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梅 （吉林农业大学 130118）



任伯年人物画画面构成分析

张雪梅 （吉林农业大学 130118）

摘要：任伯年资质聪颖，博采众长，艺术造诣深厚。海派巨擘，在“四任”之中成就卓著，蜚声画坛，享誉国际。受到中外艺术理论及鉴赏界的追捧。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开创了中国近代写意人物画的先河，对继之而来的京派、海派、浙派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关键词：任伯年；构成；意笔；人物画

一、任伯年生平概述与传承

任伯年（1840—1896），早年名润，号次远，号小楼，後改名颐，字伯年，别号山阴道上行者、山阴道人，寿道士等。浙江山阴人。天生异禀，通达真率，勤敏好学，博采众长，学养深厚。绘事广泛，山水、花鸟、人物皆备，尤以人物名重于世。继承传统，化古而变，一生因缘际会之下，曾经直接或间接向时人和古人习画，为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开创了近代写意人物画的先河。

二、任伯年人物画画面构成分析

（一）“计白当黑”营造画面空间意境

中国绘画自古以来就有留白的习惯，任伯年人物画呈现这一特点，主要是继承传统的格局，“计白当黑”。强调画外意蕴，为受众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留白是画家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凝聚了画家的审美理想及对画面构成锤炼，如何能做到“以少胜多”是画家艺术境界的彰显，经过匠心独运而成的绘画作品是画家与受众沟通的媒介。不同的受众看到同一作品，通过审美联想，应该有不同的艺术感受，主要由受众的人生阅历、学识素养、宗教信仰、价值取向来决定。留白既是艺术家创作的画面构成，同时也是受众进行“艺术再创作的桥梁”，从而升华艺术品存在的价值。形式作为承载内容的载体，其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艺术是相通的，中西方在艺术形式上的思考传统悠久，流派纷呈，观点庞杂，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于19世纪末提出“有意味的形式”理论，倡导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要大胆尝试对艺术作品在形式语言上的创新。任伯年生命存续与艺术活动是在19世纪中期至19世纪末期，与克莱夫·贝尔的存在有交集，中西方对艺术形式的关注是相同的，只是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

（二）题材涉略广泛

任伯年人物画反映了儒道释三家文化，底蕴深厚，构思巧妙，形式语言新颖独特。通过山水、花鸟、鞍马、竹石、屋宇等内容点缀铺陈令画中人物形神俱现。既继承传统题材，又突破藩篱束缚。历史题材《苏武牧羊》《关山在望》《木兰从军》《关河一望萧索》等，人物肖像《酸寒尉像》《何以诚肖像像》《饭石先生像》《任薰像》《胡公寿夫人像》等，文人雅士题材《东坡玩砚图》《寒林高士图》《羲之爱鹅图》《米癫拜石图》等，宗教道释《紫气东来》《老子授经》《礼佛图》《观音送子图》等，神话传说《女娲炼石图》等，世俗题材《秋江渔父图》《投壶图》《归牧图》《弄璋图》《三星图》《华祝三多图》等，仕女题材《西施浣纱》等，神仙鬼怪题材《群仙祝寿图》《麻姑献寿》《魁星图》《钟馗捉鬼像》等，婴戏题材《童子斗蟋蟀》等，通过这些内容不难看出任氏涉略广泛，博闻强识，兼采众家之长，才华横溢，恭谨好学。

