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看地图的习惯。一般来说，都是拿本地图册，常常是极单纯地看那上面色彩斑斓的线线——这是一种很管用的办法，当你受到时间和空间禁锢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个悲伤、绝望、厌烦、受到伤害的夜晚。这时，地图会帮助你展开想像的翅膀，总能为你的思绪提供一些新的飞翔区域。比如，眼睛盯着美国，原来留存的那点关于这个国家的印象就会被激活，我总能想起美国的那些优秀作家。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就是从我这里出发——然后才到达那个地方的。在更多的时候，我的眼睛总是停留在中国——看的顺序，大致是按编辑顺序，先看全国图，然后再看分省图，也总是在自己去过、生活过的地方（地名）上，出现短促或长久的停滞， 原来空灵的感觉顿时变得实在起来，于是想起关于那个地方的一些事情。比如，今天晚上，看到煤城就是这样的状况，我知道，这是记忆之阀开启的时刻。接下来，如果不人为控制，那些涓细的小溪会汩汩地流进来，让我的内心完全充盈。这时，我就有机会发现自己——到底记住了什么。

那是一座我并不喜欢的城市，它盛产一种叫煤的燃料，也许是正因为这样，上帝在这个地方安排一种让不太舒服的气候——季风，主要是风。据豁达的人统计：每年刮两次，一次半年。风是从蒙古方向刮来的，它总是选择在春暖花开的时候进入这座城市，而且常常赖着不走。这样，在我的青春里，至少有两年，都在承受着这种吹拂，我的心情不好就注定与这种季风气候有关。

直到1988年深秋，我才发觉，自己这样的想法和实际情况有些出入。那时，我离开这座城市大约有三个月，离开时的轻松心情在这段时间里遭到报复。我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是上午。整个校园，混乱得像国民党撤退时的码头。同学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离愁别绪，但更多还是关心自己的若干琐事：捆行李、收拾杂物、等待送站的汽车。我的行李，早在一周之前就被我寄回康家村，这样，我就有足够的空闲时间表达一下那不敢声张的轻松。两年，正常情况下，我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的居留困难期就是两年，超过这个时限总要躁动一段时间。分手的前一个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我们习惯将大家在一起吃饭这种方式叫毕业会餐，肯定地说，我第二天的心情轻松部分与那顿饭有关。送站时比较混乱，是比较有秩序的那种混乱——大家纷纷握手、补上没签的名字、拥抱，甚至哭泣。送那些先走的同学，我往返在学校和火车站之间，渐渐习惯了这种场景，甚至开始厌烦。走了，终于走了。一想到这些人中有许多人也许今后再也见不到了，的确应该适度地悲伤一下。不过，当时我确实没哭——后来，我这样解释——如果不是先将行李弄回家且第一批上车，也许会是另番样子。当时，我大约送走三四拨儿人，过多的演练弄得我有些难为情。我的想法是，等他们都走了，我再背上挎包，轻轻松松地离开。后来，我在一次送站中更改了主意，我上车了。车下边的同学都发愣看着我，我甚至没有和他们招手。在火车开动的瞬间，我的心情开始轻松。也许，就是这种莫名的轻松，构成我一回家就开始想念那里的一部分理由。

1988年深夏的康家村异常闷热。那又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在我以往的生活里，几乎每一个闷热的夏天或初秋，我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夜深的时候，我开始翻动那个笔记本，上面是几个零星的签名以及浓烈的词句。那一刻，我非常单纯地想重新回到那座中等城市，就像每个假期结束前那几天一样。在那张被扭动得吱吱做响的铁床上，我已经发觉——我一生中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已经彻底地结束。当时，我翻开毛姆的长篇小说《面纱》，其中有一段话，被我用圆珠笔重重地画上：“我对你根本没抱幻想。我知道你愚蠢、轻佻、头脑空虚，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的企图、你的理想，你势利，庸俗，然而我爱你。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这句毛姆用于表达爱情的段落，非常适宜我当时对那座学校的感觉。那是个闷热的夜晚，我开始失眠。1988年深夏至初秋，在我记忆中非常漫长——游泳、钓鱼、读书，或者独自一个人在村里的小树林反复穿行——不行，我得赚钱，而且就从明天早晨开始。于是，我开始劳动——去市场上贩鱼。

那是个宁静的早上，太阳在这个初秋早上显得特别地抒情。我从康家村附近的黑鱼水库驮着鱼往长岭集市赶，25华里的距离，骑自行车一般需要一个多小时。这时，前边不远处，有一辆装满玉米秸秆的牛车，缓缓地向我走来。当时，我正盘算着和鱼有关的事情，有些担心那些鱼儿过早地窒息。那时，我已经好些天没再想起那个学校，开始忘记自己的身份。正在与牛车擦肩而过，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高晖！是不是高晖？在扭头的瞬间，我的脸红得发热：原来是傅老师。这位傅春风老师，在我少年时期异常重要。那老头儿利利落落地跳下车来：毕业没有？我说：毕业了，等分配。他说：中专就中专，正好早点工作。你能有出息。我不再说话，努力平复自己的激动。我对自己见到傅老师时的样子很不满意——不想让我的老师看到穿着小贩衣服的学生，这样不体面。然后，匆匆地分手。傅老师的背影被柴火掩映着，看不见了。自行车行走得相应缓慢，在我心里，有一个场景开始呈现：那是我读初二的下半学期里的一天，傅老师第一次摸了我的脑袋，而且没有预感地表扬我：高晖你能有出息。当时，我是个懵懂捣蛋的少年，被混杂在公社干部的子弟里，总是被别人打捆统称——“干部子女没有什么好东西”，尽管我知道我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办法申辩。在我的少年时代，很少有老师这样对我说话——傅老师这句话，当时只是觉得有些特别，我记住了并且在心里说：我真得做个有出息的人，让这老头儿看看。其实，就是他这句话将我从公社干部子弟中分离出来，巩固着我少年时的自我认知，我才不是那个公社副书记的儿子呢。

当时，我骑在自行车上，车速开始放缓，那些鱼儿在塑料编织袋里一蹦一蹦地，车把有些不稳，像杂技团里骑着单轮车顶碗的演员。傅老师的出现提醒着我的学生身份。在那个初秋的早晨，一个20的小伙子，开始单纯地想念学校、想念老师、想念校园生活——特别是那些让他产生想法的老师，这完全符合他当时的年龄。随着时间的渐进，当他将近40岁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在记忆里重新呈现的时候，而且肯定会附着一些别样的判断。endprint

从康家村到煤城，约300公里——步行3华里，乘公汽到昌图县城，然后在县城转乘火车到煤城。1986年夏天，当时仅有一列慢车直达煤城。在火车开动的瞬间，我心中充满惆怅。我隐约地知道，自己已离开家乡，而今后无论以怎样的面貌回来，都不会再是出发时的样子，就像村里那些嫁出去的姑娘们一样。那时，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心中充满惆怅。进入这座中等城市的时候，已是傍晚时分——1986年夏天的傍晚，在这座有风的城市里，呈现着某种特有的神秘和陌生——从康家村到县城读高中，然后就是进入这座中等城市，这些应该都是我的青春里发生的重要事情。我被一辆大客车载到学校的时候，看见院子里主楼前面摆着几张长条桌子，那是专们为新生办手续而设立的，大家弯腰填写着表格，灯光昏暗，月光从树梢间挤下来，弥漫在这个特定的角落，就像凌晨批发白菜的农贸市场，的确有些抽象色彩。当时，并没有风，风是入学两个月以后才刮起来的。即使是现在，一想起那座城市、那座学校，我总是能想起这个单调的场景。

