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艳华 （山东省嘉祥县文化馆 272400）

屈衍仁 （山东梆子研究会 271000）

入木三分的山东梆子《墙头记》（6）

姚艳华 （山东省嘉祥县文化馆 272400）

屈衍仁 （山东梆子研究会 271000）

山东地方戏的故事一般都是有头有尾，实实在在，一看就明；结尾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报、有情人终成眷属之类的大团圆；调子也大都以欢快、温馨、祥和见长，很少有讽刺、讽喻或幽默的东西在里面。唯有山东梆子《墙头记》是个例外，它是幽默的、讽刺的，且幽默得深刻，揭示得心酸，讽刺得辛辣。

笔者看过吕剧的《墙头记》；看过泰安山东梆子剧院演出的《墙头记》；看过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艺术片的山东梆子《墙头记》。每一次观看都被剧中那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入木三分的人物刻画所震撼。本文先将山东梆子《墙头记》中的创作概况作一简介，然后将试析该剧中的几个重点人物，以期为当代山东梆子的戏剧创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一、山东梆子《墙头记》创演之道

山东淄川人蒲松龄（1640－1715）以平生孤愤、倾毕生精力写出了蜚声文坛的巨著《聊斋志异》，被后人推崇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位大师。蒲氏除此巨著外，还有洋洋百万余言的其它著述，包括：“戏三出”和“俚曲十四种”。这些剧作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俚曲作品《墙头记》最为突出鲜明，寓意深刻。

1958年，淄博市五音剧团赵云生等人在某村庄发现了《墙头记》的俚曲脚本，经邓洪山、张举珍的改编，排练成五音戏剧目，并将该剧更名为《二子争父》。该剧于1958年底在淄博公演并调省城演出，反应热烈。

第二次整理改编则在1960年，经山东省鲁剧研究院艺术室集体讨论，由孙秋潮执笔改编，赵剑秋、尚之四导演，刘玉朋饰大乖、刘桂荣饰李氏、鲁胜奎饰王银匠、刘翠仲饰张木匠。山东省梆子剧团排练演出了此剧，重新恢复了蒲氏原著《墙头记》名称。

《墙头记》是一出讽刺喜剧，也是一出道德的批判剧。它以辛辣的锋芒鞭笞不孝子孙虐待老人的恶劣行径，让人笑的沉痛，喜得悲凉，酸楚之中自有滋味。看似无情却有情，声声痛斥传递出对“孝老敬亲”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热切呼唤。

《墙头记》中，张木匠有两个儿子，名曰大乖、二乖。大乖生得刁，二乖生得奸。两人的日子过得都很富裕。不孝敬的两个儿子都嫌父亲年迈体弱，光能吃不能干，视其为负担。两个儿媳亦不贤。于是，85岁的张木匠便由两个儿子轮换着养老过生活。大乖、二乖由于大月小月不平均等缘故而产生矛盾。大乖无情往外撵，二乖关门拒绝进。张木匠最终被大乖撮到院墙头上，求活不能，求死不甘。张木匠的好友王银匠侠肝义胆，路见不平，为救老友巧设计谋，言称张木匠有大笔银钱，谁侍奉得好留给谁。儿子及两儿媳为遗产而争养老父，这才使得张老汉度过了安逸的晚年生活。

大乖、二乖对自己的父亲从拒养到争养的反常行为，暴露了两人忤逆不孝、极端自私的丑恶嘴脸。最后落得个丑态百出，惹人笑柄。

1960年7月，山东省梆子剧团晋京，向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了山东梆子《墙头记》，受到了好评和他们的亲切接见。同年，剧本发表于1960年《剧本》月刊。196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剧本单行本。1981年收入齐鲁书社出版的《新编聊斋戏曲集》。1982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发行放映。

山东梆子《墙头记》是一出典型的讽刺性喜剧。剧中以通俗生动的情节，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夸张地将大乖、二乖两家的“不义男”和“不孝妇”的不孝不贤、无德无义的丑行以及最终的可耻可羞、可悲可叹的下场，统统撕破了向观众逐一展示。为当今社会上仍有部分不孝男女的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敲响了一声警钟，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2015年8月，泰安市山东梆子剧院对《墙头记》一剧再次进行了修改，从剧本内容到舞台样式都进行了大胆地设计和提高。在唱腔设计上丰富了山东梆子的特点，在表演风格上更具有地域特色。老戏新演，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优秀山东梆子传统剧《墙头记》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值得弘扬传承。这部戏对家庭伦理、中国孝道都有诠释，是对广大群众有潜移默化作用的好作品，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去年，泰安山东梆子研究院重新进行排演，对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创新。该院又与中国戏曲学院新媒体艺术系合作，把山东梆子剧改编成戏曲动漫舞台剧《墙头记》，于2015年11月16日在中国戏曲学院大剧场进行展演。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副院长张京山及泰安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院长宋福斌等领导观看了演出，现场观看演出的还有该院的部分师生，演出结束后，受到了广大师生和戏曲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墙头记》自1958年整理改编成五音戏《二子争父》算起，到1960年孙秋潮执笔改编成山东梆子《墙头记》，再到1982年拍摄成电影艺术片，几番整改跨过了悠悠二十几个春秋。比较而言，尤以梆子戏最为出色。它既采撷蒲氏俚曲本的精华，又汲取了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段，使之充盈着引人喜悦的情节和令人舒心畅笑的噱头，其中还散金碎玉般地播撒了不少震撼心魄的警句，给人以厚重的沉思和启

