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br/>——从苏联理论家的理解说开去

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从苏联理论家的理解说开去

2016-01-23许恒兵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4期

关键词：经济基础关系

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从苏联理论家的理解说开去

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03)

摘要：苏联理论家基于物质与意识二分的社会投射，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采用了“本体论”的主导性解读方式，即认为经济基础作为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领域，不仅构成了上层建筑生成与演变的根基，而且构成了上层建筑据以获得解释的基点。“本体论”解读不仅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自身存在着诸多重大的理论缺陷。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对其作何种解释必须有赖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质的阐释。马克思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彻底终结了从政治或观念出发说明历史的唯心主义路向，开启了从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出发阐释历史的唯物主义路向。而从经济基础出发去阐发上层建筑是唯物主义阐释路向的具体体现,但这并不直接归结为两者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在具体的历史阶段或实践情境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到底处于何种关系，需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路向并紧密结合复杂的历史条件予以具体定向。

关键词：苏联理论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人们经常以一种极为简化的方式理解马克思，而“经济决定论”无疑是其中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针对这种误解，马克思在晚年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487。同样，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也对此种简单化的理解作了批判。但是，“经济决定论”并未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而销声匿迹，相反，它似乎以一种更为强劲的趋势在理论阐释中得到贯彻，先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其展开了较为系统的阐发，随后在苏联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理论定型。一种理解模式能够如此具有生命力，必定有其深层次的原因，但本文无意于对此展开深入探讨，只是最低限度地指出，这种曲解绝非像马尔库什所指认的，“马克思本人对于这种曲解难辞其咎”[2]186。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对其做出更加合理的理解。如果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其本身的内容需要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阐释路向而获得具体定位，那么，本文所要做的工作便是基于此展开重新思考，以期对于推动此问题的研究有所助益。而在此之前，对经济决定论的本体论解读方式的典型样态展开剖析，并对各种针对它的替代性方案予以检视，无疑是颇有助益的。

一、苏联理论家“本体论”的主导性解读方式

纵观苏联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历程可知，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本体论”式的解读，即认为经济基础作为独立于上层建筑的社会领域，不仅构成了上层建筑生成与演变的根基，而且构成了上层建筑据以获得解释的基点，无疑构成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方式。就此种解读方式的生成来看，无疑在理论传统上受到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深刻影响，但同时也关联于苏联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成路径的主导性理解。苏联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就是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运用于历史领域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3]424基于此，苏联学者普遍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原理投射到历史领域，并构成了他们本体论式的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理论前提。对此，马尔库什曾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形成之初起，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就已经在一种极端头脑简单的实证主义和经济还原论的方向上被转换，这种转换随后在苏联马克思主义中被编撰成文并制度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种重新阐释最致命的一步是将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差异等同于‘物质的’与‘观念的’之间的差异，自此，后者被理解为那些在不同程度上依赖于‘思想’，也即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一切。通过这种方式，在一种‘唯物主义’的名义下——‘经济基础’被转换为绝对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由此它完全自然地独立于所有概念阐述和解释，并且，作为本体论的存在领域，从总体上与属于(尽管没有排除)上层建筑领域的所有意识现象全然相对立。”[2]186

