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兆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024］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叙事面貌

⊙武兆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24］

摘要：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潮流。底层文学在书写过程中借鉴了三种话语资源，分别是左翼话语、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这三种资源的借鉴使底层文学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向度和叙事面貌。以左翼叙事立场为话语资源的书写形成了城与乡、现代与传统的对立结构；以启蒙精神为话语资源的底层书写显现出“失落”倾向；以民间立场为资源的底层书写着意于苦难生活中的暖色。

关键词：底层文学对立启蒙温情

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在其自身不断丰富和各方力量的推动之下，底层文学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潮流。它关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匮乏的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创伤，以坚实的现实主义特征建立了一种新的美学标准。在书写过程中，底层文学借鉴了三种话语资源，分别是左翼话语、启蒙话语和民间话语，三种资源的借鉴使底层文学叙事呈现出不同的精神向度和叙事面貌。

一、对抗结构中的现实切口

当代底层经验的叙述建立在对抗性的结构中，在城/乡、贫/富、善/恶、现代/传统等种种对立的力量间碰撞与拉伸而产生话语的裂隙，底层生活在碎裂中生长延伸，文学便在此间寻到其中一种现实切口。底层的“代言”者无一例外地将底层放置在一种坚固、难以破坏的对立结构中，以冲突性映照底层生存的破碎图景。

旧的生活秩序解体，自由经济语境下产生了一种包含断裂、对立的新的社会秩序，底层作为贫穷、孱弱、无力的群体，在上层的霸权话语下苦难深重，关注现实的作家始终表达出对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关怀，思索、承担着人类的苦难和命运，由此产生的叙述底层话语的体系撕裂了现代性话语的华丽外衣。底层的代言者记录不同底层的故事，形成一体多面结构，构成底层繁复、丰赡的面貌和全部的生存景观，表现出遭遇现代性的中国农民主体的复杂性。尽管底层苦难的表达有“叠加”的倾向，但不容置疑的是在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之下，底层的生存已达到精英知识分子们难以想象的绝地。贫/富的差异和对立是新社会秩序中两个阶层之间对立的根本来源，组织资源的多寡决定了该群体所处的社会地位，底层人民极少数地占有组织资源导致底层社会地位的低下，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法得到基本的人格尊重和保障。上层社会对底层民众轻视，并以此为方式压制着底层人民的生存空间和人格尊严。此外，从文化资源占有的角度而言，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与农民的蒙昧无知形成了另一个维度的对立，显示出知识分子将个体/群体放置或虚构成一种高不可攀的位置，并虚化、扩大二者间的距离。因此，“整个的底层都进入了一个梦想。他们认为通过占有文化资源，也就是读书，就能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①。事实上，在一种悖谬、断裂、失范的当代“经验”中，文化资源的获取已无法全然承担改变生存和命运的重担。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提出了一种类似的疑问：底层个体通过不懈努力占有一定文化资源后是否能够分享现代社会的美好生活，我们解读到一种否定的答案。这不仅仅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涂自强的身上融汇着无数乐观、坚毅、拼搏的底层身影，却终究无法挣脱命运的泥沼，从而无数的个人悲伤汇集为整个底层群体的悲伤。底层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现代化话语体系中最大的受害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劣根性和群体的陷落，因此底层文学又以一种启蒙性精神发现了另一种叙事向度。

二、启蒙话语中的失落叙事

启蒙话语资源来自于五四时期，由鲁迅先生开创的以现代启蒙精神为核心构成的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对下层人民的书写既包含了同情和怜悯，更有清醒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这种现代文学启蒙精神的价值表达出了一种现代性的思考，为新世纪的底层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在启蒙话语的这个维度上，我们必须要接受的逻辑是这种话语方式建立在前文所论及的对抗性结构当中，启蒙发生即意味着知识分子对其群体地位和精英意识的肯认和确信，同时伴随的是对底层的俯视。当然，在对抗性结构的基础上所发生的启蒙话语的种种叙事，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准确性和敏锐性。在启蒙精神的对立地位中，底层作为对立和被启蒙的一方，在其群体行为中所显示出的精神陷落也以一种内结构的对立表现出来，他们既将非理性的冷漠和暴力施以占有丰富资源的上层，同时也伤害身处底层的同侪，由此启蒙话语以一种失落性的叙事批判底层的精神沦陷。

