助于台湾之复兴。亦惟有台湾之复兴，才更显中国之复兴完整而有力。*《社论：复兴中国与复兴台湾》，《台湾新生报》1946年12月25日，第2版。

在国家意识的培养过程中，《新生报》极力运用对于树立国家认同有益的文化元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孔子与孙中山。以孔子作为台湾与祖国的文化联系的纽带，比较符合台湾民众的精神生活实际。长期以来，孔子和传统儒家思想观念，始终是台湾民众民间精神生活的底色，即使在日据时期，也依然如此。《新生报》刊文指出：“孔子的道德伦理教条，却始终在本省流行不衰，这即构成六百万同胞获得解放的潜在因素。”*《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为纪念孔子暨教师节告本省同胞书》，《台湾新生报》1946年8月27日，第5版。“‘孔子’这两个字，在本省不但不生疏，而是普遍的，不论男女老少都在景仰尊敬的。这点有可以说明我们全省民众的民族精神，是完全没有给敌人同化去的。这就是我们的‘中国魂’吧。”*《纪念万世师表的圣诞》，《台湾新生报》1946年8月28日，第5版。8月27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同时也是政府明定的教师节。为表纪念，1946年8月27日这一天，《新生报》发表社论，特别强调了纪念孔诞暨教师节的“双重意义”，即“不仅十分表示了尊师重教的精神，而且说明了孔子学说为我国一贯的传统精神，应在教育方面使之更发扬光大，以加强稳固我国文化与思想上的精神基础”。*《社论：纪念孔诞暨教师节》，《台湾新生报》1946年8月27日，第2版。社论指出：

我们今天纪念孔诞，在台湾尚是光复后第一次。台湾虽沦入异族之手，达半世纪之久，而台湾人民的文物制度、精神文明，依然与祖国脉息一致。这其间维系的力量，实在说完全是孔子学说的精神。我们看到台南一抹红墙，古老学宫，“全台首学”的孔庙，就知道孔子学说的流播，三百年来，在台湾已深植根基。*《社论：纪念孔诞暨教师节》，《台湾新生报》1946年8月27日，第2版。

当天的报纸还专门开辟了“台湾省会各界纪念孔子诞辰、庆祝教师节特刊”，发表了范寿康的《纪念孔子与发扬孔子的教育精神》、周一鹗的《尊师与重道》、姜琦的《为教师节进一言》、宋斐如的《孔夫子的伟大》、李季谷的《孔子的教育思想》、张兆焕的《教师节谈今后教育》等文章。对于此次纪念孔子诞辰和庆祝教师节，《新生报》提前报道了相关的活动安排*《二十七日孔子诞辰纪念 市各界扩大庆祝》，《台湾新生报》1946年8月23日，北部版第5版。， 其中27日在中山堂举行“纪念先师孔子诞辰暨庆祝教师节大会”、台北市政府主办孔子祭典、行政长官陈仪慰劳台北市教师，更是得到重点报道*《省会庆祝孔子诞辰 昨举行教师节大会 参加人员达二千余人》，《台湾新生报》1946年8月28日，第5版。。

作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是联系台湾和祖国、帮助台民树立国家意识的另一个重要资源。孙中山与台湾的历史关联不能说很密切，此前孙中山的形象以及相关的纪念活动通过台湾的媒体仅有过不多的报道*刘碧蓉：《孙文与台湾——历史形象的诠释》，台北：文英堂出版社，2011年。， 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少数精英范围内，影响的高潮则在1920年代。台湾光复时，一般台民对于孙中山了解有限。《新生报》自创刊始，高频度地介绍孙中山的历史，颂扬孙中山的功绩，塑造孙中山的形象。认同祖国，体现在认同孙中山为“国父”。1946年3月12日，是台湾光复后第一个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新生报》社论回顾了孙中山革命与台湾的关系，阐明纪念的意义：