此种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分前提下的本体论解读模式已然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教科书中初露端倪。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探索时期，这个时期的苏联学者首先面对的理论任务就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自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予以廓清，并在此前提下界定两者之间的关系。大致而言，布哈林无疑是苏联学者中展开此类探索的先行者之一。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布哈林认为 “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的经济结构，或生产方式。这是社会的人的劳动机构，社会的‘现实的基础’”[4]167，以此为前提，他将“经济基础”之外的“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统称为上层建筑，包括“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它的国家政权结构,阶级、政党的组织，等等)；习惯、法和道德(社会规范，也就是人们的行为准则)；科学与哲学；宗教、艺术、最后还有语言——人们之间交际的工具。通常所有这些现象，除开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外，统称‘精神文化’。”[4]169考察布哈林对上层建筑的界定，除其将“语言”也视为上层建筑的内容之一，并遭致批判之外，以后的苏联学界无疑在总体上沿袭了他的界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本体论解读更是成为此后苏联学者一以贯之的主导性解读模式。其中，布哈林明确指出：“社会的政治构造”“直接决定于它的经济构造”[4]170，“从社会政治直到哲学领域的上层建筑体系，是跟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技术装备体系密切关联的”[4]265。固然，布哈林也承认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但只是将其定位为促进或阻碍的层面，并且为了更加彻底地说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他引用歌德的诗句即“万古长存的神圣秩序统御着宇宙万物”[4]269。但是，在20年代之后的苏联学界，布哈林的理论尝试并未立即得到认同，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容界定仍然处于不断的争论之中，但从争论的走向来看，“多数苏联哲学家认为基础不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合，而只是生产关系的总合”[5]192，而关于上层建筑之分为社会政治类和意识形态类的观点无疑占据了主流。而就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许多苏联哲学家批判了忽视或低估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的主观主义表现。与此同时，多数哲学家也强调了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并反对不顾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宿命论观点。”[5]193

在此后的30年代，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本体论解读得到基本确定。它以典型化的方式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呈现。其中，斯大林基于物质与意识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论的社会投射，明确指出“社会的物质生活、社会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以此为前提，斯大林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的生产方式怎样，社会本身基本上也就怎样，社会的思想和理论、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也就怎样”[3]443，并且“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必然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设施的变化，即引起全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3]443虽然此时斯大林并未明确使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并且他用“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相对峙本身表现出概念上的不清晰，但其无疑以非常明确的方式呈现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本体论解读。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斯大林明确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了概念界定，认为“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3]501并且，“任何基础都有同它相适应的自己的上层建筑”，“如果基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那么它的上层建筑也就会随着发生变化和被消灭。如果产生新的基础，那就会随着产生同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3]501-502这种过于机械化的理解无疑影响了此后苏联理论家很长一段时间。

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理论家开始对本体论的解读方式进行了修正。这不仅体现在他们进一步明确了上层建筑的结构，并“指出把基础只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的生产关系是站不住脚的。社会的基础还包括残余的或新生的经济方式的生产关系”[5]232-233，而且体现在苏联理论家对“关于随着旧的经济基础的消灭、旧的上层建筑也随之消灭”的过于僵化的理解展开了批评，认为“这种论点必然导致否定旧的上层建筑中的进步成分，否定文化发展的继承性”[5]233，而且更加突出上层建筑的“能动性作用”。例如，苏联科学院哲学教研室集体编著的《历史唯物主义概论》强调指出，“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单存在着单义的因果关系，思想和设施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之后，同时也给产生它们的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以积极的作用。”[6]115该书甚至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作为阐述两者之关系内容的标题。但是，同样存在的事实是，关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本体论解读方式仍然强劲地贯穿于这个时期苏联理论家的理论阐释之中。实际上，当《历史唯物主义概论》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单义的因果关系”时，这种解读已然作为隐含的前提被包含于其中。同样是在这本书中，苏联理论家们指出：“经济基础构成了生产方式这样一些方面，这些方面直接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即非生产性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内容和性质。”[6]110

二、本体论解读方式的理论缺陷

就其理论效应而言，苏联理论家予以定型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本体论解读方式无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更为广阔的范围来看，“经济决定论”与反“经济决定论”的论争无疑构成了其中的一条重要线索，而马克思主义之外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以“经济决定论”为由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极尽所能的理论攻击。而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来看，它几乎以一种拟似理论“基因”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科书中，直到近年来伴随着人们对教科书的反思才逐渐受到质疑，并随之展开了各种新思考，但与此同时仍旧不乏各种辩护的声音。仅就本体论解读模式在苏联的广泛流行而言，笔者不否认其所以如此的各种促成因素，如在理论上以普列汉诺夫为典型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先行阐释的影响，在历史传统上缺乏科学精神而需要启蒙精神的激发，在实践上伴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而需要集中精力加强经济建设，等等。并且，从历史性的视角来看，匹配于上述历史传统和实践诉求的因素，苏联学者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本体论解读在当时也的确抓住了时代的主要问题，并因此焕发出最大可能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投身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但是，从本体论解读方式自身的理论特质来看，它无疑存在着诸多致命的理论缺陷，集中表现在：

