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炎　曹中月

(1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2 塔里木大学图书馆,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新疆瓮城起源刍议

徐承炎1曹中月2*

(1 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 新疆 阿拉尔 843300)(2 塔里木大学图书馆,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摘要瓮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角楼、马面等共同构筑起了古代城池的防御体系。经系统梳理和考证新疆的古城材料后发现：新疆现存形制可辨的瓮城最早见于北庭故城，其修建年代在唐初的显庆三年(658)至龙朔二年(662)之间，它是唐廷加强边州防御力量应对西北边境复杂、残酷的军事斗争形势的历史产物。新疆瓮城隶属于中国的边城防御体系，是散落在祖国西北边陲的历史遗珍，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

关键词瓮城； 新疆； 边城； 唐朝

新疆为当今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区，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自古以来就是中西联系的前沿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历史时期，这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而备受青睐，现今新疆境内所存数量众多的古城、戍堡遗址便是当年这种复杂、残酷军事斗争的产物和实物见证。

笔者在翻检新疆古城考古调查资料时，发现部分古城附有瓮城遗迹，就目前笔者所据材料来看未见有学者对这一现象给予过关注、开展过研究。开展新疆境内的瓮城研究或有助于了解古代新疆地区的军事战争史和城市建筑发展史，故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新疆地区的瓮城起源时间及其出现原因略陈管见，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批评指正！

1唐代及其以前的新疆筑城

新疆古称西域[1]，地处祖国西北边陲，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早在汉代以前，这里就与中原发生了联系[2]，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这种往来、交流又获进一步发展。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后，中央为加强和巩固在西域的统治地位，又进一步落实了西汉初年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政策。随着这一策略的贯彻执行，大批内地军民来此屯驻，不仅极大的促进了西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和改变了西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

“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古老的氏族社会将结束，新的文明时代就要来临”[3]。汉代以前新疆地区的筑城不见于文献记载，但考古资料显示，这里的筑城或有着较为长久的历史渊源。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艾涛馆员在对莎车县的兰干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座采用卵石包墙技术修筑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古城遗址[4]。此前，学界一直认为地处哈密盆地的焉布拉克古城与伊吾县的盐池古城是新疆地区年代最早的古城遗址[5]，兰干古城的发现再一次改写了新疆地区的筑城历史，并将该区域的筑城历史提早到了青铜时代。目前新疆地区发现年代较早的古城遗址除兰干古城、焉布拉克古城和盐池古城外，还有和田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古城和圆沙北古城2处，两者的始建年代均早于西汉[6]。汉代以前的新疆古城在构筑技术上，主要以木骨泥墙和卵石垒砌、夯土夯筑、局部土坯垒砌的建筑形式为主，且这一时期新疆境内所存的古城数量也十分有限，或表明汉代以前新疆的筑城尚不发达，这可能是受其近邻匈奴“逐水草迁徙，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的习俗影响。

两汉时期新疆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这进一步的促使了新疆与中原内地间的文化交流和技术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域的筑城历史。文献所载两汉新筑的古城有乌垒城、它乾城、依循城、高昌壁、柳中城、金蒲城等，这些新城无一例外的都是中央派驻西域的驻军所筑。除此之外，西域的土著邦国中也有因仰慕汉家文化，而主动新修汉式建筑的记载。《汉书·西域传》载“(龟兹王绛宾)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檄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便是对西域邦国学习内地筑造宫室技术和礼仪制度的真实写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王朝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统治集团无法全面有效的管理西域，这间接的影响了新疆地区的筑城发展。目前所见这一时期的新筑城址仅若羌县境内的海头古城[7]。隋唐时期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完成了国家统一，并于新疆境内创设了以北庭和安西都护府为主要行政管理机构的羁縻督府制度，有效治理新疆百余年。这一时期中央为巩固在西域的统治地位，有效抵御吐蕃、突厥与大食的侵扰，陆续在汉魏以来的交通要道上兴修了大批军镇、守捉、烽铺等军事机构，并增派西域驻军、扩大西域屯田规模，伴随着这些举措的实施，新疆地区的筑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新五代史》载 “以安西都护府羁縻西域三十六国。唐之军、镇、监、务，三百余城，常以中国兵更戍”[8]便是对唐代西域筑城盛况的著述。