现在台湾光复了。国父的遗志实现了。今天我们在国父所想收回的台湾，举行国父逝世的纪念，安得心中不充满愉快之情，而以之告慰于国父在天之灵！……今天我们在台湾纪念国父逝世，细数国父革命艰难困苦经过，愈觉台湾光复意义与价值之重要，愈觉国父精神与人格之伟大！*《社论：告慰国父在天之灵》，《台湾新生报》1946年3月12日，第2版。

《新生报》将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有关的纪念日，作为宣传孙中山的珍贵契机。7月9日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纪念日，《新生报》报道了南京的纪念活动，追溯了孙中山倡导建立民国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报道了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举行的纪念集会*《三民主义适合我国需要 且与世界潮流相应——吴稚晖报告北伐誓师意义》，《台湾新生报》1946年7月9日，第2版；《北伐誓师二十周年 省党部昨晨集会纪念》，《台湾新生报》1946年7月10日，第3版。。 9月9日，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举行纪念周和孙中山第一次广州起义51周年纪念会，《新生报》也作了报道，并刊文介绍了广州起义的历史*《台湾省党部纪念周合并举行总理第一次起义五十一周年纪念会——张书记长出席报告起义史实》，《台湾新生报》1946年9月10日，第2版；《起义简史》，《台湾新生报》1946年9月10日，第2版。。 “双十节”更是最重要的节日，1945年“双十节”时，日本已经投降，但《新生报》尚未创刊。在1946年“双十节”的庆祝活动中，除全面报道“国庆”活动外，还发表了许多文章，怀念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功绩，特别是将辛亥革命与台湾光复从历史上紧密地联系起来。李万居指出：“本省光复后，今天第一次逢到祖国的国庆纪念日，实值得我们特别欣欢和鼓舞。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初步成功，缔造了我们的中华民国。此一革命建国的工作不断进行，国运赖以延续，对侵略者的长期搏斗终获胜利，而本省亦因此得以摆脱日人的统治重登祖国的图籍。”*李万居：《辛亥革命的史实与教训》，《台湾新生报》1946年10月10日，第5版。1946年11月12日，《新生报》向台湾民众重点介绍孙中山，发表《国父革命六十年史略》，以年谱的方式，略述孙中山之一生*《国父革命六十年史略》，《台湾新生报》1946年11月12日，第6版。。

《新生报》当时还面临着一个受众的语言和用语习惯问题，这在重新树立中国国家意识方面至关重要。光复之初的台湾，人们习惯阅读的是日文，不是中文，许多人不懂中文；许多人仍习惯称日本人为“内地人”，而称新近从大陆来台湾的人为“中国人”；“国语”在日据时期指的是日本语，仍被沿用；中国大陆常被称为“国内”。《新生报》创办之初，为适应多数人的语文能力和阅读习惯，保留一定的日文版面，但在预备接管时，已经确定在接管后“确立国语普及计划，限期逐步实施”*《台湾接管计划纲要》，《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28册，第372页。。 《新生报》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不断对一般人的习惯用语予以纠正。1945年12月，《新生报》专门发表社论，强调大陆人和台湾人同属中国人，在日常谈话时，是不需要“硬生生地”把“中国人”这一称呼叫出来的；台湾业已收复，日本人在台湾，完全是寄居，是侨民身份，我们再不能称他们为“内地人”，而应当称他们为“日本人”，或是“日侨”；应当称日本人的语言为“日本话”，而“我们中华民国的普通话，才是国语”*《社论：纠正“日化”的习惯用语》，《台湾新生报》1945年12月12日，第2版。。 社论指出：

这几种习惯用语，不特有关观听，而且与我们的心理也发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提出了以后，希望大家互相勉励改正……现在我们这一坏习惯还没有改掉……假如我们以后还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这就表示奴性未改，是一种奇耻大辱。*《社论：纠正“日化”的习惯用语》，《台湾新生报》1945年12月12日，第2版。

《新生报》在国语的推广方面着力甚大，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在该报特设《国语周刊》专栏*黄得时：《国庆特刊与光复号》，《新生副刊》主编：《〈新生报〉与我》，第293页。， 台湾广播电台另增设中等国语讲座，每天下午1时至1时30分播送，也以《新生报》的社论为教材，先以闽南语解释，再用国语朗诵*《以本报社论为教材 广播电台新设中等国语讲座》，《台湾新生报》1946年1月25日，第3版。。 一年以后的1946年10月25日，《新生报》的日文版正式取消。