首先，本体论的解读方式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纵观马克思为数并不多的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关系的论述可知，马克思实际上并未以 “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对两者予以定论。对此，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1]591这也就是说，他们仅仅强调了“经济基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或“基础性”作用，而非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对此，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广松涉非常正确地指出：“唯物史观是对相对于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加以立论，而不是对上层建筑的东西和经济基础的东西的因果决定关系……提出知性·机械论的主张”[7]63，马尔库什同样鲜明地指出：“不可争议的是，这种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区别的‘本体论’解读，即把它转换为物质与精神二分的社会折射，完全歪曲了他的理论。”[2]187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几处较为明确地论及此问题的相关论述略作分析。在标志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8]582-583；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8]498；尤其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认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9]591纵观马克思的这些经典论述可以发现，马克思仅仅只是强调了“经济基础”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作用，但绝没有对其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知性因果关系的设定。

其次，它无可避免地使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倒退到其所彻底超越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水平。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有之，本体论的解读方式企图从“经济基础”的根基出发给予上层建筑领域以科学般的精确说明，从而分享了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诚如科西克所言：“这种观点首先从社会实在中抽出某些孤立的抽象，把它们提升为本体论的实存(因素)，然后再把这些形而上学构造回馈到两种不同的关系中去，要么是相互作用，要么是因果依存性。很自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必然在所有这些活动上都打上它的印记。这个问题本身已经偷运了一个形而上学观点。”[10]80按照黑格尔的教导，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一种态度，即“素朴的态度”，“一切初期的哲学，一切科学，甚至一切日常生活和意识活动，都可说是全凭此种信仰而生活下去。”[11]95但是，从结果上来看，这种态度必定使得思维停留于“真理”的表面，它“不以它自己的否定性本身为内容，它就根本不居于事物之内，而总是飘浮于其上；它因此就自以为它只作空无内容的断言总比一种带有内容的看法要深远一层。”[12]40这种“自以为”便充分地体现在一切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总是力求基于预设的“本体”对“本体”之外的一切现象给予终结性的说明，“以为只消运用这些抽象规定，便可有效地作为表达真理的谓词”[11]96，具体到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本体论解读来看，就是力图通过概念化的“经济基础”而给予上层建筑的内容和性质以精确的说明。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无论如何也是行不通的。“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断然否定他们的历史观是历史研究的万能钥匙，而始终强调其仅仅只是供进一步展开具体历史研究的‘一般性指南’。”[13]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作的两个“一种”的界分，明确地将可以精确说明的对象限定在经济基础领域，而对于“上层建筑”领域，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即决定论式的说明之外的方式予以把握。

再次，它无可避免地使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陷入“无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泥坑之中。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向在于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运行机制，把握其内在固有的历史性限制，并以此为前提拟定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方案。由此，实践性、批判性和革命性便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固有的本质特征。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8]527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辩证的历史观，它坚持认为“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14]270，这无疑也包括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之“告终”的资产阶级社会。但是，本体论的解读方式恰恰从根本上消解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性本质。本体论解读模式或者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必定要以两者的分离作为前提。而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这一步恰恰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造成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市民社会是在现代世界中形成的”[15]197，并且，在市民社会中，“由于特殊性必然以普遍性为其条件，所以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15]197，或者如马克思所言，“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16]106，正是在此条件下，市民社会或经济领域便获得了自主性的运作特征而与政治领域分离开来，并表现出对整个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观念生活、政治生活——的首要的、决定性的塑造作用。所以，在这种历史性的限度内，我们可以声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需要赶紧指出，它仅仅只是一种历史性的结论，而绝非是普泛化的原则。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本体论的解读方式可以发现，它恰恰将马克思基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实情而得出的具体的历史性的结论泛化成普遍的原则，而彻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原则。与之相应，它同时也无意中将马克思由以得出具体结论的具体历史阶段即资产阶级社会塑造成了永恒的自然社会。正如艾伦·伍德所说：“这种理论已经把马克思所抨击的意识形态实践——对资产阶级来说，这种实践意味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然永恒性——永恒地保存下来了。”[17]22