传统伦理道德和其惩戒性力量的双重消失使底层罔顾道德与法制的约束，表现出一种暴力、残忍。“故乡的人，在我的印象中是那样淳朴，可现在看来，他们无不处于防御和进攻的双重态势，而且防御和进攻没有前和后的区别，它们交叠在一起，无法分辨。”②如果底层对城市、富有、文明的暴力抵抗来自于生存境况的困窘和内心的深深不安，那么对同阶层的穷人的进攻则显示出彻头彻尾的麻木残忍。这种原始蛮荒的残忍暴力不断瓦解、冲淡着底层人们间的情感关联，使这一个阶层飘摇易碎。仅把底层符号化为暴力则化约了其全部的复杂性，底层普遍的麻木、愚弱和无力比个体的残忍更触目惊心。缺少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处于对立结构中的底层人民，也放弃了自己追求民主和公平的权利。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蒋百嫂收下了巨额赔偿，将自己丈夫的遗体冷冻在冰柜中，以没有遗体、没有葬礼的方式作为丈夫生命最终的归宿，用蒋百特殊的失踪换取了乌塘领导们升官晋爵的阶梯。蒋百嫂在丈夫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换取生活的来源，而她与乌塘领导们的“合谋”便决定了蒋百嫂放弃了追寻公平和正义的权利，这样一个悲剧人物甚至成为了破坏公平正义的共犯。民主、公平、正义等现代意识的缺乏，或可追溯至千年以来的历史传统，也可对照复杂矛盾的现实，在历史与现实的共同映照之下，当代底层的现代人文精神的“失落”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加剧酷烈。

三、民间温情的诗意表达

底层的书写常被冠以“叠加苦难”“美学脱身术”的命名，或受到“抢占道德制高点”的诟病，但民间的叙述传统同时为新世纪的底层文学提供了另一种叙事资源，在由沉默地麻木着、残忍地压抑着、愤怒地狂暴着的弱者们构成的晦暗图景中，发现丝丝微光，贴着生命的纹理以民间式的温情诗意地表达底层的意绪，这种诗意表达是底层文学由社会视角转向个人视角，“从现实的批判转化成情感的发掘，再把这种情感形式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③。温情的诗意表达超越了底层叙事的苦难、暴力、仇恨，一定意义上而言，温情表达或将成为底层文学突破自我的新出口。

如果说以苦难为基调的底层书写所表现出的是潜隐的温情，那么另外一部分作品则透彻明白地提供了一种清冽的温暖，沛然可感。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聚焦“京漂”的底层青年，高考失败的林慧聪，从最南方漂到北京，以在广场放鸽子为生，唯一的梦想是看到北京的“大雪封门”。林慧聪和“我”、行健、米箩漂泊在偌大的北京，生活拮据、处境困窘，但这并未阻止林慧聪和“我们”对大雪的期待，接二连三消失的鸽子所引起的不是无法向“二叔”交代和面临失业无法生存的恐慌，而是提前离开北京等不到“大雪封门”的忧虑。林慧聪的鸽子和大雪都来自广阔的天空，具有一种纯洁、真挚、宁静、自由的象征意义，是想象世界的精神隐喻。以“我们”为代表的“京漂”底层依旧坚持地信仰着哪怕是虚无的“梦想天堂”，这些在苦中作乐的执拗的理想主义者，为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精神标本。还有一些以温情书写的底层作家，他们用饱含对生命温情的信仰书写底层人物的悲戚和欢愉，以细腻和积极的姿态捕捉一缕阳光，带来一种极富诗意与温情的审美场景。此外，池莉的《托尔斯泰围巾》、田耳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葛水平的《喊山》、刘庆邦的《车倌儿》、迟子建的《踏着月光的行板》等作品都以温情的诗意表达观照底层生活的创作意旨，发现卑微的底层灵魂深处的坚守和热爱，建构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并构成自由诗性的生存空间。在文学的湛然深处，民间温情表达着人类纯洁美好的心灵状态，保留着对人类灵魂生活境界的想象和终极的人文关怀。

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是，无论呈现出哪种叙事面貌，指向哪种精神向度，书写底层的文本在结尾总要为底层找寻一个归处，这归处无一不指向“回不去的故乡”。农民与土地间天然、恒久的关联和情感深植于中国农民的血液中，地缘和空间的隔绝阻挡不了常含泪水的“爱得深沉”，回不去的故乡成了几道痛苦的轮回。面对只谈“病症”开不出“药方”的诘问，底层的表述者似乎的确无法为底层寻到一种出路，在城市/乡村、文明/蛮荒的对照中，作家似乎无力提供底层或前进或后退的决断。更多时候，他们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和无奈的症候，因此只有暧昧地以“回不去”作为他们所能给出的答案。或恢复左翼叙事立场在对立的结构中叙事，或以启蒙精神为话语资源述说乡村传统道德的式微，或在民间立场上温情书写，都指向表述者的“承担”，希冀在“问题”中寻找答案，在彷徨无望中觅得出路的渴盼。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底层精神出路的质询终究得到的是一个模糊的回响和一个暧昧的回答。

①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3期。

②罗伟章：《我们的路》，《长城》2005年第3期。

③牛学智：《乏力的温情叙事——对底层文学及相关作家问题的几点思考》，《当代文坛》2008年第3期。

作者：武兆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