其实，我是带着老大的不情愿进入这座学校的，那时，还没消化掉高考的失败情绪。那一刻，我这个18岁的男生肯定是比较吃力地理解着自己的命运。这时，负责登记的满老师把我领到一个人面前，对他说：这就是高晖。她的句式让我在那个夏天，第一次感到满足，似乎他们在那里站立着就是为了等我——当时我愿意这样推测。这位男老师着一身中山装，头发弯曲，眼睛和眼镜同样鲜明，像是刚会见过外宾的样子。他说：我们看了你的档案，不错，高晖。也许，他指的是高考成绩，当时我的入学成绩全校最高，而且语文、政治、历史成绩在全省还属前茅，只是英语没有成绩。他笑起来，似乎并不属于成年男人那样圆润，而是呈现出温暖、简捷、明净，还夹杂着些许羞涩。那两年，我对这样的微笑比较敏锐。上世纪80年代，我们常常能发现——个别的成年男性会发出这样微笑，其实，也就是这些让我感受到温暖的东西，可以滋润我那敏感而板结的内心。原来，他是这座学校的副校长，管教学，也上讲台教课。听过他的一堂财政课之后，我还是愿意称呼他为老师而不是校长。若干年以后，我和迟格同学每当集中地谈论起那座学校，更多的还是谈论其中的老师。由于时间和经验，导致我们对大多数老师的看法不大一致，但对极少数老师——比如这个人，我们总能达成一致。比如，她会说，像周老师这样的人不是总能出现的，在人群里的密度太小。我会说，他总能提示你心中美好向上的那一部分东西的存在，如果没有这个人，还有另外几位老师的共同存在，我甚至不能完成学业。然后，我们会相应地沉默一会儿。我能感受到——这种空白和停顿，其实包含着我们对当下人际环境的些许沮丧。

煤城共有大中专学校5所，我的学校是一所财经类中专。那时，我们已开始这样理解社会问题—— 一切社会问题都与经济有关，财政的杠杆作用也开始显现。这样，我的学校就和其他学校产生一些差别，主要有三点：一是钱多、设施齐全，还有就是学生食堂物美价廉，这些硬件看起来都比其他几所学校阔气；二是女生多，2000多学生有1300多女生，而且平均俊俏度较高，也许形貌迤逦的女生，一般只能中专且财经；三是死气沉沉，整座学校就像一名财会人员，有花枝且能招展起来的大多是一年级下学期的女生，刚来不会展——时间久了便翅膀下垂，大多数面孔开始呈现巍峨之气。当时，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学习珠算的结果——噼啪作响的算盘声，是我最讨厌的人间声音之一，会使人类变得僵硬。此外，就是学生的品种、产地比较丰富，似乎各色人等都到这里上学。我记得有个政治局委员的儿子，还有一个副省长的女儿，市长、县长的孩子就比较平常。这是一所当时被社会和家长普遍认可的中等专业学校。进入这个职业训练轨道的人，就像入伍的新兵一样，带着高考的余热，两眼苍茫、脑中无物。学校提供给我们奖学金、助学金，而且计划教会我们财政管理、财务管理、会计学、统计学、国民经济计划及其相关财经知识，包括预算科目、会计科目、资金平衡表等等，而且每个人还要打一手啪啪作响的算盘。然后呢，我们会逐渐忘记自己家乡的一草一木，被训练成一个符合县、市、省财税部门或其他机构要求的财税管理人员。当这些家伙的内心生活完全丧失，丢掉任何人文情怀和乡土意识，并且完全失掉个性的时候，就开始成为一个标准的国家公职人员。在这个过程里，任何未经雕琢的东西都不得进入，必须经过作风和技能的双重训练使之变得合乎规范，甚至以丧失自己的活力和特征为代价，的确——就像新兵连的生活。好在，那时的学生社团活动已形成气候，自然我属于文学社——那时的文学青年如雨后春笋，我还是校足球队的组织者。就这样，我的青春生活，在煤城接续开始。

像我这样天天踢足球的文学青年，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生活状态大同小异。这样类型的男生，或者动作凌厉、或者举止木讷，但大都表情凝重，而且脸上一般都长着粉刺，同时双眼充满着渴望，似乎总在渴望有人接受爱抚，而且通常长发飘飘。一般来说，这样的家伙早熟，比现在更年轻的时候——在高中时期，就已经感受到幻想破灭的滋味并开始尝试从另外的意义上理解生活，读课外书、弄体育、闹初恋，还时常三五成群地聚集在县城里肮脏的小酒馆里，一边喝着劣质白酒一边讨论人生。其实更多的则是谈论那些特别的女生和武功，偶尔也涉及肉体，但总是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对科学文化也并不怎么感兴趣，能学会一些完全倚仗天分。同时，对家长、学校灌输的那些东西开始表示怀疑，但由于高考的压力而没有表现出过激的反叛行为，但常常对那些违法的东西感到既羞怯又向往。那时，我已经学会半遮半掩地展现着自己的个性，而且一想到中年也会慢慢到来——就像那些我厌烦的老师，这时就会有一种刻骨的恐慌向我袭来。我讨厌人的中年，从青春期就开始讨厌。那时，我的虚荣心常常膨胀，对那些哪怕是最细微的刺伤也总是怀恨在心；同时，也总是在第一时间屈服于那些诗意、美好、奇异的感情。还有就是，那时，在我17岁那年经历过青春期的感情焦虑之后，心灵纯洁的概念顽固地占据着我的整个身心，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但是每当我回望康家村往事的时候，纯洁这两个字始终能在我的心中出现，而且我不能抗拒。其实，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农耕时代青春期男孩的显著特征。endprint

其实，从童年开始的阅读生活，并没有教会我什么有力量的东西，倒是让我养成了按照书上描述的办法处理感情生活的不良习惯，特别是一牵扯到细节更是如此。这样，我的青春期的真实焦灼——再掺杂上小说里主人公的心灵磨难，就使我那段生活感受变本加厉，甚至一时无法分清哪种状况更加真实。比如，在高考的最后一天，我和初恋女孩儿怄气，弄得我俩都没什么心思考试；还有，遇到她爸爸妈妈阻拦的时候，我也是参照一本小说主人公的做法——和他们面对面地斗争，结果呢，自然是让我搞砸。在所有的假期，他们都将女儿藏起来，报考的学校都在山海关以远，而且不让我知道任何消息。当我知道她在上海的时候，我已经有另外的故事出现。现在，我想起这些，甚至觉得青春是无与伦比地好玩儿，好在只有一次。

那时，我常常思考死亡和情爱，总是梦想挣脱北方丑陋的现实，奔赴温润和煦的南方。我推测——那里的女人一定与小说里面描述的一样，柔弱而细腻，甚至会像小鸟一样依人。随即，我也同情那些没有文学情怀的家伙、那些傻了吧唧放肆快乐的家伙。那时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怀疑、忧伤的能力，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这样的人怎能寻找到有意义的生活呢？还有，一个不热爱文学的人怎样生活呢？其实，那时我比现在还缺乏现实感，主要是上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在我的内心萦绕并支配着我的生活。我知道，自己说不准哪天会爆发，于是紧张得不行，但还是发生了。

