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晖

铡美案

朋友讲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呼吸开始急促。我说我不相信，这不会是真的。他说，他在报纸上看见的，于是我们就开始找那张报纸，然而，没有找到。我松了一口气，以为这肯定有虚假的可能。

事情开始的时候非常简单。说河南某村有三个小学生，二男孩儿一女孩儿，大约八九岁的样子，整天在一起玩——变着花样儿地玩。有一天，玩着玩着天黑了。一个小男孩儿说：咱们玩包公吧。其他两个孩子当然响应，儿童游戏时常常是这样。于是，他们就演起了包公。倡议的男孩演包公，另一个男孩演陈世美，那个女孩演谁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好像是在一个孩子家里的什么地方，总之，那地方有一把铡刀。演着，演着，就到铡陈世美的环节了。“陈世美”非常自觉地躺在刀口上，“包公”擎起大刀说：“开铡”。“陈世美”说：太凉了。这时，刀已铡了下去。血流了一地，刀还卡在脖子里——劲太小，没压到底儿。“包公”太累了，压不动；“秦香莲”过来帮了一把，“嚓”的一声，刀全进槽里。“陈世美”的脑袋翻了几个个儿，眼睛瞪着“包公”和“秦香莲”。这时，“秦香莲”先哭了，她以女性的敏锐的观察力，一语道破天机：他的脑袋不在他自己的身子上了！当然，随后包公也哭了。

我至今也弄不清楚，当初我不相信这件事是因为孩子不会死，还是不相信活得好好的一个孩子，不应该死得那么快，抑或是这个孩子不应该以这个方式死去。

然而，在这个故事里，那个孩子确实是死了。他死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死了，也许他预料到陈世美死了。其他两个孩子也没有认为他俩正在杀人。那个孩子在做死戏的时候，还自做主张地加了一句台词：太凉了。

我原本不想涉及这个故事里面包含的其他意义，比如生活和演戏的对应关系什么的。我是读了张承志的《心灵史》才写下这则短文的，难免会产生联想。看完《心灵史》的前30页，我才发现这是一本可以看完的书。在此之前，我不大喜欢张承志，虽然我知道他是优异的作家，但对他那极端宗教精神不大舒服。这次，情况就大不一样，《心灵史》给我的震动是我没有想到的。于是，我想到文学、小说这两个抽象名词。文学，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最初可能是要经历游戏和仿真阶段的，然而最终绝不是仿真而是进入，全身心地投入，就像演“包公铡美案”的三个孩子一样。张承志整个灵魂的投入，甚至让人怀疑这种状态是真实的——然而，从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这确是真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心灵史》这样的书。

那个孩子死了，死的原因是投入。这样的死亡当然让人扼腕。然而，他的死又是那样自然而奇异；他认为他是陈世美，陈世美该死，他也就该死了，原因也在于投入。假戏真做是个过程也是个境界。海明威拔枪自尽，托翁暮年出走、卡夫卡终生末娶，他们肯定具有相同的意义。无论以怎样的表现形式出现，原因只有一个——投入。当然，海明威的做法更简洁一些：自杀。加缪有个著名的观点：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哲学应该回答的根本问题。

孩子在游戏的时候忘记了目的和意义，他们陷入了一种真实，超感觉的真实中。当包公的铡刀落下来的时候，导致这个故事的结束，也导致了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孩子的忘我和投入源于单纯，作家的投入来自良心，艺术良心。然而，他们共同的遭遇只有一个，都是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某种更高的意义中。当时，他们已经不知道肉体是什么东西。“辉煌，但十分痛楚，有形有体都是过不去的。”还是“秦香莲”最先注意到：他的脑袋不在他自己身上了。

开幕式

那两个孩子是在会议开到四分之一的时候进来的。跟随他们进来的还有一些别的打着队鼓的孩子，鼓点似乎就打在我们的心上。我知道自己的脸颊在那一刻开始红晕。由于这鼓声的提醒，我感受到了自己正在干些什么。就在这之前，一些敏锐的与会者已经感受到了这次会议和别的会议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有理由去想自己的事情。特别是在看着那巨幅的会标和会标下面的一些红光满面的容颜时，甚至有一种特别荒诞的感觉。这些人知道自己已经患了一种会议症，一到会场就可以休息。而休息时的姿态也很像是在集中精力思考一件与会议有关的事情。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孩子是伴随着音乐进来的。是那种喜庆的调子和常见的节奏。但是，在这样的会场里出现还是让人感受到有所不同，就像是在闷热的天气里被泼了一盆子凉水。孩子们的队鼓会给成年人主宰的场景带来什么？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气氛问题，更多的是时间的差别了。铿锵而具体的节奏敲打这些敏锐的心上，他们肯定会感受到关于时间带给人的一些差别。我们到底离童年以及少年有多远？我在盯着这两个孩子的眼睛的时候，自己的眼睛有些模糊。