迪。对于剧中一些人物的挞伐，观众看后也能感到解气过瘾，其根本原因是主创人员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剧中的几个人物，说它“入木三分”一点儿也不夸张。

二、入木三分的人物刻画

笔者试析山东梆子《墙头记》中的几个剧中人物。剧中共安排设置了六个人物，即张木匠、张大乖、张二乖、王银匠、李氏和赵氏，即张王李赵四姓。作者是想以此剧四姓氏隐喻为寻常百姓家事，意在说明此剧是述说家长里短的故事。

首先，山东梆子《墙头记》精心塑造了大乖这个惨无人性，贪图私利的孽子形象。大乖出场时，上街卖鱼，因少给人几个钱遭到臭骂，却呈现出一幅嬉皮笑脸的模样：“我张大乖要占不到便宜，那就算吃亏了。”紧接着几句唱词便把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自己的戏法自己耍，自己的算盘自己打。为人若不为自己，不是憨来就是傻。”

我们再看行头装扮，大乖穿褶片、罩坎肩、扎绦子，足蹬福字履水袜，挂八字胡，戴四门堵，抹豆腐干。其扮相俨然是一个丰衣足食的“土鳖子”似的富裕人家。更绝妙的是他怀中有常年不离身的“小算盘”道具，活灵活现的显示出大乖处处盘算，斤斤计较，毫不吃亏，

却又是一个精细过人的“公道屈”。因为它占据了每个农历的下半月，利用大尽与小尽的差额凭空沾了每年六天的光而沾沾自喜。大乖把张木匠送到老二家，当张木匠说天冷走不动，要吃了饭再走时，大乖却说：“吃了早饭没法算账。”当大乖送到老二家门口时，见老二装聋作哑，拒不开门，他把张木匠托上老二家的墙头，被父亲告知“要掉下去” 时，说“你要掉往墙里掉，掉到墙外边没人管饭。”他说完便东瞅西看，发现没人后马上溜之大吉，以滑稽的语言和动作，活脱脱的显现出一个地痞无赖的丑恶嘴脸。

其次，《墙》剧又着力塑造了一个粗通文墨而口蜜腹剑的假圣人。

二乖一出场时，手持书卷，一幅堂堂的儒生模样，却口出不逊之言：“只有一事不舒坦，孟夫子死时八十四，孔夫子寿终七十三。老爹爹今年八十五，何不死在圣贤年”。他说的这个圣贤年，是指七十三、八十四——圣贤去世的年纪。后请王银匠“到寒舍待茶”，在银匠面前称妻为“贱内”，说其父“在长兄那边静养”，都给人一个粗通文墨、喜欢臭拽的感觉。在“二子争父”一折中，又对大乖说出“真乃卑鄙无耻，小人之辈”“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尊父命，乃为不孝”等酸腐之语，越这样故作姿态，越让人感到滑稽，展现出那种文质彬彬下的虚伪和狡猾，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三，《墙》剧又着力塑造了一个勤劳节俭、憨厚朴实的张木匠形象。

张木匠一生辛劳，对二个儿子极其疼爱，原因是他“四十多岁抱娃娃”。他曾用“冬里枣夏里瓜，秋里葡萄春麻花”娇养其子，还省吃俭用，给两个儿子积攒了一份家产，进而“长子送去学生意，次子学堂读书篇”，最后落了个吃不饱来穿不暖的悲惨下场。甚至被拖上墙头之后，仍没有彻底省悟，认为“天下有不孝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拒绝送官府治其子忤逆不孝，以致在王银匠与他设计以求其得到温饱时还担心“当老人的给儿子撒谎，岂不叫外人笑话”。当两个二子、媳妇争相敬养，张木匠温饱不愁，他也清楚两个二子“不是为孝敬父亲，原是敬财神”，但他惧怕再沦为猪犬，死后“抛尸荒林”，另一方面还念及父子关系，感到与情理不合，愧对了子辈，于是，终日“四顾无人暗暗羞”。显然在这种“诚实”的背后，还潜藏着一种怯懦。用今天的视觉观察，张木匠的心态是不够健康的，他对自己不孝子的忍让，无疑是重复了一个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张木匠实实在在地给观众树立了一个“惯子如杀子”的典型形象。