那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在刚入学的第七天，我们第一次上会计原理课。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这位青年老师第一次给学生上课。他有板有眼地讲着，同学们听得也算仔细，当时我走神了，确实走神了。多年来的读书生活给我养成一个毛病，我忍受不了像批判会一样紧张的课堂气氛，我知道，这是那些优异的老师们给我落下的病根。我开始摆弄邻桌孙成宏同学的小刀，突然，刀掉在地上，并且清脆地响了一下。这时，他的脸色开始铁青，改变了走走停停的优雅教态，回到讲桌上，双手还没拄好，就劈头盖脸地训话：你耍什么啊？小小的财校学生你牛什么？你那么牛气怎么没考到北大去？几乎是他话音刚落，我就想窜出去，孙成宏同学拉坏了我的衣服，我只好站在那里。这时，我感受到脑袋里有一股热血往上顶，已经记不清自己都说了些什么。据事后同学们帮助回忆，当时我主要表达这两层意思：老师，我在课堂上搞小动作的确不对；老师，你也不要太牛，你不也在财校教书吗？接下来，是沉默，一阵难堪的沉默，下课的铃声终于响了。班主任满老师将我叫去了解情况，她很耐心地听着我的讲述，最后还是决定：让我在下次课上给他道歉。那位年轻老师，确实刺伤了我，也包括我的同学们。“大学”这个字眼，在当时，我和那部分险些没考上大学的同学一样，已成为一块鲜红的烙铁，一碰准会“刺啦”一声。那年高考，英语没有成绩实属偶然。当时，我的双腿异常沉重，甚至想到回家——来年重考。在我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周老师就在门口站着，对我说：听说了——咱们老师太年轻，他那么说也不对；下节课你主动和老师沟通一下，不然老师没法上课了。他说这些的时候，一直向我微笑着，这是一种无法回避只能接受的微笑。我只能点头，不停地点头。

直到迟格开始做培训老师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又提起这件事，我说：你要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她说：可千万别碰到像你这样的学生，其实那件事你做的不对，你不了解第一次上讲台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说：他也不知道受科举制度挫伤的人是什么心情。碰巧，当时我们都需要同情。她说：其实，郑老师是个非常严谨的人，课讲得扎实，你听不进去，那是你的兴趣问题。第二天，她非常沮丧地对我说，险些被学生气哭——那时只是你一个人不用心听课，现在呢，都像你那样——上课时，女生竟公然涂口红，照小镜子。我不好表态，对于现在的青春期男女学生，我知道的太少了，那都是一些1976年秋天以后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想法肯定和我们当时不太一样。我想，他们很难受到挫伤，对于这个世界，他们已经学会一个万能法宝，那就是——不羞怯、不在乎。我开始同情她，她是在这个特定年代获得讲课机会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她当个出色的老师，善良地面对每一个学生。后来，我时常能想起郑老师，我想他肯定也会记得我，每次打听他的情况，答案都让我满意，我们确实都在变化着。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只比我大三岁。

其实，就像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我原想考进一所大学的中文系，但高考后我的选择仅剩下两个：一是读一所大专的信访专业，二是降格挑个好中专再选个好些的专业。当时，我有个堂舅在县财政局，对我父亲说：信访就是打官司告状儿，有啥出息啊？就选财政方面的中专吧，毕业就到财政局。而且他还补充说，财政局每年春节都分两桶豆油，还有四箱苹果——富士苹果。那位舅舅整天戴个蓝帽子，胳膊上永远套着两个帆布套袖，两个肩膀早已不在一条直线上，打一手响当当的算盘，说话慢声细语，而且面部表情的男性特征已不太明显。在我年轻的时候，堂舅简直就是财会职业的形象代言人。那时，我的想法非常单纯，不能上中文系——其实上哪里都是一样的，随便吧。我甚至不知道这所学校在什么地方，就填上了。其实，在煤城的第一学期，我就已经知道我的专业将来要干什么，这样的职业也无非就是吃饭的家伙儿，同时断定——从事这样的职业也根本用不着我的全部精力。于是，那时我就比较明确地想要当个作家，尽管没有公开提及，但已暗暗地向这个方向走去，比如读书、记笔记、讨论。这样，我对今后的生活就没有过多的想法：各门功课考试及格，然后找个能糊口的工作，去哪儿都可以，最好能回到家乡。当时，我读过马克思的一段话，大意是：社会的进步和衰亡有其内在的规律，依靠自然渐进的惯性自主地选择方向，就是说，我们既不能加速又不能减慢这样的过程；我们的全部努力，包括文学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对它产生影响——记不住原话，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文学和现实生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文学不能当饭吃，拿它吃饭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我当时还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它的意义大于吃饭。这样，我不愿对周围世界提出要求，对于我来说，文学是一个私密行为，我只是喜欢有词语的生活，这完全是我自己的私事。endprint

这样，煤城给我最大的惊喜，就是书店。煤城有一家四层楼的新华书店，里面的文学、哲学整整占了两层，那时已经有人开始大面积阅读，只不过我当时没有找到这些家伙都藏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我和班里的一个女孩相约去书店——那女孩儿就是开学时在火车上遇见的——那个穿着鹅黄色上衣的女孩。我清晰地记得，那次我买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的《词语》、欧文·斯通的《心灵的激情》，还有一本旧书《渴望生活》——也是欧文·斯通写的——梵高传记，上面还载着一个蓝色的戳记：镇江市水产养殖场工会图书室。那时侯，一个标准的文学青年的手头总是要有几本这样的书，否则根本没脸见人。第一本，我根本没有看懂，至今也没有再看；第二本，我看了一些，然后就放下，这样的书根本就不是给人看的，只能是翻阅，信息量庞杂、密集，而且让人头疼；第三本，我可以断断续续地看下去；第四本，写弗洛伊德故事的《心灵的激情》——后来，我庆幸自己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与这样一本书相遇；至于《渴望生活》，那本旧书，我甚至不敢立即读完——每当遇到特别的书都是这样——我不敢读完——读完这本书以后的生活该怎样继续下去呢？即使是现在，像这样随意说出一本震动过我灵魂的书，自己都有些后悔，就像轻易地说出自己的隐私一样。断断续续写作的这些年，我始终不喜欢作家推荐书目这样的文章，都是瞎掰，好书，对于那些特定的写作者，就像情人一样属于隐私。我永远都能背诵梵高的一些话，比如这句：“真正的画家是受心灵（即所谓热烈的感情）指导的；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头脑，并不是画笔的奴隶，而是画笔要听从头脑的指挥”。当时，那女孩儿买的是香港作家亦舒的两本书。也是那次，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回学校时，她险些摔倒，就像蝴蝶一样就要慢慢落地，我下意识地扶她一下，瞬间，她的脸通红。当时，我就想亲她一口。从童年开始，我就养成一个坏毛病，每当遇到脸蛋特别干净的、毛茸茸的女孩儿，我都想亲人家一口，没有别的意思，就是非常单纯地想亲一口。天地良心，我敢说这几乎与性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更多的时候只能这样在心里想想。后来，这个女孩考到北京的中央财大；后来，1989年那个特别的夏天，我们开始闹恋爱；再后来，就是这个女孩应邀做了我的妻子。在煤城，几乎没有什么涉及到她的故事——在我的眼里，当时她还是个孩子，是一个比我更年轻的孩子。