三、在政府与民众之间

光复之初，台湾的新闻报纸的管理由行政公署宣传委员会负责，《新生报》是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所属机构之一，台湾省政当局负有“督导《新生报》改进业务”的责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三十五年度工作计划》，《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82册，第378页。。 通过省营的文化事业将各种政令公布于民众，是政府新闻管理的重要方面。《新生报》有义务向台湾民众灌输中央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法令，同时，省政报导也是它的主要责任之一，因而，《新生报》将“传达及说明政府法令”作为另一项主要任务。认为：“不论中央政府或台湾省政府，对台湾一切施策，台胞皆必要了解。也许一时不容易完全了解清楚，或解释错了，若然，则将引起误会。我们要对这方面负责任，即尽量传达，随时说明，务使上意得以下达。”*《创刊词》，《台湾新生报》1945年10月25日，第2版。李万居特别强调报纸在政府和民众中间的角色和作用，指出：

《新生报》的使命，第一是沟通民情，它将尽量报道各地的动态，反映各地的民情并供给讨论各种问题的公开园地，以促成全省同胞的思想感情的交流。第二是阐释法令，本省同胞刚刚脱离日人统治下的环境，观念一时改变不过来，对于目前种种法令，有时不能十分明了，以致施行上每每发生许多困难甚至误解。《新生报》将尽可能对各项主要的法令，详加阐述，使人民易于了解，以协助政令的推行。第三是做官民合作的桥梁，人民的希望是政府能够把地方治理得好，政府的努力也无非要把地方治理好，两者照理可以协力合作，达到这一共同的目的。但有时因缺乏中间的媒介，人民的意见无由表现，政府的主张也无由宣达，以致双方意见隔阂，力量分散，政治效率为之减低。《新生报》要尽量宣导政令，表达舆情，作为官民合作的桥梁。*李万居：《本报创刊的经过和今后的工作》，《台湾新生报》1946年10月25日，第4版

从《新生报》的立场，“新生”的台湾，应当实现“上下一致，官民合作”。政府和民众都应当考量各自的角色和义务，两者应有充分的沟通和完善的联系：“民众应该诚意接受政府的领导，政府应该虚心考虑民众的期望……政府应彻底扶持民间一切代表正义的因素，纠正一切违反国族利益的现象。同时民众应该体念政府的意旨，自动纠察一切不良分子，改正一切不良习惯。” 这样在相互策励的精神之下，才能使台湾形成一种清新的明朗的局面。而《新生报》则是“在政府与民众二者之间，经常担任沟通思想观念、传达情绪感觉的工作者”*费彝民：《台湾新生报与新生的台湾》，《台湾新生报》1945年10月26日，第3版。。

宣传和维护政府的政策，是报纸刊载内容的重点。这既包括宣传和维护中央政府和“领袖”的形象，也包括宣传和解释省政。1946年8月14日，在日本投降一周年之际，蒋介石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新生报》予以刊载，并发表社论，对于政府的政策予以极高的评价，进而引申指出，政府是“绝对守法”的、“不断进步”的、“继续优容”的、“具有决心”的*《社论：读蒋主席告同胞书》，《台湾新生报》1946年8月15日，第3版。。 省政报道是更频繁和更直接的报道内容，从陈仪到达台湾履任开始，《新生报》就作了重头报道*《社论：欢迎陈长官》、《台民振奋夹道欢呼 陈长官昨日飞抵台北》、《陈长官谈施政方针》、《欢迎陈长官特写》，《台湾新生报》1945年10月25日，第2版。；此后经常性地报道陈仪的行程、活动、演讲、广播讲话，报道行政长官公署、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及各级政府机构的活动和政策。在这一方面，《新生报》显示了明显的主动和责任感，诚如1946年记者节该报的社论所说：“新闻记者的责任，因新闻事业的重要而愈益重大。我们应互相砥励，多做有益于国家，尤其有助于本省建设的言论，庶能无负于我们的责任。”*《社论：记者节献言》，《台湾新生报》1946年9月1日，第2版。

