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源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一个时代的逝去，社会生活、文化生态以及人们的精神内部都在无声地发生着变化，诗人们隐隐意识到过去的过于强调精神高蹈的诗歌其实以反向的方式隐含着一种社会对抗意识，过多地卷入了社会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旋涡，由此，诗人们认为这种写作偏离了诗歌自身。这种说法对于寻找诗歌自身的特质及明确其在社会整体中的位置自有其合理性，对推动诗歌重新寻找自己的美学内涵、内容构成及表达方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诗人和批评家有意无意地强化了诗歌的纯粹性和独立性。相应地，文学史上那些专注于诗歌技艺且超离于具体生活情景的诗人及作品受到人们的称赏。我也曾着迷于诗歌中那种抵达永恒的光芒。但时间本身虽然坚韧却又易碎，何来永恒？我们只能从生活的碎片中截取那些闪光的时刻，汇集为抚慰人心的蜂蜜或洞开大脑的锋芒。所有的思考——特别是文学所呈现的思考——都应该来自于具体的生活，生活推动的思考总是更有利于我们去理解问题产生的基础和原因，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更为鲜活的细节和现实感，情感上的痛苦和思想上的困惑及其引发的玄思也就更有一种在场性，其表达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性汶的诗歌正是在琐碎、庸常甚至俗气的日常生活中通过思考而凝聚了那些闪光的片断，并进一步指向了诗人对心灵的存在性思考，寻求着心灵超越的可能。

苏格拉底曾说：一种未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不仅强调了“思”的意义，也凸显了生活的问题性：生活永远充满矛盾、困惑、裂缝，它需要人们去张望、反省，提出质疑，通过思考寻找意义，由此展开心灵飞翔的可能。而在这些方面，敏感的诗人往往成为了先行者。在《墙》这首诗中，郭性汶发现了墙的意义的多面性：“我不相信隔墙有耳/但欲望常常翻墙而入，世界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墙在身外不可惧，墙在人心难细分/小家有墙隔，大家无墙挡/墙是家的元素/有时隔断却变温暖，有时拆除反倒寒冷了。”墙是我们生活中的常见之物，所以也被人们习惯性地忽视，不会关注更不会去思考其存在内涵的复杂性。在诗的起始，诗人即突兀地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存在？”随着问题的提出，诗歌自然延展，逐渐呈现出墙的内涵的多极性。墙作为现实之物，它是一种区隔，也是一种保护，有距离也有沟通，有实体的一面，也有心灵的一面。它在保护我们的同时，又阻断了我们与更广大的世界的联系，我们渴望着打破心灵之间的壁垒，但又希望能够保存内心的秘密。在有限的语言中，诗人充分呈现心与物、个体与群体、心与心之间的复杂纠葛。很多人把哲学的目标定为终极意义的呈现，而实际上，哲学仅仅是提供一个“思”的入口。这让人意识到，生活本身就是最宽广、最本质的哲学。这种哲学更能体现它的内在属性：思是哲学存在的方式，也是它自身的目的。

当然，对生活的思考并不都指向抽象的思辨，郭性汶的诗也指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并在这种关注中体现出一种广义的慈悲情怀。这是另一种对存在的思考。比如说《理发师》所呈现的：“一个理发店的头发，就是一个街区的人口普查/超生的人肯定会在这里现形，包括罪犯/也会在这张椅子上/比他们的头颅提前几天清算//但是乞丐的头发常常成漏网之鱼/他们很幸运，他们的头发也很幸运/最重要的是，他们即使是超生的人/也会因为不剪头发被计生委的人给忽略。”诗歌语言轻松诙谐中显出微妙的反讽，透过理发师的眼睛，诗人洞察了社会的秘密，也灼痛了我们的心灵。头发是微小之物，正如众生的渺小，但问题的存在不以事物的大小作为讨论价值的标准。乞丐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既非始于今日也不会终于今日，但对多数人而言，除了一个鄙视和厌恶的眼神还会有什么？在这个人人以成功作为衡量人生的标准的时代，有多少人敏锐地关注到生活的失败者？他的《赌鬼》一诗同样是对非主流的小人物的关注。在赌徒的眼中，“世界全是周末，所有的石头都是牌机”，生活状态则是“他的事业不在工厂，不在医院，也不在学校/而在一间晨昏颠倒的狭小屋子里面/他输掉过所有的积蓄，所有的可以典当的东西”，赌徒也有自己的人生观念：“人生就是来试试手气，他常常这样说”。对这样的边缘的小人物，作者同样没有去鄙薄。在生动地呈现了赌徒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后，诗人满怀悲悯地对其人生做了总结：“他摸过麻将，摸过女人，摸过孩子的额头/就是，没有摸过自己的灵魂”。对诗人而言，这种关注既不是表达尖锐的社会批判，也不是抢占道德制高点的伦理姿态，而是悲悯而柔软的心灵的自然外化。

