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菡丹

在中国爱乐乐团今年11月份赴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中，乐团分别在东京歌剧城音乐厅和轻井泽大贺音乐厅上演了两场交响音乐会，演奏了柴可夫斯基B小调第六交响曲“悲怆”，莫扎特D小调钢琴协奏曲第20号，还有根据同名京剧改编的《贵妃醉酒》，用交响乐演绎中国国粹，为音乐会画龙点睛，令日本观众耳目一新。而《贵妃醉酒》正是由乐团驻团作曲家邹野改编的。

中国爱乐乐团至今走过15年，走出了一条既接地气民心又充满激情创新的发展之路，为世界交响乐坛奉献了大量中国经典，增加了独特的中国元素，邹野就是其中的中坚力量。

在北京东三环边上的一个咖啡厅里，冬日的阳光暖暖地洒进来，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邹野很随和，像老朋友一样和记者聊起作曲、爱乐，还有他于音乐的梦想。

与爱乐一起，走向世界

邹野称，只有在爱乐，才可以完成这种创意，所以他最想对爱乐说的，就是：“我愿与爱乐同在。”

提起邹野，或许很多人对他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提到他作的曲目，那绝对是耳熟能详。如歌剧《郑和》，交响诗《山泉》，音乐剧《月光摇篮曲》、《香格里拉》，电影《过年》、《风起云涌》、《张思德》、《云水谣》、《铁人》、《红发卡》、《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等，电视剧《西部警察》、《西楚霸王》、《闯关东》、《老农民》、《大河儿女》、《北风哪个吹》、《赵氏孤儿案》等，儿童剧《马兰花》、《十二个月》、《宝船》、《东海人鱼》等。

从去年开始，邹野被聘为中国爱乐乐团驻团作曲家，因“其对乐团多年来的特别贡献”。在中国乐坛，知名演奏家、歌唱家被聘为驻团艺术家，很常见，但驻团作曲家却很少见。“以前中央乐团有创作组，相当于驻团作曲，比如作曲家王酩就是中央乐团的创作员。但那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随着交响乐职业化，也从以创作为主转向以演出为主，乐团大多从创作型团转向演出型团，这就使得创作人员也社会化了，谁的作品好就演谁的。这个职务逐渐少了但并没有完全消失，有时还要根据需要为乐团改编、配器，和经常性的小型创作。”邹野说。

去年夏天，中国爱乐乐团首赴英国逍遥音乐节，当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的旋律响起，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里的观众齐刷刷起立，但瞬间又发现这只是个变奏曲，于是会心一笑，继续坐下……这个“意外”插曲，至今仍以视频的形式在网上传播。

和英国观众“开玩笑”的就是邹野，他为乐团创作了这首“天佑女王变奏曲”，出其不意，惊喜乍现。“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一般不允许演奏英国国歌，除非有王室成员到场，于是我就用了一句英国国歌进行了变奏。”他解释自己的初衷，“作为返场曲，这首作品不会出现在节目单上。而返场曲在某种意义上是音乐会的第二高潮，要在最后时刻再度挑起观众的兴奋点，乐团也非常重视这一点。”

事实上，在与中国爱乐乐团合作的近十年时间里，邹野创作了太多这样的“无名曲”，令乐团在返场环节锦上添花。

此外，他还担负着另一项重要职责，那就是重新改编作品。比如在去年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开幕音乐会，他为钢琴家郎朗、小提琴家温格洛夫特意改编了一首《天涯歌女》，华彩绽放。

回顾与中国爱乐乐团的多年合作，邹野认真地想了想说，最值得提及的是《贵妃醉酒》，把触角伸向博大精深的国粹艺术，以交响乐的形式演绎中国传统京剧，让中国传统京剧用西方音乐家容易演奏的方式通过交响乐得到另类传播。

邹野回忆，早在2012年伊始，中国爱乐乐团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出席德国柏林举办的中德文化年活动期间，由他改编创作的《贵妃醉酒》，曾以压轴曲目出现在乐团的音乐会中，其中优美唱腔、华丽服饰以及宏伟交响乐效果令欧洲观众如醉如痴，让德国观众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中国京剧的非凡魅力。之后的每一年，中国爱乐乐团都会上演《贵妃醉酒》。2013年春节期间，纽约爱乐乐团在纽约林肯中心举办盛大音乐会，欢庆中国蛇年，“在此次音乐会上，纽约爱乐乐团仅排练了20分钟，就上台完美演奏出《贵妃醉酒》。为什么外国的乐团也可以演奏出中国传统京剧的曲目？原因就在于我将《贵妃醉酒》的乐谱按照交响乐的乐谱标准，规范化、规格化，让外国人能看懂，并准确地演奏出来。”

天天在写，写出神圣感

用邹野的话说，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几乎“天天在写”，“多年来，就算是给影视作品配乐，我也是按照大乐队的编制来写。”

今年59岁的邹野，1982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即现在的武汉音乐学院），是我国“文革”后第一届作曲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当年，作曲系仅武汉考区就有4000余名考生报考，最终只录取7名学生。”邹野就是这七人之一。