《新生报》的官方性质，是它在光复初期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台湾省政当局对于《新生报》也给予了充分的关照，规定其所属各机关、学校及各公营事业的公告与广告，必须在《新生报》上刊登。这不但开阔了该报的广告财源，而且使该报发行量大增。省政当局也对《新生报》创办初期的困难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途径，1946年初，行政长官公署与《新生报》负责人研定改进方法，计有：“1、增聘经验较优之编辑数人，并延长编辑时间至夜三时止；2、增派电务技术人员，逐日全部收听中央社电稿；3、增聘各项专家轮流执笔社论及星期论文；4、增聘各重要地点特约人员，逐日拍发新闻电及各种特约通讯论述； 5、向上海购运本省所缺乏铅字重要成分锌，并铸新五号及特大号字，及各种花边，并向内地招觅熟练排字工人，改良排印方式，力求显明醒目；6、增加校对人员，严密校对，励行奖惩办法；7、向沪购运漂白粉，交由纸厂使用，使纸质白洁，并向内地购买大量油墨备用。”*《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三十五年度工作计划》，《馆藏民国台湾档案汇编》，第82册，383—384页。这些措施，即根据《新生报》当时所面临之实际困难所设。

《新生报》与台湾省政治当局的关系，特别在光复初期与陈仪的关系，是当时各媒体中比较特别的，也使《新生报》具有民间媒体所没有的特权，也就是其发展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有人指出：

台湾的报纸，大大小小的有十几家，但这些报纸，都直接或间接的受着陈仪本人或省公署的控制，如台北的新生报，他是陈仪一手支持起来的，自然会为陈仪摇旗呐喊……陈仪用来控制报纸的最特出的办法，是省公署的纸业公会，控制着全省大部分纸的生产配销，报馆需要纸，必须呈请配给，假使所办的报纸敢明目张胆的攻击台湾省政，纸业公会不配给纸，眼看着报馆关门。目前台湾已看不见纯正的代表人民的舆论，陈仪说的都是好，陈仪做的都是对。*《各报刊载有关台湾社会情形报道一组》，陈兴唐：《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台北：人间书局，1993年，第119页。

创刊一年，《新生报》自觉取得一定的成就。它的发行量一度非常大，并且得到最高当局的表彰，使报社同人颇为自豪。1946年10月蒋介石视察台湾期间，接见各新闻媒体代表，李万居参加并提了问题，蒋当场对他表示了关注，询问其履历，并表示：“《新生报》办得很好，消息迅速，内容充实，编排也很好。”*《蒋主席谒见记》、《蒋主席勖勉本报》，《台湾新生报》1946年10月28日，第4版。《新生报》为此大作了一番文章。至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时，据说各种媒体中，“销路最好的，是李万居先生办的《新生报》”*马之骕：《新闻界三老兵》，台北：经世书局，1986年，第400页。。 一年之后，发行量明显下降，其原因一是因为差不多同期(1945年10月10日)民办的《民报》竞争*李跃乾：《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年，第53页。， 二则是因为取消了日文版。

四、初期《新生报》的理想主义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报》尽管在身份上毫无疑问是官办的报纸，其主要宗旨也是为台湾省政当局服务，但在创办的第一年中，仍显示出与当时内地官媒一片腐朽之气不同。在《新生报》上，能够看到许多带有进步性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字，使得初期的《新生报》在政治和文化倾向上，都有引人瞩目的表现。这些“进步”和“理想主义”还不能仅仅理解为官样文章的华丽词藻。

《新生报》在《创刊词》中表示，“要把这张报纸献给台湾人民，为民主台湾而奋斗”*《创刊词》，《台湾新生报》1945年10月25日，第2版。； 同时从民生主义的角度，主张将台湾从日本的殖民地，根本改造成为“自由平等的乐土”。在经济上，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切实做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对于日本在台湾的产业，在接收过程中要防止少数财阀垄断和独占，使之归于公有。《新生报》指出：

