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摘要]广雅书局搜访和刊刻稿本，反映了书局刻书的旨趣与特色，有功于珍籍的保存与流传。这些稿本或由局中通儒硕彦搜遗访佚而得，或与参加局事或广雅书院事务者有特殊渊源。诸书涵盖四部，以史书为多，经学著作次之，体现了书局刻书的主要方向和刊刻“有用之书”的要旨。书局选刻当时学人新近著作稿本，很大程度上缘于主持刻书者和访书者对清人成果的推重。这些稿本著作或由广雅书局初刻而面世，或因书局刊刻而得以更广泛流传。

[关键词]广雅书局；广雅丛书；稿本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5-6041（2015）05-0008-05

广雅书局是晚清广东官书局，于光绪十二年（1886）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办。至光绪末年停办前，书局刻书逾二百种，居清末地方官书局前列。广雅书局刊书以底本精良、校勘精审著称，“无俗本，无劣工。其选择之精，校雠之善，当世久有定论”。书局刻书所据底本，有不少是珍贵稀见的稿本、孤本等。本文主要探讨广雅书局所刊稿本的来源、择用与价值，以管窥其刻书之旨趣与特色。

1 广雅书局据稿本刻书目录

广雅书局所刻书中，可确定为据稿本刊刻者大部分收入民国九年（1920）徐信符汇印的《广雅丛书》。光绪末年广雅书局停办后，版片坌积于书局藏书楼十峰轩之东新建的藏版楼，编次错乱。民国初年，广东图书馆在书局旧址建立，附设广雅版片印行所，徐信符董理图书馆事，兼管印行所事宜，清理广雅书局版片，择其板式一律者，汇为《广雅丛书》印行。据丛书卷首徐氏编次的《广雅书局丛书目录》，《广雅丛书》收书一百五十三种，含经部二十六种，小学十一种，杂著十七种，史学九十二种，集部七种。诸书题名下标示原底本类型，有原稿本、传钞本、家刻本、传刻本、自刻本、明刻本、遗书本、丛书本等。其中标识为“原稿本”者，即广雅书局据稿本刊刻的书籍，包括清代十五位作者的二十五种著作，具体如下：

经类三种：丁晏《周易解故》一卷、《书蔡传附释》一卷、《诗集传附释》一卷。

小学类六种：承培元《说文引经证例》二十四卷、《广潜研堂说文答问疏证》八卷，郑知同《说文本经答问》二卷，钱绎《方言笺疏》十三卷（附何翰章《校勘记》一卷），郑珍《汗简笺正》八卷，朱百度《汉碑征经》一卷。

杂著类三种：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五卷，郑珍《亲属记》二卷，陈澧《东塾遗书》。

史学类十二种：方恺《晋书地理志校补》二卷，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五卷，王先谦《魏书校勘记》一卷，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四卷，徐文范《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十二卷，汤球《晋纪辑本》五卷、《晋阳秋辑本》五卷、《汉晋春秋辑本》四卷、《三十国春秋辑本》十八卷、《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十卷。

集部一种：丁晏《楚辞天问笺》一卷。

除《广雅丛书》所收者外，广雅书局据稿本刊刻的重要书籍还有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这些著作的来源、择用和价值，反映了广雅书局刻书的旨趣与特色。

2 广雅书局所刊稿本的来源

2.1 由局中通儒硕彦搜遗访佚而得

广雅书局开设后，即聘陶福祥、廖廷相等经术名儒提挈一切，并广延硕学知名之士参与局事。局中通儒硕彦或性嗜藏书，或精于校勘，多善版本目录之学。他们日事铅椠，互相考订，并随时留意搜遗访佚，于是四方珍异孤本，麇聚纷来。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稿本由著名藏书家、广雅书局提调方功惠购藏，主持书局刊刻事宜的广东盐运使王毓藻出资刊刻。王毓藻和方功惠分别作序和跋，记述是书购求与刊刻经过。王序云：“岁在丙戌，南皮张尚书总制两粤，设广雅书局，余以运使承乏其间，暇与柳桥太守语及此书，太守言曾以白金购得原稿。”方跋自述其留心购求是书，“最后得稿本于沪上，适南皮张制军督粤，暇进是编”。周家禄《晋书校勘记》稿本乃广雅书局校勘人士陶浚宣于浙江瑞安学者黄体芳处访得，陶氏于光绪十六年（1890）记云：“今年夏浚宣客都门，于瑞安黄副都丈处始访得之。”陶浚宣尚于浙江杭州藏书家丁丙处访得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稿本。丁丙之子丁立中《先考松生府君年谱》卷四载光绪二十年（1894）五月乃父“以赵一清《三国志补注》纳之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刊刻史学丛书，凡数十种府君举”，“赵氏补注交陶心云孝廉送局付刊”。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六“三国志注补六十五卷”条载：“光绪十四年南皮张尚书之洞督两广，设广雅书局，编刊《史学丛书》，会稽陶孝廉浚宣假是稿本携粤。”