想起1986年，我总能想起夏时制——那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从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开始，后半夜两点，将时钟向前播一个小时；到秋天结束，好像是9月中旬，也应该是后半夜两点，再将时钟往后播一个小时。总之，在那一年，我们已经学会安排时间。还有，也是这一年的春天，首都体育场有个百名歌星演唱会，当时崔健首唱《一无所有》。那年秋天，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有种心疼的感觉，然后迅速地学会。那一年，先锋作家的很多作品已似雨后春笋。其实，当时思想界较为开放且酝酿着某种情绪，但是，我这个19岁男生，对这个国家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根本就是一无所知，就更不知道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日子，我只是读书、踢球、跳舞、准备单科考试，偶尔也喝喝酒。在文学社团内部进行一些讨论，涉及的问题大都是刚刚在书里边看到的，主要是寻找自我、寻找灵感、怎样记叙、怎样抒情等这样大而无当的伪问题。讨论最多的还是那个——写什么呢？最后的结论总是这样：还是先看看人家是怎么写的吧。那时，我认为已经有些许思想，同时认定这些思想遏制着自己的情感——后来，我发现，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什么思想，仅仅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看法和情绪，而且这些东西唯一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抻出一些往事，我期待着这些东西的发酵——在很久以后重新出现，那时，它们再一次回到我内心的时候，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样，我在青春期感受到的东西，就会对我成年之后所相信的东西反戈一击。那时，我已经想写一部爱情故事，一部纯粹的，甚至是剔除掉性爱的爱情故事。我甚至还记得那部至今没有完成的长篇的开头。

后来，学校在宿舍楼的二楼开辟个学习室，大约可以容纳100人左右。原本刚入学时是没有的，那时晚上9点必须熄灯，理论上是开始睡眠，实际上呢，绝大多数学生睡不着。针对这样的状况，学生处反复调研决定：在第二学期设立该学习室。这样，睡觉的铃声响过之后，一部分人开始陆陆续续地来到这里转悠。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端坐着，读书和写字，很少有人说话。后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发现——这间学习室也可以不学习，甚至可以在某个特定的区域里闲聊，比如在角落、在后排。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学会长时间地说话——也不觉得累。那时，谈话内容开始放肆——那是个什么都肯往外说的年龄：能想起来的都愿意往外说，而且涉及面较大、兴趣也广泛，甚至关于民主这类话题都愿意说几句。那时，我背诵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里面的话：民主本质上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手段，但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不过当时我不大理解，我的一个长处就是：我能记住我在记忆时还不理解的话。宿舍的大门被学生处的先生们锁紧，整个大楼里除了这屋子之外不许有光。在深夜的时候，我们也谈一些与性有关的话题，但都不具体、不开放。那时，我们几乎没有机会经常看电视，也不知道外边世界的情况。此外，就是真正有性经验的人也极少，的确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比如，有一次，两个男生针对女生乳房的手感发生争执：一是“馒头说”，摸在上面就像摸小馒头似的；二是“蛋清说”，说是像拿掉蛋黄的蛋清，细腻而微微发颤。争论的焦点是：到底细腻与否以及细腻的程度。最后，大家推荐我做总结发言，记得当时说的大意如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实际问题，仅仅是一个修辞学意义上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引进毛泽东的“梨子说”来解决这一问题，但不要排除乳房本身的个体差异。我记得，也就是从那次总结发言以后，我在讨论相近问题时的威信开始不断攀升。

后来，参加讨论文学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三四个人。这时，谈话的内容也开始产生相应的变化，呈现出较强私人性。我开始愿意讲述自己的故事，也愿意倾听别人的故事，那些具有处境感的故事，尽管所涉及的快乐和痛苦内容带有明显的夸大、虚幻、无目的性色彩。但是，就是这样的讲述及倾听方式，使我意识到同代人的同质生活以及差异性的产生根源。同时我开始强烈的意识到自我并开始迷恋于自己内心的需求，并着手设法实现——当时我最想弄清楚的就是：自己的快乐和悲伤所产生的根源，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就这样，我的精神生活开始改变。更重要的是，自己首先发现了这种改变。那段时间，我和高中同桌郭长虹保持着不间断的通信联系，他当时在南开大学读历史系，我们常常书面讨论这些问题。前些天，我竟然找出当时长虹的几封回信，读信时心情异样，恍若隔世——原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自我启蒙的。对于现在的很多孩子也许是常识的东西，那时，我们还要一本正经的书面讨论，差别仅仅是——我们依靠自身的力量获得了答案，尽管不精准、不完整，但还是有所不同，我们的求解过程还是比较丰富，而且我们的心灵参与完成了这些。endprint

有一次晚上，我发现学习室有个大大的阳台——也就是这个阳台帮了我的大忙。我常常在说累的时候，站在上面端详校园的夜色。一般来说，这时，体力不好的同学都回去睡觉了——谈论文学，特别是民主容易让人疲惫。这时，冬天、春天、夏天或秋天的风吹在脸上，我就这样，在这座城市的夜空下，满天星辰，开始领会风与风的差别。前些天，我看到一个介绍煤城绿化的专题片，说是——风小了许多，因为树多了。我又想起当时，我站立的姿势肯定非常年轻，甚至威风凛凛。在煤城的午夜，谈论过文学、民主之后的年轻人，紧接着，伫立在阳台上仰望着星空，肯定会面色红润、心潮澎湃，还会有些饥饿感，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发生过这些而且发生的方式有所不同。不过，我还是想到，如果没有风，这座中等城市会显得缺乏活力，人们对天气、气候、季节的感受也会相应地迟钝，后来，还会有别的学生站在那个阳台上体会风与风之间的差别吗？

1992年秋天，我回到学校去的时候，那座房子已经不见，拔地而起的是另外几幢巍峨的大房子，就是这些房子甚至可以构成一所全日制大学的硬件规模。那位还能叫出我名字的食堂大师傅，向我描绘那座旧楼倒下时的情景：沈阳那边来的人啊，这些家伙先在房子的四周墙上扎眼儿——密密麻麻扎了能有200多个眼儿吧，然后呢，往里灌炸药；这时，人稍微往后躲了躲；这时，带眼镜那个小瘦子一按电钮；这时，房子倒了！全是碎片，连食堂的玻璃都没碎一块儿。放倒一栋大楼啊，动静不大，你说玄不？望着这位处在叙事冲动里的老人，“这时”我的心情渐渐平稳。我想对他说——那叫定向爆破，再说，现在什么巨大的东西崩溃时都不会有太大的动静了，更别说一座楼房。我没说，我不忍心让老人发现的神奇化为平常。变成碎片了，就是那些我仰望过星空的房子——都变成碎片了。

还是那次回学校，晚饭后，我去崭新的宿舍楼散步，这是学生们晚饭后的松弛时间。他们大都肆无忌惮地说话、嬉笑，笑声比我们那时要爽朗。我已经好久没有听见这种大面积覆盖的笑声了。我走在楼廊里，问一个端着水盆的男生：还是9点钟熄灯吗？他怔怔地看了我一眼：11点半。我又问：那么，睡不着干什么？他明显有些不爱回答我的话：图书馆，图书馆全部开放。确实情况好些了，他们已经拥有不按时休息的权利。我们那时可绝对不行：熄灯铃一响，必须躺下，甚至不可以在走廊里走动，没有那间学习室时的情况就更糟。那么，你们也有一个文学社团，平时一起讨论吗？他说：文学？没有。呵呵，我们一般都学外语。