近年来，新疆地区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显示“全疆共发现城址370处……从年代上划分，史前城址4处，汉唐时期城址255处、宋元时期城址30处、明清城址(清代为主)81处”[9]，这一调查数据不仅与文献所记汉唐时期西域的筑城盛况相吻合，同时也表明汉唐或是整个新疆筑城史上最为繁荣兴盛的历史时期。虽然普查数据反映了汉、唐时期新疆古城快速增长的共性，但却忽视了两个时期里各自所存有的个性。分论汉、唐时期的新疆筑城则不难发现，唐代新疆的筑城不仅在数量上较汉代有大幅增长，在筑城技术和城防御体系的构建上也比汉代有所进步。1980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的成员在对唐代的北庭古城开展考古调查时发现“马面、敌台、角楼和瓮城等都使用了絍木的做法。这种平面布局和构筑特点完全反映了我国中原地区传统的筑城技法在新疆地区的推广使用”[10]。

综观唐代及其以前的新疆筑城历史不难发现，史前至汉唐的新疆不仅在筑城数量上有所增加、技术上有所进步，在筑城理念和城防体系的构筑上也有所创新。然这些筑城技术的改进，都得益于自汉以来新疆不断与中原内地所开展的交流与学习。瓮城这种特殊的建筑，在新疆地区古城中的出现当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对新疆地区瓮城出现时间与时代背景的探讨也正是开展新疆瓮城研究的重要内容。

2新疆瓮城出现年代考证

瓮城是一种修筑于城门内外护卫城门，增强城池防御力量的附属建筑，形制主要有半圆形和方形两种。关于瓮城的起源，朝鲜和韩国的一些学者曾有异议，并认为瓮城之制起于高句丽[11]。我国著名的古代建筑史专家张驭寰先生则认为“瓮城之制是我国特有的。无论是从军事防御上，战略进攻上以及平日之防守，都离不开它，都是必然着重建立的。”[12]近年来国内的考古发现也印证了张先生的论断。201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组成的考古队在对神木县石峁城址外城东门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年代约当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瓮城遗迹[13]。石峁古城中瓮城遗迹的发现，有力地反驳了瓮城之制起源于高句丽的说法，间接的说明了瓮城之制起源于中国。

新疆境内的瓮城起于何时，史料中无确切记载，但从文献资料来看，清代就已出现瓮城。《新编肃州志》载“(巴里坤县东破城子)城周长二里五分，高一丈六尺，开南北两门，筑有门洞、小瓮城、门楼，设吊桥，四角设有角楼”[14]，此城及其相邻的西破城子古城是清雍正九年(1731)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在修筑巴里坤汉城告竣后，于汉城东西各5里所修筑的两座小型兵城[15]。

图1　新疆所见年代较早的瓮城遗迹

清代以前的新疆瓮城情况不见于文献记载，有学者在对楼兰古城与海头古城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疑似瓮城的遗迹现象[16]，这一对两城中瓮城遗迹的辨识曾一度将新疆地区的瓮城出现年代提早到了魏晋时期。但笔者在翻检两处古城的资料时发现，前人学者对两城中瓮城遗迹的判识并无十分的把握，而是仅据楼兰古城西城垣的中部北端有“东西错列的土墩两个”[17]、海头古城外有与“城墙相连的不规则夯土台”[18]这些现象给出的一个初步推断，这似乎并不能作为魏晋时期新疆就已出现瓮城的确凿证据。目前，新疆境内考古所见瓮城形制清楚，且年代早于清的古城址共有9处(图一)，分别为昌吉市的昌吉古城、吉木莎尔县的北庭故城、吐鲁番市的高昌故城、库车县的唐王城和阿艾古城、新和县的乔拉克海协尔古城和通古孜巴什古城、沙雅县的博提巴什古城与且末县的苏堂古城。在上述古城中除昌吉古城的年代稍晚，约当中原王朝的宋、元之际外[19]，其余古城的年代据文物工作者推断均为唐代，但诸城的具体年代仍不清楚，尚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兹就各城情况分述如下。