张之洞还专命门人缪荃孙访求应刻之书，此事在当时传为美谈。屠寄致缪荃孙书札云：“闻阁下往扬州，一路访书，甚善。”梁鼎芬致缪荃孙函亦云：“南皮创设书局，诚为美举，得君采访校勘，局面尤大，样本尤精雅，真快事也。”

承培元《说文引经例证》一书即为缪荃孙访求而得。承培元，字守丹，江苏江阴人，优贡生，师承著名学者李兆洛。《说文引经例证》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十八年（1892）闰五月吴翊寅跋记录是书刊刻始末，云：“先生所諟正者也。歾后手稿尚未写定，江阴夏君勤邦缮录成帙，厘为二十四卷。合肥李编修经畲谋刻未果，稿藏其家。适粤中书局采访遗籍，陈君名慎携之以来，详加雠校，始以付刊。”名慎即陈熙治，字翔翰，承培元弟子。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五月二十三日载：“许子舒来谈，讬微若向翔翰假承守丹先生培元著《说文引经例证》，答语含糊，未知有假否。”二十五日记：“翔翰送《说文引经例证》来，共六册。”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闰二月二十四日载：“寄承先生培元《说文引经考例》六册。”据此可知，《说文引经例证》当由缪荃孙自陈名慎处访得。

丁晏《周易解故》《楚辞天问笺》稿本的刊刻，亦与缪荃孙有关。丁晏，字俭卿，江苏山阳人，清代经学大师，曾任丽正书院院长。缪荃孙早年曾在该书院从丁氏习经学。广雅书局开局之初，缪荃孙正撰《丁晏传》，并四处访求丁晏著作。《艺风老人日记》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九月二十九日记：“发杭州丁次郇信，贺子姪中式，并讬钞丁俭老未刻书，整理湖北志书。”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九月二十六日载：“欧芗九景芬同年来，面交丁次郇画及讬丁俭卿先生《周易解故》、《左传集解补正》、《日知录》、《楚辞天问笺》四种。”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五月二十五日又记：“陶心云取广雅格板去，又交丁俭卿先生《左传杜注集正》八卷、《周易解故》一卷、《楚辞天问笺》一卷，讬带广雅书局。”。

正是由于通儒硕彦的用心寻访，不少珍贵稿本得以被发现，并由广雅书局刊刻传世。

2.2 与参加局事或广雅书院事务者有渊源

书局刊刻的稿本除有意访求所致者外，还有的是由著者或其门人提供，多和参与局事或广雅书院事务者有着特殊渊源。

《无邪堂答问》为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所撰，稿本刊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先谦《魏书校勘记》稿本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缪荃孙、朱一新等参与校勘。陈澧《东塾遗书》收《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孤三角平视法》《三统术详说》和《摹印述》四种未刊稿本，系由陈澧弟子、广雅书局总校廖廷相、陶福祥、黎永椿等汇编。

书局总纂郑知同将其父郑珍所撰《汗简笺正》《亲属记》及其本人所撰《说文本经答问》等稿本交付书局刊行。郑知同，字伯更，贵州遵义人，著名诗人、学者郑珍独子，光绪十三年（1887）应张之洞聘，任广雅书局总纂，光绪十五年（1889）腊八日撰《汗简笺正序》云：“戊子，孝达张公总制粤中，开广雅书局，知同幸与纂修，公亟属先成是编，然后始末厘定，画归一律，亲摹其文，校雠无爽，一如传本，付诸劂氏。”光绪十六年（1890），知同任总纂不久即离世。其父子著作幸赖张之洞推重而得以刊刻行世。