这些事业，既是全体台胞血汗劳苦的结果，今后应该归全体台胞所共有共享。我们痛恨异族的财阀，也该乘此时机，阻止本国财阀的垄断与独占。总理一面提倡实业建设，一面主张节制资本。报载日本在台湾投资达二十三万万日元，将来大概将以赔款方式，移交我国。这宗资产，应该属于中华民国，不能由少数人侵占……节制资本以外，还应乘此时机，平均地权……在台湾，此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水到渠成、轻而易举的事。失掉这个良好机会，将后悔莫及贻害无穷，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我们应该彻底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上下一致，负起责任，使台湾成为实施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吴克刚：《星期专论：台湾的新生》，《台湾新生报》1945年12月23日，第2版。

在文化上，《新生报》的倾向更为显著，倡导一种开放的、趋向现代化的文化，以适应“平等自由”的时代氛围。黎烈文撰文指出：

人类文化是应当不断的有着新的向上发展的……我们已经生活在新的平等自由的空气里面，对于过去的文化，应当有一番新的检讨。况且现在的中国已和五十年以前的中国大不相同……我们一切都在趋向现代化。一种新的划时代的文化早已萌芽。刚刚回到祖国怀抱里的台湾同胞，应当知道弃旧取新，合力创造一种新的文化……我们要创造的新的文化，是决不拒绝外来的影响的。*黎烈文：《星期专论：对于同胞的几点希望》，《台湾新生报》1946年1月27日，第2版。

《新生报》明确倡导“科学”与“民主”的理念，坚持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进步立场，并认为这恰是台湾文化建设需补之课。在纪念五四运动之际，《新生报》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作了简要概述，指出：

中国现在所最需要的，还是五四时代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两大精神。惟有实行民主，国家才能拨乱反治，政治才能进入正轨。惟有提倡科学，才能迎头赶上原子时代，完成工业化的经济建设，成功名副其实的强国。*《社论：纪念“五四”》，《台湾新生报》1946年5月4日，第2版。

又指出作为新文化的“民主的、科学的”文化建设，正是此时台湾所需要。1946年6月在祝贺台湾文化协进会(李万居同时担任常务监事)成立时，特意发表社论，阐释了这一观点：

民主与科学，是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来，弥漫内地的一种新文化精神。其发生虽稍后于国父的革命思想，实则两者同以世界潮流与国内需要为其背景……但当这一划时代的新生精神在内地激荡，根本改造着古老文化，并发扬成为一种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时，本省正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无从与之接触，而起同样的变化。本省迄仍保持的祖国文化，所以与今日内地的文化有着重大的悬殊，原因即在于此。民主的、科学的文化建设在今日的本省所以重要，亦即为此。*《社论：论本省文化建设》，《台湾新生报》1946年6月19日，第2版。

这些理念的表达，与1930年代以来国民党极力建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抗战时期思想统制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形相比，至少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当然，受制于官办报纸的性质和国民党长期一党专政的现实，新理念的阐述并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三民主义化”的话语体系，而细细斟酌，已与一般教条有所不同。此间的原因，复杂而微妙，不能不说这与陈仪本人的抱负和性格有关。陈仪其人，据友人评述，有胆略，重人才，廉洁自持，且能随着时代进步*程星龄：《忆陈公洽先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福建文史资料》，第14辑，第31页。。 在制定接管台湾的计划时，陈仪就主张将来迅速成立各级民意机关以伸张民气，经济上发行独立的新台币以避免内地法币膨胀的影响，坚持建立国家资本，保持专卖制度，接收工矿企业改为公营*周一鹗口述，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陈仪》，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02页。。 陈仪治台本身带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希望能将内地的腐朽专制风气摒于岛外，将三民主义的一些理念行之有效地在台湾实施，把台湾建设成为“三民主义的模范省”。 陈仪所起用之人，多为自己平素了解和信任、怀有相同理想的人士。《新生报》创立时，主事者大多是持开明思想、与国民党专制思想有一定距离的知识分子。陈仪延揽了当时文化界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宣传委员会主委夏涛声、主任秘书沈云龙、《新生报》社长李万居等，中文总主编兼副社长黎烈文也是比较进步的左翼文化人士。夏涛声是国家主义派的青年党人，对于民主政治的主张，是以“中间阶级”自居的，对国共两党均有批评，求“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夏涛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风云》(半月刊)第1卷第7期，1948年11月，第3—4页；《漫谈天下事》，《风云》(半月刊)第1卷第8期，1948年11月，第3—4页。。 李万居思想倾向于西方民主,为青年党创始人之一，在接收台湾之际，曾被视为深受国民党赏识的“党外人士”，但他却是思想深处受西方民主意识熏染、反威权激进程度最强的知识分子。有研究者认为：