（三）色彩构成中西合璧

任氏色彩既有中国传统色彩的含蓄蕴藉，恬淡雅致，莹澈轻薄；又有西方色彩的热烈奔放，厚重结实；任氏绘画根基于传统，色彩上承袭中国的五行色彩观。在应用上主要以墨色为主，辅以其他五行色相。青赤白黑黄（东南西北中）五方正色。中国自古有“墨分五彩之说” 五为奇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奇数为阳数具有表证吉祥之意。五是观念中虚数，并不是数学里面的数字，“五”可以千变万化，包罗万有。墨呈现黑色，即玄。任氏雅好道家题材，而道家主张清静无为，老子《道德经》“玄而又玄，众妙之门”。墨遇水，呈现出干湿清黑，焦浓重淡，深浅渐变等复杂的奇幻效果。契合道家变化无常，丰富多彩，简淡清雅的玄妙境界，多用青色等冷色调；表现儒家赤诚忠心，则多用赤色等暖色调；黄色尊贵之色，在传统文化中应用需要慎重；黄色应用较为有限；白色本身应用不多，但画面留白很好地构成了画面的五行色彩观。无论应用何种色相，工谨一格设色较写意一格浓艳，且工谨一格设色更加世俗化，色彩明度、纯度都很高。另外，在画面上呈现出鲜明的冷暖对比关系，冷暖互为映衬，相配得宜。无论应用何种色彩，都是画家自然性情流露，内在素养的彰显。

（四）造型结构博取众长

据载任伯年初由父亲授写真术，写真的技艺最早应来源其父，倾向于写实，人物形象结构较为严谨。后直接受到任熊与任薰兄弟的点拨，二任皆宗法老莲，又间接受到老莲的影响。此时人物形象造型奇伟，人物形象富有装饰性，含蓄内敛。1868年冬至上海，胡公寿介绍任伯年到古香室签扇店当学徒画扇面，开始了鬻画为生的艺术生涯，住在城隍庙里的豫园。有机会领略大都市的热闹繁华，市井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浸润在江浙文人士商环境中，交友广泛。人生际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绘画逐渐摆脱前期严谨的风貌。绘画题材也逐渐丰富，笔墨更加简易奔放。晚清时期的上海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在沈之瑜的《关于任伯年的新史料》里记载，任伯年与上海天主教会徐家汇土山湾图画馆的主任刘德斋相交甚密。刘德斋擅长西画，任伯年在刘德斋的影响下画过素描写生。并在平时养成外出画速写的习惯，随时勾画取景。造型能力得到提升。将传统绘画的线与西方绘画的块面体积相结合。突出体现在情节性绘画以及人物肖像画方面，借鉴并吸纳了西洋画法，中西合璧，完备自法。

（五）印鉴款识内容丰富

印鉴款识参见<朵云第五十五集任伯年研究>总结得出以下观点，任伯年一生所用印鉴七八十方，且白文居多，朱文偏少，诸如任伯年（朱文）、伯年印信长寿（白文）、任颐长寿（白文）、颐印（白文）、颐印（白文）、任公子（白文）、伯年大利（朱文）、任颐之印（白文）、山阴道上行者（朱文）、山阴任颐（白文）、任拍年宜长年（白文）、任（朱文）、画奴（朱文）、任和尚（朱文）、伯年过眼、山阴任、伯年（白文、朱文）、任颐之印（白文）等，其不乏出自著名金石名家兼画家的吴昌硕，赵之谦之手，印鉴风格大多粗拙奔放，工整娟秀者少。所用印鉴早年少，中年后逐渐偏多。款识或表达了对朋友的关怀，对晚清文人的惺惺相惜，或阐释了对内忧外患的家国感怀，洋溢着爱国之情，或迎合世俗趣尚，倾向于吉祥如意的取媚，或宣泄了诗情画意的美好愿景。

三、任伯年意笔人物画笔墨技巧分析

（一）以书入画

元代赵孟頫曾提倡“以书入画”强调书画同源 。历经明清文人画诗、书、画、印一格的践行，任伯年在艺术创作上亦格外重视绘画的书写性，他的大多数作品题跋为“山阴任颐写”。吴昌硕赞誉任伯年作品金石味：“山阴行者真石狂，下笔力重金鼎扛”；“腕力鼎可举，笔下有千古”；“画笔千秋名，汉石随泥同不朽 ”。《海上墨林》载：“从得八大山人画册，更悟用笔之法，虽极纤细之画，必悬腕中锋。自言作画如彼，差足当一写字。”对书法的重视可见一斑。