那是第一学期临近结束时的一个晚上，熄灯铃刚一响，学生处的人就来查铺，那家伙一进屋我便迅速躺下。这时，同舍的吴祥振穿个大裤衩子、端着大茶杯缸子晃晃地进来了。那位老师怒问：你不睡觉干什么去了？啊？吴说：我打水，渴。我紧闭着眼听着这两人一问一答。那一刻，我非常具体地感觉到这座学校和这位老师的确让人窒息。于是，我坐起来。那师又说：你给我倒回去！吴刚往出走。这时，我几乎是下意识地跳起来。后来，我把那次错误归罪于光线，太暗的光线，使我看不到别人的脸，这样，就为我产生勇气提供基本条件：吴祥振！你别去倒！躺下完事儿，凭什么理他？接着，我和该师的争吵开始。由于日常训练跟得上，他只好在同学们的哄笑声中，将我带进舍务办公室再继续。虽然地点发生变化，但他理亏的处境并没有改变。这时，他开始沉稳，成年人突然计上心来的那种表情，引诱我说，他却不说。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对敌斗争经验，竟旁征博引地开始抨击学校的僵化管理制度。终于，这位先生诡异地笑了：你先回去睡觉吧。我说：那好，今个儿就谈到这儿，不过我可以随时陪您聊。其实，就从这件小事开始，我对那所学校开始表现出绝望，这种绝望带着明显的年龄烙印，也许再发生一次与之相反的小事，我甚至还会充满希望。

没过几天，我就忘记了这件不愉快的事，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温馨的事情来逆转它。生活仍然是那样的节奏：起床、早操、早饭、上课、午饭、上课、晚饭，傍晚时在学习室读书或聊天，夜晚在阳台上站着看天空与周围的灯光。后来，增添一项内容，就是一个人在这座城市及其周边转悠，甚至有许多矿区我都去过。有时去的地方很远，没有办法，就只好逃课。那段时间，我的阅读生活时断时续，常常是买来一些书，迅速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常常不能一次读完，最多只是看部分章节，然后作为晚上说话的材料——我发现，引用书上的话比较容易让对方无言以对。那些日子，我通常是述而不著，只是在某个宁静的夜晚，总会在内心深处涌出几行文字，这时，我迅速地拿出纸、笔将它们记下来。看着上面的文字，在体会到快感的同时也总能感受到神秘：这些文字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有些词语连我自己都需要重新理解，而且还是这样的隐秘，而且常常发生在夜半时分？它们的组合方式原本早就存在？

有时，我真羡慕那些早熟的家伙——他们愚昧的时间相应地减少许多。不过，那时的独自漫步习惯还是能让我产生一些特别的想法，后来，我不止一次地追问想知道：当时我都想些什么呢？翻看那些纷乱的笔记，上面有些计划类文字，比如，密密麻麻地写下明天该干什么和各种各样明确的决心——从表面看，几乎就是一个勤奋上进的孩子写下的东西；还有，就是没头没脑的片言只语；也有一部分涉及对这座城市的具体感受，特别是风的感受。我曾多次走到城市的边缘，接受那里无遮拦的风的吹拂，有时，在草地上一躺就是一个下午。可以推测，那肯定是我关注自己内心的时刻。

一个乡下孩子，刚刚从乡村进入城市，肯定有许多不清楚的东西，而其中的问题几乎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答。其实，在煤城的日子，那是一段没有实际根据的生活，就是那些书本提供的根据，总会造成自己口无遮拦、行无规范，怎么说呢？这就是年龄带给我的礼物——的确是一些珍贵的东西。后来，我才发现，我在康家村出生以后，一直经历着漫长的被削弱过程——我对这个村庄的依恋一点一点地被削弱：在村里读完小学，就是到公社读初中，虽然18华里的距离——在公社，我身上村庄的东西还是一层一层地被削弱着；然后呢，是到县城读高中，距离康家村60华里，而且每月只能回村里一次，那个时期的削弱更加强烈，甚至削弱着我在公社里得到的东西；现在呢，现在我在一个中等城市读书，至多每学期能回家一次，肯定还会削弱我在县城得到的东西……然后，还不知道将要去哪里——康家村的大甸子、水泡子和老树离我越来越远。其实，我的每一次离乡，都在剥离着自己扎在泥土中的根脉，都剔除着我身上的区位特征；然后呢，我将被锻造成一个标准件。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进化过程？总之，接下来，我注定变成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后来，我不得不这样推断——像我这样的孩子，在无数次的走出与返回中，无论收获了什么——包括城里的食物和女人，在内心深处，总会觉得自己两手空空，而且永远充满惆怅。也许，这就是真正的基因。endprint

我发现自己患“肺癌”是在1987年夏天。那时，我们刚开学不久，全校的同学都被召集在一起，坐着大客车到矿务局总医院统一体检，说是要办什么保险卡之类。其他环节都正常，轮到我被拍胸片时，与其他同学有所不同：那个又瘦又高，还有点大舌头的女医生，一会儿让我向左转，一会儿又让我向右转，最后，我光着上身让她前后左右照来照去。她摆弄的那张金属板贴在我的胸大肌上，忽高忽低，在那间本来就有空调的屋子，我除了感受到刻骨的凉意，还有种很古怪的感觉。当时，我怀疑她的神经出了什么问题，拿我当什么实验样本。然后，她让我在门外等。过一会儿，有一刻钟，她拿出一叠底片，带我去找另一个医生。那位秃顶医生边看边问我，咳嗽多久了？我答：咳？时常咳。问：有痰吗？我说：有时，早晨咳的时候有。然后，意味深长地问：小伙子蛮健壮，搞体育的吧？多大了？答：20，校足球队的。然后，对大舌头说：让他出去一下，他带队老师来没？我出去的时候，满老师被请进去。这时，我真的感受到胸闷，口也干，我不会是真的得了什么毛病吧。满老师出来时，用一种异样的表情向我笑了笑——就像是见到一个不愿意见到的人，而且还要表示礼貌，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样。后来，我被单独拉到煤城的市总院继续拍胸片，该院的医生说话比较直接，也没有让我出去：可能性大，需要观察两周再拍。当时，我感受到——从头到脚都凉到底是什么滋味，就是像被人突然浇了凉水，而且是浇完一盆后——刚刚干爽一些但温度还没恢复过来时，紧接着又被浇了一盆。我在第二盆凉水下来时抽空问：我是不是得了肺癌？医生不再看我，对满老师说：先领他回去吧。我急了：我怎么能得癌症，我还没有上班？也不是领导！这时，医生瞪我一眼，几乎同时——满老师扶我一下：别瞎说，走吧。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自己的肉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我的整个意识就像放露天电影时突然烧片子时的样子，混乱、跳动、炫目；其次，眼睛就像对焦不准的照相机，眼中世界的所有物体不实在，而且色彩也发生变化，都是灰调子；最后，我即可命令自己，将脑中储存的所有关于死亡的读书章节调动出来，以便应付眼下的系统失灵。结果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当时的想法只是——就像说期末考试突然提前，我必须马上复习功课——这时，我似乎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这些思绪，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出现的。回到学校，我有些闪脚，遇到我的同学围上来，眼巴巴地看着我。从医院到学校，其实不到一个小时，就是这样短短的一个小时，我感受到这段时光的漫长，那肯定是我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最为漫长的一个小时，我觉得甚至比过去的20年还要漫长。就是在这一个小时里，我变得恍惚而平静，原来，我这些同学们分别长得是这个样子啊，怎么——他们现在的模样和我印象中的，存在这样大的差别呢？于是，我觉得我的脑子坏了。在宿舍的镜子里，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长着这样的一副面容啊，那一刻，我甚至喜欢上这张年轻男人的脸，那上面什么时候蒙着一层灰蒙蒙的东西呢？洗脸、擦干、再洗、再擦干，但还是灰蒙蒙的，我对着镜子说：高晖，你他妈的说病就病了？那么，你现在应该干点什么呢？