孩子们开始他们自己的工作——给我们的这个会议献词。我听不清孩子在说些什么，耳鼓始终是痒痒的，这是人在激动的时候常有的一种状况。但我能猜得出——他们是在用世界上最好听的话语来赞美着我们。男孩子有十二岁或十三岁，白上衣、蓝裤子，皮带和红领巾都是崭新崭新的。他一脸的肃穆。女孩子比男孩子大一岁或者是两岁，她是白色的上衣以及蓝色的裙子。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大人们事先写好的话。他们甚至说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不知道我们连自己的工程师都算不上。他们的眼里噙着泪水，他们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而且相信是真的。如果这些话不是在孩子嘴里说出来而是从成年人嘴里说出来，那将是另一番很滑稽的滋味。这，我们都知道。我们面对孩子的这一时刻，大都是肃穆的。我们是在用一种特别的心境来回应孩子的真诚。我不知道这些人想的问题是否和我的想法一致。我在看他们的时候眼睛里有一些液体流了出来。这些东西来的真是时候，我有些感激自己的泪水。

我是在什么样的时刻开始离他们远去的呢？我已经不再单纯地看待一件事情，就包括这次会议，我是用一种不严谨的心情来参加这种会议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已经学会了不把任何一种希望寄托在某种特定的文学组织上。孩子们当然不知道我的真实的想法。一想到我们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秘密，我的眼泪又积极地流了出来。我知道，在这一刻，对于这两个孩子的记忆是美好的。然后，他们也会一点一点地变老，一点一点地知道了一些事情真实面目。当他们有能力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些诗意的东西也就不再存在了。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事情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是一个秘密，这种秘密一直在下一代人成长的时候才能揭开。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开始沉重起来。这是一种久违了的沉重。面对这两个孩子我只能想到这些。比如，他们一般不会知道——这一大群黑压压的人到底有多少与文学有关，与作家这一称呼有关；尽管他们大多都是一些善良的人。endprint

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在孩子们的眼里存活了大约20分钟。在这样的一段时刻里，大多数良善的人都一定是想到了自己的内心。在孩子们的眼里我们担负着某种神圣的责任。我们的内心会告诉我们自己难以承载这些东西。面对孩子的眼睛的一刻，我们的全部的内心都被包裹在他们的目光里。我们的内心里的一些已经板结了的东西得到了稀释。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些什么呢？我只能这样告诉孩子：我想到了一些应该想到的事情，并且在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动了心情的。我知道，就这样面对孩子的次数多了，我真的有可能再一次成为孩子们的同类。

我还是弄不掉那两个孩子的影子——那个男孩子肯定有点喜欢那个女孩子，似乎还有那么一点怕她，我能看得出来。他们会不可阻挡地一起长大。真美好也真忧伤啊。

布达拉宫

韩红上场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东西。一位摇滚女歌手下去的时候，她自然就上来了，大家都知道：她唱完之后，这台晚会就结束了，像以往的演出一样。这时的观众已经没有多大的情绪期待着什么发生。性急的人已经开始评价这台晚会了。很难说好，也无法说坏，和现在的其他事务是一样的呀。韩红上来就唱，她的声音把大馆塞得满满的，韩红有这样的能力，听她的歌的时候，一般的观众很难再想什么其他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她可以让人集中精力，吐字清晰当然是一个原因。像我这样一个不大懂流行音乐的人，一碰到像韩红这样吐字清晰的演唱者有说不出来的感激，感谢她可以让我听到歌者唱的到底是什么。