位于丝绸之路咽喉要道上的高昌故城曾是汉代高昌壁、前凉高昌郡、北魏高昌国、唐代西州城和高昌回鹘国的治所(或都城)所在，前后共历时1 400余年。故城现存宫城、内城和外城三部分，其中在外城的西城门外还存有曲折的瓮城遗迹。20世纪50年代，阎文儒先生对高昌故城进行过踏查，并初步推断外城的修筑年代在唐或唐之后。[20]近年来，孟凡人先生在对高昌故城进行系统研究后，指出“现在高昌故城的外城，在麴氏和唐代并不存在，而是回鹘高昌国时期新建的”，而“高昌回鹘大规模的改筑扩建高昌城，可能在10世纪中叶左右”。[21]孟凡人先生这一有关高昌故城外城修筑年代的考证也得到考古发掘材料的印证。200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国家启动的丝绸之路(新疆段)重点文物保护工程项目，对高昌故城外城西门和西南角的大佛寺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清理结束后工作人员根据发掘情况和采集标本的碳十四测量年数据判定：大佛寺和西门在时代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二者绝对年代在距今700～1 000年左右。[22]考古测年数据与专家考证相吻合，进一步的将新疆地区瓮城出现的时间从清代提早到了公元1 000～1 300年之间的高昌回鹘时期。

同处丝绸之路要道，与高昌齐名的北庭古城，曾是唐代庭州城、北庭大都护府和高昌回鹘时期的夏都驻地。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的成员在对北庭古城进行调查时，发现外城的“北门北侧有曲折的瓮城，瓮城西墙和北墙相连，呈‘┏━’形”，“北庭古城现存的外城墙可能始建于唐朝初年”[23]。这一推测也得到了孟凡人先生的肯定，但他在对北庭故城进行系统研究后又进一步指出，外城是唐在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后重置庭州时所重修的，重修时间在唐显庆三年(658)至龙朔二年(662)之间[24]。北庭古城从高宗朝重修完成直至毁弃不用的时间里，虽曾屡遭唐与突厥、突骑施、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间战争所带来的损毁，但却不见有毁坏严重而致重建的文献记载。其后的回鹘高昌时期此城虽经历过一次重建，但重建的范围却较为有限，仅限于内城城门和内城的王宫，并未涉及重建外城。[25]是故，孟凡人先生对北庭外城始建年代的考证是值得信服的。北庭古城的外城修筑年代既已确定，而外城北门处的瓮城筑于何时呢？经考证，笔者认为瓮城与外城是同时完成修筑的。首先，瓮城的墙基宽度(西墙宽8、北墙宽7、东墙宽5米)与外城的基宽相当(调查发现外城的墙基宽5～8米)[26]；其次，瓮城北墙存有纵横布置的纴木，墙体夯筑的方式为薄夯层、密夯窝，这种建筑方式与内城所见的厚夯层、无夯窝差别较大，另据孟凡人先生在新疆东部地区多年来开展考古调查的经验推知：这种夯筑加纴木的建筑方式是新疆唐代建筑的特点之一[27]；再次，文物工作者在对北庭故城调查时发现有增筑马面的情况，而对瓮城记述时则仅言有多次修补的痕迹，未见谈及瓮城是否系增筑，这也间接说明瓮城主体当是与外城同时修筑的[28]。最后，北庭城是在历经阿史那贺鲁叛乱被毁后重新修建的新唐城，且其又是唐代所辖50余边州之一[29]，是故其在修筑时必会更多的考虑军事防御体系的构筑，而瓮城这一在中原出现时间较早、军事防御效果极佳的建筑也必在其修筑之列。综合以上各点，我们认为北庭古城外城门处的瓮城必与北庭城是同时修筑的，具体时间在唐显庆三年至龙朔二年之间，瓮城修筑完成后曾在唐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屡有损坏，但却并未致废毁重筑，而是在不断修补后一直沿用至古城废弃。