而事实上，邹野并非出身音乐世家，“现在的80后、90后经常抱怨自己这代人的际遇不好，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我们这代人1964年读小学，赶上‘文革基本上没读什么书，都是听京剧样板戏出来的。而且是抄样板戏总谱，往往是一行简谱一行五线谱，没有五线谱本子就用尺子自己画，或者用英语练习本加条线当五线谱用。可以说，我是自学的音乐基础。”

毕业后，邹野被分配到武汉歌舞剧院任作曲、指挥，1990年因创作音乐剧《马兰花》调入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作曲、指挥。

他衣着随意，不善言辞，没有作曲家的“范儿”。当被问及驻团作曲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邹野说：“就是担任社会性的作曲工作，或者说是功能性作曲的作用。”

时至今日，邹野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童忠良（原武汉音乐学院院长）曾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创作对作曲家来说是终身职业，也是最艰难的职业，你要永远记住作曲是个社会职业，要学会做一些经常性的日常工作，比如编曲，这是‘混饭吃的手段。”老师说过的话，邹野一直铭记于心，也正应了邹野现在做的驻团作曲工作。

由于中国爱乐乐团在音乐季之外承接的节庆性、纪念性演出活动较多，而且时常出现临时调整曲目的急活儿，邹野便成了“救火队员”，“这得益于我30年来坚持管弦乐创作的历练。”

除了歌剧、音乐剧、交响乐等相对小众的创作，他在影视剧配乐方面，也可谓高产大户。去年4月，“默片女王”阮玲玉主演的《神女》，历经80年，经过数字化修复后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首映。邹野为影片创作了全新配乐，在影片放映过程中先后由中国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分别在北京上海现场演奏。同年还在巴黎、伦敦上映并现场演出。

“用交响乐的手法，在被约束的情况下，一小时十二分钟的作品，我写了一个多月，写的累，演的也累。”这是邹野很艰苦的一次创作，但是尝试过这一次后，邹野表示自己找到了新的东西，“做有声电影里的音乐，音乐并不是主角，是背景的背景。而默片除了音乐外没有别的声音，这个时候音乐成了主角，但是它又不是交响乐，有画面、情节、长度限制着，不能像交响乐那样信马由缰。”

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创作，勾起了他心底的电影情结。当年，为了搞影视配乐，邹野经常泡在电影厂里。“那时候电影厂有一门手艺是摇片子，画面淡入、淡出都得靠手来控制，摇匀了才能看明白。现在，手指轻轻一点，要啥效果都能出来，拿着手机都能剪片子……”他觉得有点儿不对味，“人们对电影的神圣感似乎削弱了。”

给影视作品配乐有什么秘诀？邹野脱口而出：“要读懂剧本，熟悉影视工艺，领悟导演意图，善于合作。”电影《过年》的导演黄健中曾对邹野说：“剧本写出来的不要写了，我能拍出来的不要写了，置景能做出来的不要写了，你看到的一切都不要写了。写看不到、听不到、想不到，写我们内心的潜意识。”

内心的潜意识，恰恰是音乐最能表达的。邹野说：“为什么有时候音乐在电影中那么激动，就是把所有东西的根，最深层的潜意识给调动起来了。跟着剧情推进，当音乐响起时，电影的情绪炽热如火山爆发、细致如缕缕轻风。”

中国原创，奏响联合国

邹野说，策划《上海1937》时，计划由上海交响乐团在四行仓库首演，如今场地挪到联合国总部，意义特殊，“让外国观众更多了解中国以及上海发生的抗战事迹”。

鼓点昂扬，琴声哀婉，观众情绪随着音乐时而振奋，时而沉思。今年8月29日，上海交响乐团在联合国总部首演代表中国原创水准的交响序曲《上海1937》，拉开纪念联合国成立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音乐会的大幕。这是中国完整编制职业交响乐团第一次登上联合国总部舞台。

担任作曲的正是邹野。他透露，两年前就有意创作一部抗日主题的交响序曲。为此，他与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常任指挥余隆携手策划《上海1937》。他实地探访四行仓库，西墙弹孔让他记忆犹新，“当时四行仓库只有一个小小的陈列室，少有观者。从仓库窗口俯瞰苏州河，我仿佛看到了当年战火硝烟。”

今年，邹野以淞沪会战四行仓库保卫战为背景创作，几经修改，耗时数月完成《上海1937》。

音乐从沉寂的苏州河畔开始，低缓旋律烘托战争一触即发的凝重，绷紧的旋律里暗潮涌动，显现出战争爆发前的紧张氛围。继而，鼓点暴风骤雨响起，寓意上海守军抵抗日寇进攻。在全场透不过气的情绪中，一段悠扬小提琴独奏袭来，代表上海市民积极支援抗战的热情。

作品还融入《中国一定强》以及上海经典老歌旋律，逐渐发展成英雄史诗，雄壮威武，振聋发聩。15分钟左右的作品，邹野对演出呈现非常满意：“我很感谢音乐家奏出了我的原意。”

邹野说：“这部作品有柔和的人性表达，缅怀历史，铭记为解救民族危难而奋不顾身的中华儿女。”

“不管是文学、美术，还是电影、音乐，要产生大作品，内心一定要有神圣感、崇高感。”在音乐的道路上，邹野始终不忘初心，追寻自己心中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