“我第一次来沈阳，感谢沈阳的朋友这样对我。我这个人不会说什么，但是，我会唱——”韩红是唱完第四首歌的时候才说了这样的一句话。韩红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动了一下，我知道那是她的句式感染了我。这样的句式只有那些内心敏感的人才能这样组织：感谢沈阳的朋友——“这样对我——”我猜测她感谢的是沈阳大馆里的观众，在她一出场就给予了不同寻常的掌声；我还猜测，在和腾格尔一起登台的时候，沈阳的组织者把压轴的位置交给了她。唱歌的人对环境一定是特别的敏感，韩红在场上一定可以感受到这些。这里的人庄重地看她。同样，观众也可以感受到韩红的激情，她和一般的歌手不一样的是，她歌唱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她在做一件和自己的心灵有关的事情。像是将一件与整个大馆里的人内心都密切相关的事情。这时，韩红有一些累了。韩红的歌声在大馆的棚顶上回旋。她望着棚顶，我可以感受到，她知道自己的歌声每时每刻在棚顶的位置。

“大家有打火机吗？我喜欢打火机的火光。等我唱到那句的时候，请灯光师傅配合一下，把场内所有的灯光都灭掉，这时大家把打火机点燃，从左至右，一点一点摇动——”韩红用双手把话筒握在胸前，“这时，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神奇的东西，你就像在——”于是，这位日喀则姑娘韩红的演唱开始了。于是，韩红的歌声开始抽象。我就像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看到了一棵特别的小树，在为了争取一片阳光而竭力地向天空伸展自己。我有些要哭啼的感觉。这时，韩红唱到了她指定的地方，一句藏语，大体上是“祈祷神灵保佑平安”的意思。随着韩红的手势，所有的灯都灭掉了。韩红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火光。

大约有2万只打火机的火苗在闪烁。除了韩红的歌声在火苗上跳跃，没有其他的声音了。火光组成了一片神奇的森林，我认为自己听到了火光的声音。我敢说在场的所有人在这一刹那都会忘记了自己在什么地方。韩红的歌子叫《回家》。我看到了雪山、哈达、牛羊、少女、还有鲜血——布达拉宫，我肯定看到了布达拉宫。我还听到了布达拉宫的钟声。我看到了韩红的歌声映照出了天空。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歌声也不过是土做的，它们不可能营造出天空。只有韩红这样的歌声，在今天这个特别的夜晚是由水做成的，多么不容易呀！韩红是这个晚上的神话。

灯光再次亮起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了大馆。人们站了起来，韩红跑了下去：韩红，回来——我知道韩红也不会轻易地回来了。很多人的眼里有泪花，我知道自己也哭了。

韩红上场的时候，是2月1日晚上21：20分，下场的时候是21：50分。

心理诊所

我的朋友大宝开了一个心理门诊，在本市妇婴医院的4楼。看起来生意不错，有好多人都到他那里就诊。随后，他还在本市的大中小学搞了一次心理测试。测试的项目细得让人觉得新鲜。比如说：你晕车吗？你若说晕车，他就能根据你的回答告诉你一些心理方面的事情。当时的情景是：大宝带着500度的眼镜，身穿白大褂，让人看了觉得肃穆、庄严，颇有点科学的味道。我对大宝的这项工作知些底细，也比其他人更感兴趣些。我常问他进展情况，他每次的回答让我都很乐观。我对心理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的相应熟悉—— 一般对大部分陌生学科都常常惊诧地发现：这些东西和我的想法大体上是一致的，若换上我来创建，也会这么陈述。但进一步理解它们，就与这位心理学硕士有关，同时我常常给大宝提供一些现代人心理方面的感性资料。那时，我俩都对“心理切片”这一词组比较感兴趣，似乎这个“切片”被引进心理学将会引起一场学科革命。后来，我查了《辞海》，弄清了切片的具体涵义。原来，涮羊肉片就是一种切片。

大宝约我去过心理诊所若干次，接待过心理患者也接过心理热线电话。比起接待患者本人，我更爱接电话。看不到“病人”，“病人”也看不到你，双方没有心理上的强制对应，相应地能放开谈话，像两位朋友，那感觉还不错。接待“患者”本人可要麻烦多了，你得穿上白大褂儿，一本正经地和人家聊。当然，千万不能笑，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也不能笑，这是职业道德底线。