相较于昌吉城、高昌城和北庭城，余下六处有瓮城遗迹的唐代古城均位于唐代的安西之地，且针对这些古城所开展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均较少。目前仅见黄文弼[30]、张平[31]、邢春林[32]、李并成[33]等学者集中对通古孜巴什古城、库车县唐王城(俗称“大黑汰克沁古城”)和阿艾古城三城中的某个进行过调查和局部试掘。虽然以上三城有或多或少的考古发掘与调查资料，但终因所得资料比较零散而无法系统整合并断定三城的具体年代，更遑论古城城门外的瓮城修建年代。虽然此六处古城的具体修筑年代无法准确判定，但关于唐代安西局势的文献记载或对这些古城修筑年代的考证有所裨益。唐廷自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率军平高昌国改置安西都护府起，一直积极经营西域。随着在与西突厥斗争中的不断胜利，唐廷逐渐控制了天山南北的大片区域，贞观末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城，兼统于阗、疏勒、焉耆、龟兹四镇，后因高宗“不欲广地劳人”而弃四镇，重将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从显庆三年(658)五月，唐廷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起，至长寿元年(692)王孝杰率军克服四镇的三十余年中，新兴的吐蕃王朝与唐在安西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争夺战，唐廷数战不利，四镇之地多次易手。有学者曾对这一现象开展过研究，并认为初唐时期所设的安西四镇仅具《新唐书·百官志》中“防人五百”的上镇规模，是一个介乎州县制与小邦国间的过渡形式，四镇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安西都护府做好境内的“掌抚慰诸番、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工作，此时的四镇只有防人而并无镇军，并不能算的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镇。唐与吐蕃在西域的军事较量中被动、不利的局面，直到长寿元年王孝杰率军收复四镇、中原征调“汉兵三万”来安西镇戍之后才渐有改变，并逐渐完成四镇由都护府下辖“镇”向节度使下辖“军镇”的转变。[34]四镇初设至长寿年间，唐廷在安西一直采取着“蕃汉相兼，以之制边”的经营策略，这一时期四镇的驻军数量十分有限，且唐廷在安西的统治地位也尚未稳固，试想在此情形下征调大量劳力、兴修数量众多的军事意义突出、功能结构复杂的带瓮城遗迹的古城几乎是不可能的。近年来，文物工作者对这些古城开展考古调查时所获的部分资料也可印证以上论断。张平先生对阿艾古城调查时发现“城内地表以下约1米处有文化层，经碳十四测年，时代在公元650～720年间”[35]。另，曾有村民在通古孜巴什古城中拾得有大历年号的残纸[36]，城内还曾一次性挖掘出3000余枚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唐代中期的钱币[37]。虽然铜钱和带有年号的残纸并不能直接作为断定古城年代的依据，但这些遗物的出土或可说明大历年间是通古孜巴什古城社会生活较为活跃的一个时期。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安西地区现存的带有瓮城遗迹的唐代古城均修筑于王孝杰率军收复四镇、唐廷征调三万汉军进驻安西之后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里。易言之，安西地区唐代古城中出现瓮城的年代不早于公元692年。

从疆内现存形制清楚的瓮城遗迹来看，这里的瓮城最早见于唐代的北庭故城，其修筑年代在显庆三年(658)至龙朔二年(662)之间。

3新疆瓮城出现原因试析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继汉之后经营西域的又一高峰。立国之初，国力孱弱，且国内割据政权林立，尚无力经营西域。直至太宗时期，国内初定，始有余力应对时常侵扰北部边境的突厥政权。突厥本北方游牧民族，兴起于北魏末年，至唐初其军事实力已达“控弦百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38]的程度，严重的威胁了新兴的大唐政权。贞观四年(630年)，唐灭东突厥，据有西域的伊吾之地，并于此设立了唐代经营西域的第一个州府——伊州。此后的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又灭高昌，并收降屯驻于可汗浮图城的突厥叶护，在高昌与可汗浮图城分设西州和庭州，同时置安西都护府于高昌城。此时，辖境在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迫于唐的军事压力曾一度臣服于唐，但当唐撤军西域后，其对唐的敌对行动便开始了。《新唐书》地理志载：“北庭大都护府，本庭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西突厥泥伏沙钵罗叶护阿史那贺鲁部落置，并置蒲昌县，寻废，显庆三年复置”[39]，文献所记庭州在设州之后不久便遭废毁，而据《新唐书·突厥列传》所载阿史那贺鲁叛时“以咥运为莫贺咄叶护。遂寇庭州，败数县，杀掠数千人去”可知庭州的废弃当与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有关。庭州是唐初在西域所设三州之一，它的毁建历程或可间接反映早期西域形势的复杂与唐经营西域时的艰难。高宗至玄宗时期，新兴的唐帝国虽逐渐步入了鼎盛时期，并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终也无法彻底摧垮突厥与吐蕃势力，是故在多元势力并存的西域，唐廷设置于此的州、县与羁縻都督府等机构，时常处在敌对势力的侵袭威胁之中。这种情况在唐历经安史之乱、大批精锐回调勤王之后更甚，北庭、安西赖以与唐廷联络的河湟地区为吐蕃所据，两地沦为了孤悬塞外的朝廷弃儿。终唐一代，整个西域都处在唐、突厥，唐、吐蕃的不断争夺之中，西域作为唐西北边境军事斗争的前沿阵地的属性始终未变。