天亮的时候，我发现地上全是烟头，而且长短不一；同宿舍的人在我面前走来走去，原来他们是在洗漱啊。我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就在双脚接触水泥地的瞬间，我觉得自己还那样实实在在地活着，也和他们一样。胡子，就是觉得自己胡子的有些异常——啊？胡子是在什么时候长出来的——长得这样长？管不了这么多了。还在，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干什么：1.回康家村看姥姥、看家人，马上回来不能耽搁；2.写完那部长篇；3.给初恋女孩儿写封短信，说清楚； 4.得写封像样的遗书，咱生前可是文学青年啊；5.踢球，最好能在踢球的时候死掉，然后扔在康家村的黄土坑里，埋掉，也挺牛；6.剩下的时间，将《梵高传》、《词语》和没有读完的几本书读完，然后烧掉。

接下来，就是根据医院规定的复查时间，我调整了处理上述事项的顺序，暂时不能回家，我得在学校边等复查边处理案头工作，即按照2、3、4、1、6、5的新次序开始做起。等到实际操作的时候，那部长篇的进展缓慢，每天不到两千字，总共也没写到1万字，进展最顺畅的还是那封给初恋女孩的信，甚至比原来预想的要长很多，写到一万五千多字才想起收尾，简直就是一个小中篇的规模，看完之后我甚至有点舍不得寄给当事人，改寄一家文学期刊。按照小说里的通常情节，男主角每遇到重大危机时，本着不连累女主角的一贯原则，通常就是像我这样写绝交信，其总体风格也是清醒、冷静，深刻，里面当然不能提我生病的事情，有所不同的是——涉及到高中生活的很多鲜活细节，具有较强的叙事张力。而且，最后我还引用一段阿兰·德波顿的话：不成熟的爱是一个在理想化和失望之间摇摆不定的故事，一个狂喜、幸福与溺毙般感受和无比憎恶夹杂的不稳定状态，在这状态中，最终找到心上人的感觉伴随着从来没有过的迷失感。不成熟的爱，其逻辑终点就是死亡，或是象征性的死亡，或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遗书反而写得比较短，内容还算丰富，共三层意思：一是我认为生命无常，死就死吧，其中还引用川端康成的散文《初秋山间的幻想》里面的话佐证：“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从迄今的努力的道路上倒退，犹如投向空中的石子，力尽之后就会掉落在地上一样。” 二是感谢这个感谢那个，主要是感激姥姥将我带大。三是表达了自己还没有活够，几乎是浪费了全部青春，挺遗憾的，同时对弟弟妹妹提出一些殷切希望。

那两周，是我在煤城两年里最为勤劳的一段时光，主要的标志就是充实，而且形象得到调整：瘦了10多斤，一脸大胡子。1989年夏天，那位和我一起买书的女孩，在北京，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有一段时间，你成熟而冷峻，身上有种高贵的气质，的确有些特别，就是那时……我对她说：那时？那时我就要死了，你还不知道呢。不过，从这件事情开始，我的身上已经具有成年人的气息，学校附近的小餐馆还以为我是教师，甚至动员我签单。至今我还欠一家馅饼店22块钱，毕业时没钱还，后来，我找不到那地方了。复查片子出来的时候，换了一位戴老花镜的老太太看片子，那时我已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也凑过去看。她说：小伙子，烟味这么大，你抽多少年了？我说：阿姨，高一开始，五年？阿姨瞪眼：我问你呢？初诊时没人问你吸烟史？我问：这有什么关系吗？阿姨。阿姨说，你回去吧，戒烟，小小年纪，肺子都抽成这样了——还和我们装神弄鬼！那天，我几乎是跑回学校的，尹永成正在操场上踢球，传给我，我飞起一脚，歪了，宿舍一楼的一扇玻璃让我干碎了，好像是108房间的，我就住那间——跑进宿舍，果然。于是，照镜子：我他妈不死了，还得活下去啊。活着多有意思。我得赶紧给人家找块玻璃装上啊。遗书只好留作纪念，但寄出的那封信已经无法追回。endprint

还是1987年夏天，当时，我正在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尽管好几十万人聚居在一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锄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在这句话被我记在本子上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散步时发现，原来前方不到10华里，就是煤城那个著名的大坑——位于这座城市的边缘，那座世界级的海州露天矿。接下来的星期天，我独自一人走到那里。当时，我站在大坑的边缘看下面，对人类的能量充满惊异，甚至有些微微颤抖。下面，一节节运煤的货车像火柴盒一样移动，若想从底部盘旋到上面，至少得四五个小时。如果将大坑注满海水呢，那肯定就是大海。我曾沿着人行道下去，下到六分之一的时候，就不敢再往下走了，太深，我对落入低谷的感觉仍然充满恐惧。我站的位置，几乎没有任何风，风是凸起的产物，在那里，平静得我连自己呼吸的声音都能听见。在大坑里滞留的那段时间，我曾经想到人与环境这个十分抽象的问题。其实，在那块人工盆地里，极容易让年轻人想到崛起、壮丽、低谷、盘旋、静止等等，这样大而无当的抽象词语。但是，像当时那样——人可以在自己同类制造的东西面前微微发抖，我还是第一次感受到。因地势极度低洼而给我带来的震撼，甚至比1985年秋天那次千山登顶还要丰富。的确，许多坚定的力量就是从低洼之处开始的。那时，我的确喜欢荒郊、黄昏、低谷和忧伤，和现在完全不同——现在我真的喜欢市区、清晨、岛屿和宁静。

