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 阳



那年 他19岁

文/陈 阳

作者单位/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时间过得很快，研究生生涯的一半快要过去了。我离开了病房，开始着手我的课题工作，回想在门诊和病房里一年多的时间，见了很多病人，但有一个人，我始终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见他，是我刚刚上手临床工作，开始独立管病人。那天，导师说新收了一个疑诊白血病的年轻人，让我做主管医生。一进病房，看见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因为贫血，皮肤和嘴唇有些苍白，但精神很好，也不聒噪，很有礼貌，并配合问诊和查体。我心里默想，这么年轻的小伙，但愿不是白血病，问了病史，做完体格检查，需要给他做骨髓穿刺术，来协助诊断。一听要骨髓穿刺，他妈妈有些害怕。而他倒不怕，还让我做完之后给他看看骨穿针。他看了看骨穿针，惊呼：“骨穿针真粗！”那表情像是完成了一项挑战一样，充满着骄傲，还说要拍下来给他的高中同学看看。我不禁哑然，是啊，他只是个19岁的高中生，还是个孩子，并不知道自己可能得了什么病，有多严重，还一心想着出院后向同学展示自己的勇敢。

很快，大部分的检查结果都回来了，确诊急性髓系白血病。我没有太多的惊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的父母决定暂时不告诉他病情，我亦这样想，他还如此年轻，这样的结果很难承受。确诊之后，首先是化疗，如果化疗期间一切顺利，病情缓解，才有机会进行骨髓移植治疗。我一直害怕他问我有关病情的事情，可他一直都没有问。化疗过程还算顺利，结束后出现了骨髓抑制，免疫力低下，合并严重的肺部混合感染。抗生素都用上了，但体温每天都在38摄氏度以上，我每天都去看他好几次，可唯一能做的只是摸摸他的额头，鼓励他，希望能熬过骨髓抑制期。有一天，他很虚弱地躺在床上，比刚来的时候瘦了很多。我和平日一样，安慰地摸了摸他的额头，嘱咐多喝些水。他突然问我：“陈医生，我是不是治不好了？”我有些猝不及防，但马上说：“你想什么呢，坚持过骨髓抑制期就好了，你很快会好起来的。”他笑了笑说：“我以后也想当医生，就像你一样。”过了一周后，他体温控制住了，精神也好了很多。

有一天晚上，我在值班，他妈妈过来和我聊天，说着说着，她哭了，我才知道这孩子在4岁时父母便离异了，一直跟着爸爸生活，因为生病，妈妈才过来陪护。为了给他治病，爸爸妈妈的房子都卖掉了，但问题是他姑姑想让他妈妈和爸爸再怀一个孩子，给他做胚胎移植用，这让他妈妈很为难，所以过来向我咨询胚胎移植的事情。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这个无助的母亲，且不说伦理是否允许，但一个胚胎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只能告诉她这个计划行不通。后来，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决定等感染控制了，用爸爸的骨髓做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又过了些天，骨髓抑制期已过，血细胞都恢复正常，但因为合并有肺部真菌感染，还得继续输注抗生素，定期复查胸部CT。因为病房里重病人比较多，容易交叉感染，且在这种三甲医院里费用也较高。他们的家不在这儿，陪护也不太方便，所以最终决定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他便出院了。

过了大概一个月，需要进行第二个疗程的化疗，他比之前胖了些，精神好很多。我为此感到高兴，希望可以尽快做移植。但事情却没有那么顺利，胸部CT显示肺部有一个很大的结节。活检提示是个真菌结节，需要手术切除。在胸外科会诊后，医生认为风险比较大，不支持手术治疗，建议保守治疗。抗真菌的药物一天就要一千多，但也很难使得这个感染灶完全吸收。每天例行查房时，他总会目光穿过层层人群，对我笑笑，师姐为此还调侃过我，可我很替他难过。我也为自己，为当前医疗水平的局限性感到愧疚，不知道如何去面对他。化疗结束后，他便出院了，之后再也没有来住院，也没有来门诊复查。

过了很久的一天，我突然看见一条新闻，标题是山西高三男生患恶性白血病签遗体捐赠申请，我的心开始突突地跳，会不会是他呢？我点开一看，真的是他，新闻还配了照片，他带着口罩躺在病房上，爸爸站在旁边，一脸的疲乏与苍老。是他，就是我的那个年轻患者，顿时心中百感交集！感动？敬佩？惋惜？不！更多的是心疼，心疼他多舛的命途，心疼这个本该在篮球场、在课堂、在知识的海洋里肆意遨游的年轻人。不知道他可曾有过钦慕的姑娘，现在却只能在病床上忍受病痛、直面死亡。噢，不！我应该是敬佩，敬佩他勇敢面对残酷命运的勇气；敬佩他积极战胜病魔的坚强；敬佩他在面对命运极大不公后，仍拥有的巨大仁慈。我感觉喉咙那儿有什么东西堵上了，说不出话来。我木然地坐着，想着他，想起初见时的神采，想起每天查房时对我的会心一笑，想起对我的信任，想起那份乐观和坚强。

后来，我在门诊遇见他的姑姑，知道他做了肺部手术，正在北京的某家医院准备做移植，我真心感到高兴，只是在想，那些难熬的日子，小小的他是如何熬过来的。曾经看过席慕蓉的一段话：在这人世间，有些路是非要一个人单独去面对，单独一个人去跋涉的，路再长再远，夜再黑再暗，也得独自默默地走下去。对他，我唯有祝福一切顺利，对我，我想不为别的，就为了这样的患者，也应该励志做一名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