（二）借鉴花鸟画笔墨表现技法

1862—1865从萧山到苏州，寄居苏州期间由任薰授仕女、小写意花鸟。1868年苏州与沙馥交往习草虫。1870由胡公寿介绍与当时著名的画鸟画家虚谷相熟，又受到虚谷的小写意画法影响。1872年与张熊交，领略其没骨，小写意画法，效法南田，向上追溯宋人双钩。1877年因结识高邕之而有机会一览八大山人真迹。八大的冷傲空灵的写意画法，对任伯年启发很大。高氏为高树生，1879年与蒲华交游而借鉴青藤设色白杨的阔笔、新罗山人墨韵，笔墨趋于简逸恣肆，设色明润温雅，工写兼备。任伯年一生所绘翎毛、花卉、鞍马、走兽、草虫无不笔简意赅，皆源自笃学好古，转益多师的结果。在“西学东渐”时代背景下，由于任伯年良师益友刘德斋的缘故，学习素描，画人体模特与速写，笔墨造型更加准确生动，笔苍墨润，浑厚华滋。

四、任伯年意笔人物画的时代意义

中国的人物画五代前主导思想以“成教化，助人伦”为主，或为郊野狩猎原始自然崇拜，表现为粗简之笔造型，囿于时人认知自然的水平的局限，或为战国冥旌导引升天，格调庄重肃穆，通过工谨之笔完成，或为汉代百姓风俗市井生活，或为墓室壁画夸耀儒家智慧和展现神话传说，主要通过画像石画像砖以简阔之笔呈现，或为魏晋文人雅士悠游林下谈玄论道，以飘曳逸笔表现，或为隋唐时期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以工细谨严之笔完成，格调庄严华丽，气势恢宏典雅。隋唐用笔线性造型日臻鼎盛。宋代重要转折期，由于统治阶级雅好文艺，徽宗高宗既是帝王又是艺术家，此时艺术由高雅殿堂走向市井百姓生活，风格由工意兼备，承上启下，元代人物画多工谨妍丽，明代人物画老莲工谨风格发展极致，清代意笔人物画发展鼎盛，任伯年突破樊篱，勇于创新，人物画用笔用墨登峰造极，兼工尚意，中西合璧，艺术集大成。

任伯年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开创了中国近代写意人物画的先河。他是海上画派巨擘，对继之而来的京派、海派、浙派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任伯年由于刘德斋的关系，衰年习素描，虽晚年绘画对西画造型有所借鉴，但毕竟力有不逮，他未尽之事业接力给他的“粉丝”徐悲鸿。徐悲鸿最崇拜的人是任伯年，尝评“伯年先生天才豪迈，功力绝人”，不惜倾囊收藏任伯年的绘画作品。徐悲鸿早年留学接受西方造型训练，主张：“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因此，以徐悲鸿为代表的“京派”艺术家的人物画通常都是建立在素描的基础上的，将传统笔墨与西画造型相融贯，皴擦等山水绘画的笔触相对明显。在徐悲鸿的画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精湛的笔墨效果，同时亦可领略到严谨造型的风采。

任伯年对浙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浙派代表画家李震坚、方增先西画式的造型能力都很强，以现实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继承并发扬中国书法与写意花鸟的绘画技法，笔健墨润。海派的画家程十发与任伯年同样仰慕老莲，程十发吸纳老练和任伯年装饰语意，立足现实主义题材，画面致力于趣味性锤炼，造型简括，笔墨韵律感丰富。

任伯年的艺术造诣深厚，不仅为时人所赏，在“四任”之中成就卓著，而且蜚声海上画坛，享誉国际。受到中外艺术理论及鉴赏界的追捧。蔡若虹曾评价任伯年为“近代绘画的巨匠”。徐悲鸿评价“仇十洲后中国画家的第一人”。法国画家达仰（徐悲鸿老师）曾评价任伯年：“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而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此多的事物，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英国芬利麦坚在英国《画家》杂志认为：“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19世纪中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宗师。”

参考文献：

[1]任伯年.任伯年人物画精品集[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

[2]任伯年.任伯年全集[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3]潘运告著.中国历代画论选下[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

[4]名画再现编委会著.名画再现：清代人物画[M].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

张雪梅，吉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学士，研究方向：美术学与艺术设计学。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