为加强对边境地区的经营、抵御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掳掠，唐自高祖建国之时起，就已采取种种措施，其中影响最大、意义最深的一项举措便是在边境地区大力兴修边城。唐武德七年(624)“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胡”[40]便是这一举措的开端，此后又有两次规模较大且见诸于史的修筑边城行动：一次是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张仁愿在黄河北岸修筑受降城[41]；另一次是天宝四年(745)王忠嗣在朔方节度使任内筑静边城和云内城[42]。其中张仁愿在修筑受降城时因“不置壅门及备守之具”而遭人诘问，《资治通鉴》卷209《唐纪二十五》中宗景龙二年条“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门及守备之具”下胡三省注称：“壅门，即古之悬门也。或曰：门外筑垣以遮壅城门，今之瓮城是也”。壅门既是瓮城，且唐景龙年间张仁愿因修筑边城时不筑瓮城而受诘问，则表明至迟在唐中宗景龙年间将瓮城修筑于边城已成一种惯例。此外，在同处边州的隋唐胜州榆林城[43]、安西锁阳城[44]等也都发现有瓮城遗迹。《唐六典》记：“安东、平、营、……、北庭、安西、河、……、驩、容为边州”[45]，地处西北边境的北庭与安西同属唐代的边州体系，其辖境内的边城在修筑时无论是出于西域复杂、紧张的边境环境考虑，还是沿袭唐在边城修筑时惯筑瓮城的做法，都会修筑瓮城来增强城池防御力量应对复杂的边境局势。

4余论

入唐以后，随着州县制和羁縻督府制在西域的推行，西域民众在社会生活中对中原制度、习俗、文化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模仿和趋同。吐鲁番出土文书《唐西州高昌县诸防杂物牒》中记载高昌县内有安乐、大顺、永和等坊[46]，而高昌县又属郭下县(即高昌县与西州同治于高昌城)[47]，故知唐代的高昌城中已有仿长安、洛阳而建的里坊布局。无独有偶，同处西域的龟兹、于阗等镇也都见有里坊布局的文献记载。[48]除文献记载中的这种坊制外，新疆境内现存于唐代古城中的马面、角楼、瓮城等实物遗迹也是对西域模仿、学习中原城防制度的有力说明。

瓮城之制起于我国，考古所见与新疆紧邻的安西县隋唐锁阳城曾有形制清楚的瓮城遗迹[49]，而与新疆毗邻的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古城考古工作中却不见有关于瓮城的相关报道，这也可辅助说明新疆地区的瓮城之制是源于中国，但具体是如何传入的尚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此外，在梳理新疆古城材料时还发现，瓮城建筑在唐代的新疆一经出现便遍布天山两侧，而又以天山以南的区域所见为最多，这既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又是一个值得深思与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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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Wengcheng in Xinjiang

Xu Chengyan1Cao Zhongyue2*

(1 Institute of Western Region Culture,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2 Library of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AbstractWengcheng is the product of the social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in a certain stage, together with turret and house build up ancient city defense system.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irst Town which take Wengcheng structure was Tang Beiting City in Xinjiang province, which was firstly constructed between 658～662 years. It is resulted by Tang imperial strengthen the military defense forces to deal with the North-West Frontier region. Wengcheng as a cultural heritage site scattered in the border town, it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value.

Key wordsWengcheng; Xinjiang; border town; Tang Dynasty

中图分类号：K878.3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9-0568.2016.01.009

文章编号：1009-0568(2016)01-0055-08

通讯作者*为E-mail：838964662@qq.com

作者简介：徐承炎(1988-)，男，助理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西域古城的考古学研究。E-mail：2008-xuchengyan@163.com

基金项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QN20)；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塔里木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开放课题(XY1404)。

收稿日期：2015-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