原本有种种条件接受威权怀柔的李万居，没有应和党国威权的政治笼络，反倒秉持知识分子的良心，不畏强权，选择在体制内就近冲撞当权，不愿机会主义地附和当权，并善尽议员质询权力(李从1946年起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议员——引者注)，处处逼威当权交出真相。*徐暄景：《台湾省议会党外精英与民主政治发展——李万居问政》，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2,11页。

他们与国民党的主流势力保持了一定距离，尽自己的能力，在新光复的台湾传播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对台湾文化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光复之初的台湾，实行的是国民党训政时期高度管控的新闻体制。有论者认为，在这种背景下，陈仪起用青年党人夏涛声、李万居等人创办《新生报》，“适度阻隔了国民党干涉台湾新闻刊物的权力，让台湾舆论得以舒展”*向芬：《国民党新闻传播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但是，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状况维持不久，也因与现实的矛盾而产生很大的弊端，《新生报》也有奉迎陈仪、粉饰太平的一面，使得所谓修明政治，变成空有理想和宣传，不能落实。

《新生报》在二二八事件后，发生很大的变化。吴金錬、阮朝日等遇难*褚静涛：《二二八事件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23页。， 李万居幸免于难，另创《公论报》，成为“独具民间反对势力特质的重要媒体”*徐暄景：《台湾省议会党外精英与民主政治发展——李万居问政》，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12,11页。。 黎烈文等因与政府理念不一，离开报社另谋出路。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于报纸的控制，舆论空间显著缩小。光复第一年中《新生报》参与的那些积极踊跃的话题，后来也不为所重。在《新生报》创刊40周年之际，曾专门选编《〈台湾新生报〉四十周年社论选集》，创刊至1946年底，所选不过是与“领袖”和“政治大事”有关的题目，关于本文所重视的光复之初国家意识与民众沟通的内容，所占极少*《台湾新生报》编：《〈台湾新生报〉四十年社论选集》，台北：《台湾新生报》社出版部，1985年。。 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对于舆论的管控空前加强，《新生报》开明、理想的一面，也黯然失色。

结论

《新生报》虽为官方报纸，但在其文字背后，确能体察到隐含不彰的各种关怀。光复之初的台湾，来自各方的不同憧憬、期待、抱负、诉求，相互纠结，相互为用，《新生报》办报诸人与接收政权的主事者既有一定的关系，与当政的国民党在政治抱负和思想观念上又有一定的距离。在一些关键的方面，双方仍有同样的立场和企图，因而《新生报》在大的原则上，极力帮助省政当局向台民宣扬国家意识，宣传当局政策，这也符合光复之初台湾民众的一般预期和需要。同时，《新生报》也有引导良政的主观动机，这根源于报纸同仁存有促进官民良性互动、建立清明政治和清朗社会的意愿。《新生报》的主事者保有理想主义的政治、文化取向，利用参与官报的大好机会和有利条件，有限地表达他们的一些进步观念，影响了一段时期台湾的舆论生态。总的来说，在光复之初的特殊环境中，《新生报》创造了自身历史大剧中相对夺目的第一幕，此间所蕴涵的种种特质，仍由不同路径，延续于其后台湾政治、文化和舆论的发展过程中。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杨海文】

*收稿日期：2015—12—25

作者简介：赵立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州 510275)。

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6.03.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