3 广雅书局所刊稿本的择用

3.1 以史书为多，经学著作次之，涵盖四部，旨在切用

广雅书局开设初期，筹办者曾反复思议刻书方向。在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初七日《札运司开设书局》中，张之洞督办书局，拟“刊布经籍”，并“兼综群籍”，“博采刊行”“可以考核古今、有益经济者”，以海关经费提充书局经费，“专刊经史有用之书”。随后虽然在具体刻书方向上，尤其是以刊布经籍还是史学著作为主这一问题上颇费周折，但书局刊刻“有用之书”的要旨是一以贯之的。关于有用之书，张之洞有解释云：“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他以经籍为“兴学之要务，致用之本原”，又认为史部、子部、集部“可以考鉴古今、裨益经济、维持人心风俗”，更充分肯定“史部各有所用”。最终书局刊刻的书籍，囊括经、史、子、集四部之书，而以经、史为主，其中尤以补史、考史、史注等史学著作数量最多且享誉最高，被誉为清代史学成就的一大总汇，世谓“治史学者诚不可不读也”。

广雅书局选刻的稿本亦涵盖四部之书，以史书为多，经学著作次之。《广雅丛书》标识为“原稿本”的二十五种著作中，史部之书即有十二种，经类和小学分别为三种和六种，书局选刻书籍的方向和特色于此可见。诚如徐信符《广东版片记略》所云：“广雅特色，莫如史学诸书，其中不乏稿本孤本。”

这些稿本著作，多富学术价值和文献资料价值，体现了选书之人的独到眼光。如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堪称清人研治《三国志》诸书中最为详赡者，汤球辑佚两晋十六国诸书被梁启超誉为“皆两晋六朝史籍碎金也”，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以外文史料与汉文旧籍互补互证，使元史研究别开生面，对后来研究影响深远。朱一新辑录其讲学问答之辞而成的《无邪堂答问》一书，内容博涉经学、历史、地理、政治、教育等方面，既探讨经史大义、汉宋学术异同等中国传统学术问题，又评论时势边防、西学洋教等，议题深广，可启发治学者开阔眼界、贯通古今、切近时务。钱基博先生尝谓此书可与陈澧《东塾读书记》相匹，“倘学者先读陈《记》以端其向，继之《答问》以博其趣，庶于学问有从入之途，不为拘虚门户之见”，可谓中肯。

书局创办初期依众议先刻经学和史学著作，经、史之外最先付刻的是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稿本，由王毓藻出资刊印。王序云：“时书局方刻甲乙部书，未遑及此。余急观厥成，爰请于制府，捐廉刻之，并属同局廖泽群太史、陶春海孝廉、黎震伯博士勘定。”而因卷帙浩繁、刊印经费不足等原因，书虽始刊于光绪十三年（1887），实至光绪十九年（1893）方刻成。是书收辑自上古迄隋代3497位作者的著作，分746卷，鸿篇巨制，孤句残文，无不纂录，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谓之“搜采宏富，备载出处，远胜汪、张、梅、丁诸书。”

3.2 多为当时学人新近著作

广雅书局所刻稿本多为当时学人新近著作，著者如郑知同（1831-1890）、洪钧（1839-1893）、王先谦（1842-1917）、朱一新（1846-1894）、周家禄（1846-1910）、丁国钧（？-1919）、方恺（1839-1891）等，皆当时学人；丁晏（ 1794-1875）、汤球（1804-1881）、郑珍（1806-1864）、陈澧（1810-1882）等，均离当世未远。郑知同《说文本经答问》、周家禄《晋书校勘记》、王先谦《魏书校勘记》、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交付广雅书局刊刻时，著者均在世；朱一新《无邪堂答问》成稿于光绪十八年（1892），在朱氏去世后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广雅书局印行，为初刻本；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清稿本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由陆润庠刊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雅书局据同一稿本刊印。

书局选刻未刊或虽刻而未及流传的新近著作稿本，不仅因稿本难得而可贵，亦缘于主持刻书者和访书者对清人成果的推重。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指出，“经学、小学书以国朝人为极，于前代著作撷长弃短，皆已包括其中”，论及史部地理类著作时又说：“若为经世之用，断须读今人书，愈后出者愈要。”其对清人学术成果之推崇备至，由此可见一斑。