重新伫立在大坑的边缘，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没有丝毫的孤独。为什么在那所学校里我感受到那样孤单，甚至有些不知所措，在那里，我已经生活一年多，其实始终是独自一人。难道这样的状态真的就是某种准备，真的是写作者必须付出的成长代价？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后来，我发现，那两年的孤独生活是自己一手创造的。当时，我就是想看看自己遭到现实挫伤的时候能保持一种什么状态——我还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吗？是否能和以往一样，我始终保持着倔强，并按照以往的方式自己处理？当时，在这个举世闻名的大坑的边缘，我大声朗读梵高的话：我必须勇往直前。停滞不前或走回头路都是不可取的，如果这样，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到头来又不得不一切从头做起。一个人有着太多的事情需要去做。虽然他们总是让我放心，但我却很焦虑，毫无方法。我只有重新投入工作，既然这是我的责任，那就只有奋不顾身地去干了……只要认真地生活着，我们将会活得轻松而少些叹息。即使在我们经历了忧伤与绝望的教训，也还可能出现重大的失误和做错许多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绝对正确的，那就是，在做了很多错事之后，依然保持极大的热情……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正好21岁，那也是我人生的春天。那时，我认为自己即时一天遭遇肃杀的秋季时也会有所不同——肯定不会和他们一样相应地丧失活力；当时，我认为自己肯定能永远保持激情、保持反抗精神；我认为自己会始终按照那些优异书籍的指引持续我的整个人生。我还记得，那是我受到学校处分的第六天下午。在大坑的边缘，我再次想起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那个黄昏，平庸得让人心里发慌。晚饭后，我常常心情烦躁，这与大脑供血不足有关。不过，现在回忆起来，煤城的两年，我的心情总是会无根由地好些或坏些，那肯定就是常规的青春焦虑。当时，我坐在寝室里吸烟，大脑几乎空白，只是室内的一些物件有些发灰——黄昏的时候，特别是秋天黄昏的时候，屋子里不开灯时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这时，走廊里有人喊：“高晖，你老乡让人打了！”一般来说，在学生的人际观念里，老乡是小于同学的概念，越小的学校越这样。在这一点上，我还是个一厢情愿的人，现在差不多也是这样，我喜欢同乡的概念。新生刚入学的第一次同乡会上，我表达过一些慷慨陈词，并将老乡观念提到革命意义的高度。顷刻，我马上跑出去。接下来，我见一位老乡——那小姑娘正在餐厅里哭哭泣泣。在场的有人告诉我：干训班有个男生，刚刚往她脑袋上倒过菜汤。我问：那人在什么地方。答曰：男寝306。我奔跑上去，对准306房那扇门飞起一脚，原来，那门锁着，人不在屋里。几乎天天踢足球的脚啊，整扇门板都碎了。然后，就是学校追查。再然后，就是我找学生处长，对他老人家说：“那门是我踹坏的，本来没想踹门，想——找人！”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高晖，你是男子汉，好样的！”不久前，我往学校打电话，问及李处长，他们说李处长已经去世。噢，李处长已经不在了。在放下话筒的瞬间，我再一次想起这件事情。很多年过去了，关于这件事情的记忆还是那样清晰。

其实，当时我完全可以先推一下门，主要是找人，踹门干什么？我也知道那是公物。但是，真的没有控制住——当时有消息说，人就在里面。没过几天，学校团委开会专门批判我的恶劣行径，校团委书记——就是那位学生处的岳老师主持会议。会议程序是岳先发言，他旁征博引，暂不提欺负女生的违法行为，专门针对我的组织纪律性展开，然后，是让我做深刻检讨。那是我迄今为止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向什么组织检讨。我坐着说，事先写个小稿，太短，不够念，就临时发挥一些。我再一次尝到片言只语读书的甜头，说话的一部分内容都是书里的。其中，我还提到自己很幸运，如果当时那人在房间里面就麻烦了，我会在他头上先浇一壶开水，然后再揍他，因为他欺负女生，这样就容易出现伤害罪。说完，我觉得挺轻松。再然后，就是各班的支部书记纷纷发言。几乎都是围绕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能无视组织纪律的存在，等等。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清。有个叫康佳的女同学说的几句话当时很让我受用，大意是：高晖这是一时的冲动而已，我相信高晖同学有能力改正这些缺点；在高晖身上体现的对女同学的保护和尊重，还是令人欣慰的；此外，高晖同学身上横溢的才华也是值得我们肯定的——她在肯定才华的时候，似乎着重强调“横溢”。那女孩俊秀、卷发，双眼迷离——半睡半醒的样子，辽东口音较重，音质不错，的确像“大珠小珠落玉盘”。当时，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也盯了我一眼，然后不慌不忙地接着说下去。最后，大会一致讨论通过《关于撤销高晖同学883班团支部书记的决定》。附加一个决定，就是校团委责成其团委委员钱园同学帮助我，以便使我及早解除处分并回到同学中来，这种工作形式被成为“一帮一，一对红”。钱园系财政6班班长，高个子党员、干部子女，形貌端庄，而且时常像宋庆龄一样挽着发髻，有闺秀气象；钱委员逻辑思维能力较强，说话有板有眼，比如肯定我弟弟时就使用过这样一个句子，至今令人难忘，原话是：“你是当代中国青年中为数不多的较为优秀的一个。”我自然愿意有这样的优秀的女生帮助我，而且觉得：这是一个较早就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责任心的人，一旦帮助我，很多事情就不再用我操心。endprint

散会的时候，我瞪了一眼那位岳团委书记，他迎着我的目光和蔼地笑了笑，我也笑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小人。后来，迟格告诉我，他当时刚从初中调来，正想好好干，你一个小毛孩儿干扰人家进步，他整治你一下也是帮助你成长。当时，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凭什么让吴祥振把水端回去？迟格又说，也许是他当时心烦，他妻子刚去世不久，带两个半大孩子过日子容易吗？我不再说话。1992年那次回学校，我又见到这位老师，他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想我也应该及早忘记。不过，我现在也敢说，至少那天晚上我没有什么错误。

在我收到开除学籍、留校查看处分的第四天，有位老师对我说，在研究给你处分的时候，周老师始终坚持：高晖的本质是好的，不过一时冲动，应该给个机会。这时，张校长很生气：冲动——他怎么没撕自己的衣服呢？那些天，我和周老师相遇，他照常微笑，我也笑了，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那时我觉得，这件事情或许对我有什么帮助呢。不久以后，我就和铁档球友尹永诚，开始与火车头队的一位退役队员踢足球，几乎天天踢，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奔跑在足球场上。尹时常请我吃鲭鱼罐头，我吃鱼肉、他总是用汤汁泡饭。生活像以前一样，我也继续思考一些与自己内心相关的问题。其实，很久以来，我并没有学会将自己作为整体的一员，对我来说，一直存在着两个并行的世界：我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现实世界，而这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呢——常常表现出敌对状态，也许，这种状况既是我读书的目的也是我读书的必然后果。那时，我已经牢记黑塞说的一段话，原话是：我理解到我对生活从来没有一点点兴趣，只是对我现在正做的事才有兴趣，这是与生活平行，拥有生活而又超越生活的事情。我对真实的东西几乎没有丝毫兴趣，甚至对现实的东西也无兴趣；只有我想象中存在的东西，才能引起我的兴趣。当我倾听在晚风中沙沙作响的树木时，对流浪的眷念撕着我的心。你如果静静地、久久地倾听，对流浪的眷念也会显示出它的核心和含义，它不是从表面上看去那样，是一种要逃离痛苦的愿望。它领你回家。每条道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步都是诞生，每一步都是死亡，每一座坟墓都是母亲。当时，读这些经典作家的书，每当遇到与自己内心相呼应的话，即时不能完全理解，我也能记住他们，然后，慢慢地融化，说不准那一天，这些句子会突然冒出来。这种办法，对我非常管用——就像大量的草在牛的胃里反刍，即使消化不良，也是在牛的自己肚子里边发生的事情，这更便于全面地汲取营养。

