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性汶 郑 瞳

郑 瞳：性汶你好。首先，能否请你介绍一下你的成长经历？我们知道成长不仅关乎身体，更关乎心灵，你的成长中对你的写作有着怎么样的影响？你是如何一步步接近诗歌，并让诗歌成为了你的生活方式？

郭性汶：说起成长很乏味，总感觉睁开眼睛，就长成现在这样子了。说得精确一点，我似乎从来没有发育过。突出的喉结只能说明是青春的缺陷，早恋像猎人张网以待的陷阱。乡村很远，记忆很近，一个并不完美的起伏罢了。在祖国肥沃的土壤里，难以成长的小苗多不胜数，在生活中不夭折也算万幸。青春于我来说是什么？我一直百思不解。我一直在努力回忆过程，诸如：小河、溪流、垂柳、扎着小辫的伊人，可惜，江南古镇离我的记忆太远，现实中一直够不着。

在阅读习惯上，我不太喜欢一些冗长的东西，因此，简短而有节奏感的诗歌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阅读视野。最初接触诗歌很兴奋，这种兴奋跟青春期的萌动类似。觉得那些文字美得很具象，很妖艳，值得人为之“堕落”。特别唐诗宋词那些勾绘，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个鲜活的身着旗袍的古代女子，而这种邂逅却是一种语言代码，在这种文字编织的风花雪月中你不用担心受到任何伤害。诗歌就是这样一种描绘场景的诱因，在俗世的生活中为你圈出一方梦幻的舞台，这种梦幻似的生活没有人能有毅力抵制进入。有了参与场景的经验，自然而然就有了创作的冲动。

郑 瞳：在进入大学的时候，你选择了地质学。毫无疑问，相对于文学，地质学显得枯燥严谨，是什么让热爱文字的诗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地质学给了你怎样的乐趣？它最终是否成为了你内心的一种资源？——当然，这并不仅仅是指写作资源。

郭性汶：人类社会对地球的认识尚不足以公里论之。从火山与火山灰里，我们生出了对自然的敬畏。很好，地质学成为了我必须选择而又不得不选择的知识。

陷阱总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从开始的枯燥，就一直是抵触的。但对于接触的新知来说，我们似乎没有太多选择，顽强地接受枯燥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地质学的逻辑推理关系为日后的生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它不只成为了内心的一种资源，而是成为了日后内心的一种源泉。

可以这样说，学地质是幸福的——从很多学地质师长长寿的经历至少可以下这样的判断。地质学不只是一门长寿的学问，更是一门快乐的学问。人类在任何一个地质元年中都微不足道，这个是地质学最致命的诱惑。世上其它哪门学问会关注到恐龙的灭绝？

我们接触的人和物，霎那间都会成为化石。这是地质与诗歌碰撞出的骇人火花，浪漫主义的诗歌和理性逻辑里的地质学，这里面有很多智慧的宝藏可供开采。

岩石矿藏与时空形成三维的对等演绎，这是我对地质学的初解。而诗歌是人类建构心灵的语言桥梁，如果世界是唯心的，那么地质必然是诗歌搭建的又一个舞台，或者说地质是诗歌的另一个富矿区。诗人总是从经验出发，现代诗歌鲜有学地质的人介入，这并不代表在地质中不会有惊艳的语言被发掘，相反，那些璀璨的传世珠宝都是来自于地质的沉淀。难道这就不能成为诗人视野转移的最强有力的理由吗？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地质知识的贫乏，对于一个欲求建树的诗人来说或许是一种局限。

郑 瞳：大学是一个滋生诗歌的地方，我们知道，很多高校都曾产生过自己的诗人群体，其中不乏非常著名的诗人群体，甚至可以说大大推动过中国诗歌的发展。但是，或许是出于某种偏见，当你置身于一所理工类院校的时候，是否会感到格格不入？我指的是，生活方面的适应没有问题，但在内心的需求方面，会不会总是似乎有些欠缺，从而感到孤独？比如，在那里，诗歌会不会成为人们的话题？有没有可以谈论诗歌，谈论文学的同伴？

郭性汶：我们那个年代常谈论诗歌，因为除了诗歌没有什么可以谈。如果再有，就是女人，不过这种话题有点心照不宣。所以，那个年代出了很多偏执的诗人，但很可惜，一些相当有才华的诗人选择了轻生。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一个贱看英雄的时代，诗人、英雄既然画了等号，其结局就应该是悲壮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悲情得很，难以壮烈地生，似乎就应壮烈地死。多年以后，循着逝者的蛛丝马迹，我试图去做一些结论，可枉费心机。多数个案死得不明不白，可我们还得勉强继续自己的生活。这是最痛心的法则。

所以，我认为校园并不是个好地方。校园应该适合早恋，而不是过早地开发出诗歌这种文学形式。

郑 瞳：从你的专业，来到你的职业。你进入商海，成为了一位企业家。我的感觉是，你似乎总是不按常理出牌。在许多人看来，“企业家”与“诗人”这两重身份是很难兼容的，在他们眼中，“企业家”代表着的现实、精明、干练、善于交际，代表着对生活更多的介入；而“诗人”则代表着浪漫、梦想、内向、多愁善感，代表着对内心更多的坚守。我想，对于你来说，这或许还不仅是两重身份，而是两重生命，你是如何把两者融合起来的？正如你微博的简介所言，“左手挖矿，右手写诗”，两重身份真的能够整合得如同左右手般和谐吗？还是它们之间也会产生冲突？