那天上午，来了一位女“患者”；三十多岁，她问的问题几乎每天都有：我这些天……心里憋得慌，老觉得我丈夫外边有人了，大夫，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大宝坐在那里，似乎感觉到那白大褂有点瘦，紧紧的，像有什么人拥抱似的，说：你好！你衣服的颜色搭配得不错。看起来，你是在从事一种与文化有关的工作。她点了点头，说：我在厂子的宣教中心。这是在心理诊所讲话的必须的句式，得显出和“病人”的差别。endprint

大宝拿起笔想在病历上记点什么，她突然说：你可以不记录吗？样子有些委屈。大宝说你放心，保守隐私是我们的工作准则。我在另外一张桌子翻着一本书，仔细听他们的对话。他诱导她叙述，她说着，似乎什么都想说，大体上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其中包括有一天叠被子发现了几根长头发之类。大宝很有耐心，她说什么都得听下去，而且是认真地听下去。你肯定不想和他离婚吧？也就是说，你想继续坚守阵地，是这样吧？她点了点头：老弟你说得对。听了这句话不大舒服，大宝怎么搞的，她刚才的虔诚削弱了一些。

那么，我告诉你：他真的有外遇了。

她惊诧地望着大宝：你怎么知道？

您听我说下去，不管他是否真有你就当他真有了。这是一个大前提，所以你现在要沉住气，做好以下四件事。接下来，我说了一句让自己觉得别扭的话：他真有了也会回心转意，若没有他更会加倍地对你好。

你说吧，大夫。我能做到。

那好，你记住：

1.这段时间里，你不要对他亲热，但要彬彬有礼；

2.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形象，包括走路姿势等细节；

3.饭菜要比以前出色，适当少喝点酒，但必须一直微笑；

4.争取在这期间参加一次老朋友或老同学的聚会，但要先声明。

“我能做到，微笑怕是不行。”“最关健的是一直微笑。”大宝强调。“那我走了，过些天再来。”这个女人走的时候，我对大宝说：“你小子是让她丈夫也来交挂号费呀？”

又来了一个人，男人。戴着眼镜。黑边儿。他说他在某史志办工作。他的问题更一般：集资上楼，没钱，闹心，老婆孩子都闹心。大宝讲了许多足够的大道理和小细节，“史志办”就是不开窍儿，这也是通常的情况。几乎是一想就通的事情演变成一场讨论。我说，大宝，你干脆给人家讲个相关故事得了。

大宝沉吟了一下，说话。样子挺庄严的。有个大学生，毕业分配到一家地方大学当教师，单位没房子，只好租房。老婆在外地，通勤。孩子刚好一周岁。冬天的时候，屋子冷，手脚都冻了。有一次，炉子引不着，蜡头、破布什么的都烧了，还是引不着。孩子饿哭了，老婆急得冒汗。大学生说，你等着，有办法了。于是他走出屋，来到门房前边的墙根下，把人家的油毡纸扯下来好几块。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偷东西，心里却很平静：原谅我，我儿子要吃热奶。炉子终于着了，他浑身都是汗，脸上连泪带汗往下淌。妻子对孩子说：你爸爸偷人家东西了。大学生说：我他妈读了16年书，就是学习不偷东西。现在，白废了。我对我的朋友讲这事时，他说：你偷的不是东西，是火种啊。

我接着说，后来他创办了一个……一个心理诊所。这个大学生就是你面前的大夫。

“史志办”笑了，样子羞涩的样子，握着大宝的手说：老弟，啥也别说了，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人走了以后，我和大宝对视了片刻，我问：感觉怎么样？他说：不怎么样。我说：其实人的难处没办法劝解，互相同情些，这样双方心里都觉得舒服。当一个人发现另一个人比他还苦时，他为什么会产生一种挺舒服的心理呢？我看，你得收摊了。

记下这件我当时就认为是毫无意义的事，现在变得心情沉重了。我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同类被这些事情困扰着我们那本来不能负载太多东西的心灵。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前两年小说界有人奉行的一种“新写实主义”，如果说，这种主义存在的依据就是像心理诊所面对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明白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办法：这种办法到底扼制了人的哪一部分？如果这样写小说是扼制了人的想象力，那么，这样的生存态度所扼制的东西就越来越大于想象力了。我们太沉湎于我们所已知的一切，还有什么必要的理由活得充分一些呢？我们的一些小困扰来自于我们缺少大困扰。我真想这样说：我们需要大困扰正如我们需要解决大困扰。这已经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了。我知道。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