除了广泛关注社会日常生活，并从中提炼诗性内涵，诗人更把眼光投注于内在的心灵世界。现代生活的复杂斑驳，不仅体现在外在生活现象的光怪陆离和生活流动产生的碎片化，更在于心灵的封闭、破碎，沟通的错位、断裂。从表面来看，现代人由于工作、生活的急遽变化，人与人之间接触交往的频率远甚过去，生活场景就像一场流动的盛宴，每个人似乎都与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没有人能孤立地存在于世上。但实际上正是由于交往的频繁和广延，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脆弱，外在喧嚣的社交活动加速反而使个体的心灵孤岛化。一句话，现代社会高频率的社会交往如同无形的绳索和墙壁使人的存在形成了自我围困。所以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形象地把现代社会描述为“被围困的社会”。这不仅可以用来描述社会结构特征，同样可以用于心灵的存在状态。正是意识到现代人的这一困境，所以郭性汶在诗中反复书写了心灵上的焦虑、孤绝和重新敞开的可能性。他在《知己》中写道：“傍晚的夕阳被灌醉了/孤鹜还追赶着落霞的影子/觥筹交错，水晶杯碰响了各自的痛楚。”人总是害怕孤独，所以渴望交流，“孤鹜还追赶着落霞的影子”，但流动社会的不安全性使每个人内心充满戒备，注定不能实现真正的交流，所以只能是“觥筹交错，水晶杯碰响了各自的痛楚”。所有的交流都是有限的，最终往往是各自退回了封闭的内心：“我们围着圆桌倾诉/但是不是讨论全球气候变暖，而是心逐渐冷却的过程/烛光的火苗跳动着，仿佛要猜透每个人的心事/然而烛光太天真，人心岂是你随意可揣度。”诗歌准确地呈现了现代人基本的心灵状态，而诗题与内容之间的相互映照，更为其增添了复杂的意味。而在他的另一首诗《孤独》中，人不仅寂然地面对一个广远浩渺的世界，而且雪地的反光甚至消融了原本始终相伴的影子，孤独感如同苍茫尘世中独立的人那样清晰而突兀地显影。

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是这些单独关注人的内在心灵世界的作品，也并不显示出常见的顾影自怜的柔弱和哀伤，我想这得力于他精神世界的另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佛教。大千世界的一切——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都是他观想的对象。观想，是他面对世界的方式。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置身事外不动感情的旁观者，而是世界上的一切经过心灵熔炉的冶炼后，呈现为一种圆融的自在和诗性的光辉。圆融不是不染尘埃的超脱，更不是高诵佛号的空洞和虚无，这使他的情感表达不那么尖锐和极端，而在物象和事象的呈现上体现为静态之美。

郭性汶诗歌中感情的节制不等于他已忘情于这个喧嚣的尘世，实际上，从他诗歌写作的内容来看正好相反，他把尘世中的万千幻影都置于眼前，从中去寻找生命的确证。生命面对这个世界时，没有谁能指认一个确切的终点。生命作为一个过程，只有经过了才知道那些丰富的皱褶。正像他自己的诗句：我虽然了悟，但无法穿越。生命要超越至解脱之境是困难的，所以他在面对未来时依然有着迟疑和茫然，了悟的人更清楚现实的牢笼性质和人自身的缺陷。他在《整装待发》中写道：“路展和了一个未知，往往最后是雾，来形成直观形象的地方/近处是一个面，远处是一个点，尽管那个点/我知道一定会呈现一个豁然开朗的天地，但是/更多时候，我们宁愿虚度在自己为自己编织的那个桎梏。”但是另一方面，虽然困惑，诗人仍然表达了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或者说价值观，主动告别过去，拾级而上，跃跃欲试地去体验“比死亡更高的一个高度”。诗人始终是一个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而不是超脱于有情世界的虚妄之士。即使通脱如弘一法师，离世之际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还是“悲欣交集”，而不是脱离于现实的虚无之词。人生是一个有难度的过程，惟其如此，才更能见证生命的价值。

郭性汶是一位居士（他的笔名其实是他的法名），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高度关注精神世界的人，但他在进行诗歌书写时，内容、语汇及思考的延展从来不凌空蹈虚，而是从日常的、具体的生活中提炼，所以他的诗歌也可以称之为生活的炼金术。与此同时，作为居士，他的作品中很少标志性地使用佛教的特定词汇，甚至诗中也不玄虚地呈现出尘的禅思和佛理。在我的理解中，禅悟不是悟虚而是要悟实，所以作者的诗中不避俗词俗事，举凡生活遇到的一切，都会成为诗歌写作的突破口。梁平在分析郭性汶诗歌时敏锐地指出了他的这个特点：诗人往往把思考置放在精细但并不起眼的生活场景里。这从他部分诗歌的题目即可看到，这是他体悟生命存在的重要方式：《我看到我们的生命就像拉面》《瓦檐上的苔藓》《琴弦上的尘埃》……诗人对心灵世界的思考，始终不脱离于生命的现实存在境遇，这保证了他的诗歌不会蜕变为乌托邦之歌，只不过，也许是作者过于强调精神的纯粹，所以笔下的现实感常常不经意地呈现了生活荒谬和怪诞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因心灵超越的艰难而带来的焦虑。

肉身沉重，心灵高远，但二者是不可割裂的整体。作者也许正是体悟到单纯追求心灵起飞的不可能，所以在晚近的《南无》《泥鳅》等诗作中越来越体现出一种辩证的色彩：臭味与生活的甜蜜关系有点密不可分。也许在心灵与现实的不断辩证中，在与荒谬现实的斗争与和解中，作者终会实现心灵的超越，观自在而达到智慧与生命的双重圆融，如其《南无》中的诗句所言：“一种有穿透力的音乐引领我们/最后在万千音符中/找到了梵音，南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