其四，《墙》剧又塑造了一个热心仗义、正直幽默的善良百姓的形象。王银匠的形象相当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诸葛亮设计了“空城计”，王银匠设计了“藏银计”。

王银匠与张木匠是多年的好友。他路过二乖家时，见张木匠昏倒在墙上，随即将他救了下来。弄清原委后，王银匠又气又恨，遂埋怨

张木匠：“这都怨你啊，从前惯得他们不通人性，你四十多岁抱娃娃，冬里枣夏里瓜，秋里葡萄春麻花，两个乖乖会骂娘，喜得你咧着大嘴笑哈哈。舍不得吃，舍不得花，枉费钱财养冤家”。在这里，王银匠对过分溺爱儿子的张木匠给予了善意的批评。同时也提醒人们：对儿女过分溺爱而缺乏道德教育，会促使儿女不孝，后患无穷。

王银匠看到这种情景下的张木匠，已经彻底被两个二子抛弃，之后即出一计，他先到大乖家，又到二乖家，却以要账为名，叙说当年张木匠怎样在他的炉子上化银子，暗藏防老，还没给手工费呢！谁知，那“藏银计”还真灵！于是，一场“争爹战”开始了。张木匠的处境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张木匠抑郁而死后，在王银匠的监督下，二孽子料理完了老爹的后事，遂要其说出父亲藏银子的地方。王银匠决定再一次戏弄他们，让他们掘地刨墙。结果墙根挖空，整堵墙轰然倒下，将二孽子夫妇压在了瓦砾中。王银匠即感慨道：“墙倒了？哈哈，以后当爹的就不用再上墙了。”那四个直喊救命，王银匠又戏弄道：“我管墙上受苦的爹，不救墙下无义男；男不养老女不贤，留给后人作笑谈。”这也即是他对忤逆不孝的直接控述、嘲弄和蔑视。

《墙》剧成功地刻画了王银匠这个观众喜爱的理想人物。王银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究其原因，是由于其职业的缘故，他常年走串四乡，见多识广，深知人情的冷暖，加之热心好义，为老友张木匠策划出蒙骗儿子的“藏银计”，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了。

其五，《墙》剧还塑造了大乖妻和二乖妻两个自私贪婪，残无人性、刁钻凶狠的不孝儿媳的形象。

先说大乖妻。先前对张木匠一脸厌倦，中午时分仍然不去送饭，而且送去的糊涂“冰凉砟牙不能喝”，甚至将残羹剩饭喂狗也不给公爹吃，还一口一个“老不死的”，但在听到张木匠有藏银时，立马判若两人，开始对公爹大献殷勤，鸡、肉、酒、茶一应俱全，口口声声叫的爹更是让人肉麻。大乖妻认为公爹“光能吃不能干，不喝糊涂喝啥”，像对待猪犬一样，天天做糊涂给公爹喝；当听说自己的亲生父亲要来，又是刷锅洗碗，又是杀鸡称肉，忙得不亦说乎！当大乖买了一条大鲶鱼而充当大鲤鱼时，却遭到妻子的一顿臭骂；当大乖提出要让张木匠过来陪客时，大乖妻却咬着牙说：“别恶心我啦！”当大乖提出要给父亲做“金银馍”而挡活人的眼目时，其妻一脸不屑：“我没有闲工夫捣鼓这个！”……一个残无人性而又刁钻凶狠，既不孝又不贤的儿媳形象于舞台之上。

再说二乖妻。二乖妻和大乖妻乃一丘之貉。二乖妻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人家，二乖因得妻财而富裕。二乖夫妇为富不仁虐待其父。大乖、二乖这两个不孝之子，即因赡养父亲之事，斤斤计较、互相指责，比赛着看谁更不孝、更狠毒。

终于因月份的大尽小尽问题，张木匠被精于算计的大儿子撮到二儿子家的院墙上了。为了不吃亏，二乖妻设计了“关门计”，在严冬将父亲拒之门外。她并对二乖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故二乖的不孝行为，与二乖妻这个“幕后军师”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赤裸裸地显现出二乖媳妇的自私和无情。

三、结语

山东梆子《墙头记》是讽刺性喜剧，该剧所设置的墙体倒塌是意向中的象征，最终砸在卑鄙无耻之辈的身上。既惩治了以大乖和二乖为代表的鄙劣小人，也惩治了人世间的恶。使观众在看戏之后感到他们兄弟妯娌几人的可笑、可恨、可叹、可怜，同时又似一剂猛药撞击了观众的心灵，认识到“贪财者”的可耻可悲下场。

毕竟是蒲松龄的原创，该剧故事严密、情节幽默、细节真实、语言精巧，汲取了大量的俗语、歇后语，即十分的生活化，又十分具有文学性，就地方戏创作而言，高人一筹。

郭沫若先生的一副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筹，刺贪刺虐入木三分”，正是山东梆子《墙头记》的真实写照。

姚艳华，山东省嘉祥县文化馆副馆长。

屈衍仁，山东梆子研究会会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