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顺万达屋“特殊工人”大暴动

万达屋工人集体宿舍内景

1941年11月，晋绥地区抗日部队几百名被俘人员由日军从山西太原分批押送到抚顺炭矿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井，从事采煤、掘进、支柱等最繁重、最危险的劳动。在这些“特殊工人”当中，有晋绥军212旅作战参谋南品、212旅政治部秘书马苏义、212旅56团副团长熊言顺3名共产党员。他们在没有找到抚顺党组织的情况下，自发成立中共临时党支部，熊言顺任书记，南品任军事委员，马苏义任组织委员。12月，晋绥军决死纵队卫生部长李新民、212旅连指导员高光鉴也参加了支部活动，支部曾发展到30多人。

临时支部成立后，团结被俘人员开展对日斗争，提出了“宁可英勇的死！反对屈辱的生！”等口号。针对一些人情绪波动较大、悲观失望、缺乏斗争信心的情况，支部积极开展思想教育。由于“特殊工人”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6小时，加之条件恶劣，很多人因病饿而死。支部将大家手中的钱集中使用，购买药品、食物来救济生病的难友，从而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

1941年12月，支部开始研究秘密逃跑的问题，决定在18日领到工资后暴动逃跑。支部将七八十名报名的工人编成班组，选出负责人，并准备了指南针等物品。支部根据形势选定向热河方向靠近，尽快与晋绥军部队取得联系。21日晚9点，暴动队员手握铁棒，破坏电网，秘密向指定地点汇聚，晚11点到达浑河南岸。队员们冒着严寒涉水渡河，凌晨1时许到达前甸村东二道房屯，清晨6点抵达三家子村。但抚顺城伪警察署前甸分驻所得知了队员们的行动，于早8点30分将队员包围。工人们在南品的指挥下，占领了三家子村北山制高点，准备与敌人战斗。敌人用机枪疯狂扫射，3名暴动队员当场牺牲，40人被抓，其余人逃走。第二天上午，敌人又在附近抓回了9人。敌人把这49人分别关押在抚顺警察署和宪兵队进行刑审，许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南品、高光鉴、李新民3位党员挺身而出，承担了暴动的全部责任，解救了其他暴动队员。日伪当局在将暴动队员折磨两个月后，将这些工人送回万达屋井，南品等人被判刑。这次暴动给日伪当局很大震动，曾一度中断了山海关至东北的铁路。

为了防止工人逃跑，日伪当局实行了更为残酷的高压政策。在这种情况之下，党员马苏义、张士俊等人决定恢复党的组织。支部成立后，首先开展了宣传教育工作，坚定对敌斗争信心，继续保持革命气节，总结暴动失败的教训，提出了“反打骂、争人权、反饥饿、要活命”的新口号。工人们偷偷积攒路费，用坚持下井来麻痹敌人，改集体逃跑为以小组为单位行动。1942年他们联络到一个山东人，打通关系，秘密给原部队写信取得了联系。此后，在临时党支部的严密组织下，分批分期将许多工人送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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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不断扩大侵华战争，急需大量物资，东北地区劳动力严重不足成为日伪当局一大难题。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国民皆劳”的劳务新体制。4月5日，日本关东军同日本驻华日军达成了关于紧急动员劳动力“入满”的协议，规定把战俘和其他关内被捕人员作为“特殊工人”押往东北。日本侵略者先对“特殊工人”进行3至5个月的“教习”，再由军方交给伪满政府，并按人数领取一定的报酬。这些“特殊工人”被编成若干个劳工大队，押送到东北或日本当苦力。根据各方面资料估计，每年约有10万名左右的“特殊工人”被分派到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的军事工程和伪满民生部指定的主要为战争服务的工矿业或其他特殊工程，从事繁重的苦役。辽宁是当时“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

这些“特殊工人”以顽强的革命精神，与敌人展开了不间断的反抗斗争。特别是在建立了党组织的地方，广大“特殊工人”在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组织和带领下，与日伪当局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反抗斗争，如逃跑、消极怠工、争人权反虐待、制造生产事故、破坏生产等。后来，在党组织的组织和发动下，“特殊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斗争逐渐朝着有组织、有计划的方向发展。有些人脱离了敌人的魔掌，回到了抗日前线，有些人坚持到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