书局主持者注重当时学人新近著作的刊书旨趣，在设局之初已十分明确。张之洞《札运司开设书局》云：“且自前督部堂阮文达公创立学堂，辑成《皇清经解》，迄今亦已六十年。或前贤稿本渐获流传，或后起学人继有述作，亟应蔸集续刊，以昭圣代经学之盛。”《开设书局刊布经籍折》又云：“道光年间前督臣阮元校刊《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余卷，藏板学海堂，既已表彰先正，亦以鼓舞来学，于是海内通经致用之士接踵奋兴，迨今六十余年，通人著述，日出不穷，或有藁草遗编，家藏椠本，当时未见，近始流传，亟应续辑刊行，以昭圣代文治之盛。”这虽是就张氏设局续刻《皇清经解》、刊布经籍之初衷而言，但也充分体现了广雅书局的选书倾向。与南京金陵书局、湖北崇文书局等晚清地方官书局注重刊刻前代经史典籍或子书等文献不同，广雅书局更致力于搜集刊刻自阮元开办学海堂以来出现的“前贤稿本”、“后起学人”之“述作”“稿草遗编”“家藏椠本”等。李默《广雅书局及其刻书》一文所附《广雅书局刻书目》著录215种书，其中清人著作即有180余种，多为当时学人新近著作或离当世不远的前贤遗著。广雅书局之刊书事业，对于表彰同时代学人的学术成果，“鼓舞来学”，可谓不遗余力。

4 广雅书局刊刻稿本的意义

广雅书局全力搜访和刊刻富有学术价值和文献资料价值的稿本，使之化身千百，通行于世，有功于珍贵图籍的保存和流传。

所刊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为初刻本。是书前人拟刻未果，光绪初，乌程蒋明经刊刻目录一百零三卷行世。王毓藻序云：“扬州鲍氏拟刻不果，黟县俞氏为祁文端校写文目，亦未刊。光绪初，蒋明经壑刊行目录，止跗小传。盖卷帙浩繁，成之难而传之正未易也。”严可均费时二十七年编成是书，稿本点窜涂乙，丹墨纷如，并非清稿；王毓藻集二十八位文士，耗时八年，予以八次校雠，始付刻印行。皇皇巨帙，终得流传不朽，自此“考唐以前著作者，庶几大备”。严氏稿本一百五十六册，现藏于上海图书馆，1958年中华书局据广雅书局刻本影印本是现今通行本。

赵一清《三国志注补》稿本亦始刻于广雅书局。稿本旧藏者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志》中指出，张之洞《书目答问》世称赅博，中列研治《三国志》书目，“独未及此书，其为传本之罕可知。今得摘刊传，殊可慰幸”。是书刊刻后，因书版有残缺，徐信符汇印《广雅丛书》时未收入。刊本于193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影印，收入《续修四库全书》。

此外，汤球平生致力于两晋十六国史书的辑佚，有六种稿本由广雅书局刊印，得以传世。孙殿起《贩书偶记》所著录的汤球著作，皆广雅书局刊本。郑珍、郑知同父子的书稿，亦幸因张之洞促成刊刻而得以传世，其余未刻者，后来大多散佚。王先谦《魏书校勘记》以宋监本《魏书》校毛晋汲古阁本《魏书》，对勘版本讹误，考订史实，广雅书局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流播最广。周家禄《晋书校勘记》在广雅书局刊刻之前已有初刻本，但初刻时脱去《载记》一卷，光绪十六年（1890）陶溶宣访得此书原稿，即予补刊，中间有脱误，重为斟正，以成完帙。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五卷》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刊于广雅书局，同年上海鸿宝斋石印本乃据广雅书局刊本缩印，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的点校本亦以广雅书局刊本为底本，参校光绪二十二年（1896）《拙庵丛稿》本。

综上所述，广雅书局搜访和刊刻清人稿本，反映了书局刻书的旨趣与特色，有功于珍籍的保存与流传。这些稿本或由局中通儒硕彦搜遗访佚而得，或由著者或其门人提供，与参加局事或广雅书院事务者有特殊渊源。书局据稿本刊刻的书籍涵盖四部之书，以史书为多，经学著作次之，多富学术价值和文献资料价值，体现了书局刻书的主要方向和刊刻“有用之书”的要旨；书局选刻未刊或虽刊而未及流传的当时学人新近著作稿本，不仅因稿本难得而可贵，很大程度上亦缘于主持刻书者和访书者对清人成果的推重。这些稿本著作或由广雅书局初刻而面世，或因书局刊刻而得以更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