三、基于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向的新思考

有感于本体论解读模式或“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困境或重大缺陷，诸多思想家纷纷寻求替代性方案，以求形成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更为合理的阐释方式。从逻辑上来看，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对峙的框架中，无疑存在着如下可能性的阐释方案，一是极力凸显经济基础的“经济决定论”的方案；二是极力凸显上层建筑的方案，由于上层建筑本身即包括精神的或观念的，也包括政治机构或设施，因此，这种方案往往可以细分为“精神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两种；三是同时凸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多元决定论”方案；四是彻底消解任何一方之决定地位的“非决定论”方案。有意思的是，第二、三、四种方案作为第一种方案的替代性阐释，几乎以一种有着时间顺序的次序依次出现。“精神决定论”的方案首先出现在由卢卡奇开其先端的各种实践派的理论阐释之中。深深感受到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内在理论困境，同时借助于对黑格尔哲学的重估，卢卡奇极力彰显无产阶级意识在变革历史总体中的主导性作用，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创世的‘我们’。”[18]232那么无产阶级靠什么而成为同一的主体—客体呢？回答是阶级意识。这一意识并非是纯粹心理的东西，“决不能在实践中不顾历史的进程，把只不过是自己的愿望和认识强加给历史”，真正的无产阶级意识，是客观的历史趋势的自我认识，通过这一意识“就彻底改变了它的客体的对象性形式”[18]269，从而达到主客体的同一。而其在理论上的后果则是，“不是马克思战胜了黑格尔，而是黑格尔修正了马克思。”[19]同样基于“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困境，同时有感于实践派理论家的困境，阿尔都塞提出了“多元决定论”的解决方案。他通过首先引入具体的实践情境，并将矛盾学说建立于其上，即“真实的矛盾总是同具体的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真实矛盾只有通过环境并在环境之中才是可被辨认的和可以捉摸得到的。”[20]86而由于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矛盾并非以纯粹的状态而出现，其作用的发挥会“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它们所规定”[20]89，因而表现出“多元决定”的格局。“多元决定论”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经济决定论”或任何一种单一因素之决定论的缺陷，但是，“多元决定论”的方案仍旧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境。显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是基于具体的实践情境中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言的，既然如此，他就必定面临着要处理“多元决定论”与马克思的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关系问题，“如果不把多元决定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概念中确立下来，这个范畴仍然会‘落空’。”[20]96但是，从历史理论的角度来看，其所构筑的是“一元决定论”的图景，即阿尔都塞在提出“多元决定论”方案的同时，又保留了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如此一来，在阿尔都塞的思想总格局之中，“多元决定”所达到的非简化论的效果便是“通过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建立僵硬的二元论来形成的”，并且，“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因为在坚持理论和科学知识的独立自主性时——理论的和科学的知识相对于经验主义、唯意志主义、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独立自主性——阿尔都塞又将结构决定论完全排除于历史之外，以此作为其理论的完成。”[17]8随后，经由阿尔都塞的继承者们“一方面放弃‘粗略的经济主义’”，“另一方面，又在理论层面上，坚持相当粗略的决定主义”[17]8，并通过这种方式将机械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同时并列于自己的理论之中。但是，这种并列很快被后来者冲破了，唯意志论最终战胜了决定论。这种战胜的更广泛的背景在于，20世纪60、7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出乎意料”地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而无产阶级也并没有因为这种发展而“必然性”地做出反应，“决定论”由此彻底名誉扫地，反决定论的话语开始迅速弥漫开来。正如艾伦·伍德所描述的，“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后马克思主义’的短暂时期，到当前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贯穿于理论思想史转变中的，大部分是决定论令人失望的经历。”[17]10但是，非决定论的话语却将它导向了一种对历史之偶然性的碎片式述说之中，并使得任何一种认真的历史理论变得不再可能。