郭性汶：心脏搭桥手术，或许是外科手术中最好的兼容案例。说起兼容，我们在俗世要兼容的事情可就多了去了。兼容意味着要剔除身体正常的排异反应，在二维的法则下自然发酵。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企业家里面可不可以出诗人，出几流的诗人？诗人能不能胜任一个企业家？能不能跻身福布斯？这已不只是一种话题，而是一种社会病态的现象。

中国的知识分子很悲情，因为他们常常面临面包重要还是面子重要的话题。在这两重身份的重压下，自我选择成为了一种难以破题的局面。梦想很柔软，现实却很骨感。

至于左手和右手的协调，这是我当下思索的问题之一。很不幸的是，左手的骨质增生常常困扰着我，这是一种无药可治的病，随着不可抗拒的衰老的到来，我越来越感觉自己像一台即将报废的机动车，在无可奈何中等待生命的大限，又如何能有效顾及左手和右手的协调呢？

郑 瞳：作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很容易得到大众的艳羡，但作为一位诗人，你更在意的其实是精神生活。从你的诗歌中，我感到，你一直在试图与自己的内心对话，一直在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直面生活、直面内心的场域之中。是什么让你在世俗的潮水中，保持着这样的清醒和痛感？

郭性汶：在这种场域中，我没有痛感，抑或是痛感很轻，轻得可以不经意地忽略。

不为这俗世的身体所感知，相反，我常常有发自内心陌生的快感。说陌生，当然有区分一切生理的所谓快感，也或许是一种幸福指数上升后的结果。

成功与不成功，那只是世间给你的一个标签，但这个标签有别于A货B货。

别人的艳羡能打通自信的通道，于自我是一种灾难性的膨胀。同精神生活似乎关联不大，与自己对话似乎一直在努力着，但那个本属人性自私的小我一直很顽固，我们在做毫无意义的拉锯战。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向往一种生活，世人皆醉我独醒。当然，清醒没什么不好，但更多时候，我想醉，醉得忘记当下，模糊未来，过去就这样给稀里糊涂忽略过去了。

这个有100种好。

郑 瞳：我注意到，你对玉石很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玉”的评价一向都很高。所谓“温润如玉”，传达的是谦恭、淡泊的观念。这与你的人生态度是否一致？你认为诗人与社会之间应该保持着一种怎样的关系？或者说，诗人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栖身于社会之中？

郭性汶：玉因为温润，所以柔软，那是因为岁月包浆的结果。这种石头很有意思，当中国的国画意境搬上这种石头后，它立马变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像四大发明一样，玉文化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值得炫耀的东西，可惜很多人激动不起来。在年轻人的谈论话题里，还是一些下三滥的东西。君子有三德、三畏、三乐、三思、三变、三省，说的都是跟玉有关的事。君子与玉被拟人化地关联在一起了。

与玉结缘，纯粹偶然。家姐知道我酷爱奇石，所以每到一地，必认真留意。大四上珠宝课时，知道凡宝石级石头，必有贝壳状断口，由此邂逅梅花玉。而数年前被母亲当作废石扔掉的一大袋南红，成为了我与南红结缘的最初机缘。人类与红的渊源似乎是宿命的，要不就不叫“红尘”了，我与南红的渊源似乎也是宿命的，要不，这个时候连老鼠都睡了，我还在端详着它？

玉石因为品行温润，在光线照射下通体没有阴暗的死角。所以，它很高贵，高贵得只能让人仰止。在我所理解的万物里面，无有与玉争锋者。玉是拟人化的，它是万物灵性的化身。从地质学的角度来说，若干年后，你我都会不可抗拒地成为化石，那种被钙化的化石很丑，但是玉则不同，若干年后，它依然通体透明，灵性十足。穿过这个层面去理解诗歌就会有惊人的发现，诗歌也是一种灵性的表述，它虽然是文字的形式，但它与玉的联动我认为是在一个切合度比较高的频率上的。两种物象毫无疑问都可直抵心灵，在到达彼岸的路途上，两种物象皆可作为可以利用的载具，关键是你怎么去参悟它们。

郑 瞳：你认为一首怎么样的诗歌才算得上好诗？对你而言，好诗有没有具体的标准？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诗作？

郭性汶：好诗的标准很多，你认为它是好诗，就一定可读。好诗没有固定的形式，但好诗一定要有味，一种鼻息可触及，可感知的味道。所以，好诗一定是丰满而性感的，性感得让你为之蠢蠢欲动。因此，好诗可以达成与读者情感层面的共鸣，就是这个道理。读不懂或曰晦涩，读者会不会把它划归好诗行列就不可得知了。但考虑创作者构思的艰辛，我基本上把读不懂的诗歌划归为先锋诗歌。对，让它们先锋一会儿吧，我姑且读我的当下。这种宽泛的框定避免了文化匮乏的尴尬。

至于我的诗作是不是好诗，我想这个答案还是留给读者吧。

郑 瞳：“性汶”，这是一个具有禅意的名字，在访谈的最后，是否介意和大家谈一下这个名字？

郭性汶：我没有想到这个名字还会成为一个符号，在很多人忘记曾经的郭辉的时候。如果改名能逃掉所有债务，我相信很多人会去做这个尝试与努力。

有时，我会很有意思地想：性汶会不会是我留在尘世的最后一张皮，像秋蝉蜕下的皮。抑或是蒙蔽猎人的伪装？后性汶时代怎么写？还继续沿用此名吗？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性汶”至少现在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麻烦。

继续用着，应该是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