纵观经济决定论以及它的种种替代性方案，除了“非决定论”的极端方式以外，它们的共同特点无疑在于总是力图在理论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出一劳永逸的理论解答，从而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内在的特殊性原则，以及循此原则而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具体的历史性的理论定向，诚如马克思所言：“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8]524具体言之，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并围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主题，我们需要在理论上做出阐释原则或路径与历史性结论的区分。作为伟大的理论变革的产物，马克思彻底终结了从政治或观念出发说明历史的唯心主义路向，开启了从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出发阐释历史的唯物主义路向。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8]544而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从经济基础出发去阐发上层建筑无疑是从物质实践出发去阐释历史的原则具体体现，因而也是马克思遵循唯物主义的路径阐释历史的核心环节。作为对社会结构的隐喻性说明，经济基础是社会的“下层”，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的“上层”，从经济基础出发阐明上层建筑，所遵循的正是从“下层”说明“上层”的理论路径，从而也必定是唯物主义的路径，诚如王南湜教授所言：“马克思的历史观之所以是唯物主义的，正在于它是从作为下位的人们的感性的物质活动的经济基础出发，去解释全部历史包括居于上位的人们的观念、目的等精神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21]

就此而言，马克思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隐喻性划分及其关系定向所构筑的首先是一种阐明历史的原则，而非两者之间关系的实体性定位。对此，马克思在上述关于他的历史观乃是“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的形成”的论述之前总结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9]544显然，马克思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所澄明的首要乃是他的历史观说明历史的路径，而非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结论性说明。一般而言，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本体论解读的重要文本支撑是马克思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作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其中，马克思概括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0]591深入分析这段论述可知，马克思从理论意图上来说绝非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实体性说明，而仍旧是对他的历史观的阐述原则的说明，这一点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将上述概括指认为他长期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作为阐明历史的基本原则，从作为基础地位的经济领域出发说明上层建筑领域无疑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段注释中针对当时美国的一家德文报纸的质疑明确反驳道：“有一点很清楚，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22]100

进一步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又绝不止于停留于提出阐明历史的基本原则或路径，它还必须循着先行拟定的研究路径深入到历史现实之中，并针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作出历史性的具体结论。从这个视角来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我们便不能先于具体的研究而得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抑或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结论，否则，便像恩格斯所说的，将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个套语”，相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具体关系的理论澄明恰恰要依循具体的历史或实践情境而获得定向。因而相对于说明原则的普遍性来看，这种定向必定是具体的、历史的。对此，马克思无疑基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阶段性划分做出了明确说明。如前文所述，经济基础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首要的决定性作用仅仅只是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以来的情形，而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中，马克思恰恰认为上层建筑领域对整个社会生活塑造起着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从上述马克思对美国的一家德文报纸的批驳中可以看出。而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明确指出：“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在此前提下，经济生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笔者按)，既同以个人相互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16]108-109而当马克思强调“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23]894-895时，则更是从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质的高度澄明了历史性的具体定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重大意义。

总结言之，合理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必须区分马克思围绕两者所构筑的说明历史的普遍性原则与基于特定的历史情境所得出的两者之关系的具体结论。如此，我们便可跳出陷入任何单一因素决定论的怪圈，同时也能够真正切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与唯物主义相统一的方法论本质。在此前提下，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具体关系绝非先行确立的公式，而是基于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说明原则具体研究和把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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