钱园帮助我的主要形式是吃饭、聊天，每月两三次。吃饭是她经常请我，似乎她总有花不完的钱，席间主要是她说我听；专门聊天时，一般都安排在公园，也时常会安排在足球场边，开始时也是她说我听——师生路过碰见我们，都会伸着脖子朝这边看一看，发现是我俩随即继续走路，他们都知道钱委员正在工作。总的说来，她首先肯定我，认为我是一块璞玉，但需要雕琢，而且在雕琢之后可能成大器。前提是，得按照学校的相关规定符合毕业条件，学校将这样艰巨的任务放在她稚嫩的肩上，她感觉到担子很重，但是有完成任务的百倍信心，这也是组织对她的考验。于是，她时常给我讲一些哲理故事，而且她勇于并善于使用比喻解决问题，比如，在谈到纪律和约束的时候，她说：纪律就像腰带，你想想，如果没有腰带会是什么样子呢？我说，那是穿着漂亮的连衣裙呗。这时，她就有点不高兴，说：你的问题就是经常出现庸俗化的联想。我就承认：这种毛病我的确有，而且是打小落下的病根。再比如，有一次，她运用共产党员的修养理论解释人如何增强自身修养、消除急躁情绪等若干问题，听完她的讲述后，我记得当时给她背诵过卡夫卡的一段话：真正持久的力量存在于忍受中，只有软骨头才会急躁粗暴，他们因此丧失了人的尊严。我等待，我观看。恩惠也许来，也许不来。也许这种既平静又不平静的等待就是恩惠的使者，抑或恩惠本身。钱委员当时愣了一下，说：这话说的真好，虽然我好像似懂非懂，但是什么意思呢？这下可说到了我的专业范围：我从卡夫卡的出生开始讲起，一直讲到《变形记》的诞生，故事性较强，但是声音较低，我自己都很愿意听，但还是及时打住——我得时刻留意自己的身份。虽然我讲述得比较深入浅出，但她完全不同意卡夫卡的人生观念，主要论点就是，她认为卡观念不是社会的主流观念是边缘观念，而且还建立着一种可怕的消极人生观念体系及逻辑，完全没有改造现实的力量。她说，人不能躲在自己的世界中或者与之对抗，要和这个世界融合，那么，首先就要符合这个世界的现存规范，不能由着性子来。但是，自从那次，我们的帮扶关系有一个细微的变化，那就是：在钱委员的提议下，“一帮一”关系转变为——“以一帮一为主，兼顾互相帮助”的关系。

二年级下学期刚一开始，我和钱园的上述关系取得两个阶段性成果：一是我写出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题为《中等专业学生心态特征及政治思想工作机制的创新》，整整写了一周，然后复印2份递交校方。我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学校的想法，并将希望寄托在未来。钱委员非常赞同我的做法，她说：这样你就可以光荣地毕业。果然，李处长在全体学生大会上，肯定了我的这一举措，他说：虽然文中的很多观点有失偏颇或者不具备操作条件，但，这是高晖同学回到学生队伍中的重要一步。二是钱园对我家进行了一次家访，并且当即对我妈妈表示：她愿意和我组建家庭——当时没有明确组建家庭的地点——以便于继续给我提供以她为主的互相帮助。前面提到的赞美我弟弟的那句名言，就是钱委员在那次家访时发表的。我妈妈自然高兴，这回他的作为不良群众的儿子可有希望了，其重要原因是：可以直接接受执政党的领导。还有，当时姥姥还在，而且眼睛还有些许光感。老人家一边抚摸着钱园的脸颊，一边念叨：拿出来吧，拿出来！这时，我舅妈立即上炕，将姥姥的老板柜打开，在里面翻出一样东西，递给钱委员——原来是一个花被面儿。当时，我坐在姥姥旁边笑出声来——原来，老人家是用保留多年的花被面儿，表达着对这个女共产党员的肯定。

后来，就是离校那天，我决定提前上车，突然不想去辽南访问考察，当时我非常想离开煤城。我想家，我想立刻回到我的家乡。再后来，接到钱园的来信的时候，我正在市场上卖鱼，那天走货比较慢，有些发愁，考虑是否打折。她在信中，针对组建家庭计划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明确指出形成制约家庭组建的三大障碍性因素：一是现在咱俩不在一起，两地分居怎么办？是你到我这里还是我到你那里去；二是若到你那里，你对钱没有概念而且挥霍无度，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怎么维持运转？三是就是你那说打就动手的性格，以后你打我，我往哪里走？最后，用一大段文字表达，我只是和你探讨你别生气，盼你来函和我洽谈。中心意思是：让我去海滨辽南，这样便于以后的生活。我完全同意她的观点，并且感谢她的周密设想，但是我不想去，真不想去。我清楚的记得，那天下午，我将鱼打折卖掉，然后轻松回家。到家里继续看书——还是那本始终不能看完的《梵高传》。梵高说：我想，我应该去寻找另一个女人，我不能没有爱情，没有女人地活着。要是生活中并没有一些无限的、深刻的、真实的东西，我不想留恋生活。和梵高一样，我也期待着，和自己所爱的女孩相遇或者重逢——我推测，她肯定会让我重新出发。endprint

1992年冬天，我回到那座学校。孙世鹏老师和他的妻子李莉老师请我吃饭。孙老师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中文系大学生，是我的又一位称职的语文老师。当时，他采取一种互动的授课方法——就是时常让我替他讲课。谈到我们学校的时候，由于时隔多年，我对这所学校的理解因超越具体事件而变得抽象。这样，孙老师和我重新梳理一些东西。看着孙老师冲淡的面容，我老是走神。这是一位能主动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人，也必定常常会受到现实的阻隔。后来，他离开那座学校调到省城一家重点高中，他说：还是教高中学生，成绩可以量化，能有些许成就感。那次，我还看望了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杨俊亮老师，他有一颗过早歇顶的硕大头部，教我时他也尝试教改，让我在课堂上讲，他边听边提问，说话带有独特的辽东腔调——就是这个人，让我在枯燥的政治经济学里获得过智力的愉悦。临毕业时，他给我写过一封像广告词一样的推荐信，接信的县人事局干部看完那信，笑着说：这都经济学家了，还上这儿干啥？后来，他当了校长——我同意，我同意这样的人领导那所学校。

临毕业前夕，周老师曾将我叫到家里，那时他刚刚担任校党委书记。他告诉我，准备选派我到北京中央财大读本科，然后留校当教师，先征求一下我本人的意见，然后再上会儿研究。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虽然不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但我确实愿意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工作。等到上会研究的时候，那位可爱的张校长不同意——他认为我是个捣蛋的学生，怎么能当好老师呢。最后，学校选择那位和我一起到书店买书的女孩儿，还有另外一名男生。在毕业前夜会餐上，当时，我喝了很多酒，我觉得整个校园，像摇篮一样在来回摆动。那天晚上，也是我看所有老师都一样可亲的时刻，包括那位校长和岳团委书记。酒会之后，周老师在门口等我——他具体说过什么，我大都已经忘记，但其中有一句肯定是原话：出去以后你还要遇到不少困难，但写文章可千万别扔，文章可以超越时空，不受权贵限制。当时，我有点站不稳，想说点什么又担心弄错，于是几乎用全部心思闭紧嘴巴，并且迅猛地点头。

1992年秋天，我专程回去给那位女孩儿办调转手续。省里相关部门已经同意，但那位校长就是不放人。在学校滞留的那些天，我们先后三次到校长家请愿。最后一次在他家，面对迟格的执意离开，他轻松地说：当时，不如把高晖也留下了。我微笑着回应：校长，您别扯得太远了——现在的问题是，迟格同学想从这里调出去。这次，我的态度开始激烈，有志在必得之势。于是，站在他家客厅里慷慨陈词，开始有犯老毛病的迹象。这时，他那新婚妻子闯进客厅——操起电话——要打110报警。我说你报吧，我坐在楼下等。从他家里出来，女孩儿哭哭唧唧地问我，你不会又要打人吧？我坐在校长家单元门旁，边吃西瓜边说，我已经不会打人，现在的主攻方向是以理服人。当时，如果不是满老师和他爱人出面协调，说不定得僵持多久，或许又得砸锅。现在，那位校长调到一所大学当副校长，我不知道这个烦躁而固执的前辈，现在修炼成什么样子，我真诚地盼望着他能豁达地理解生活，并开始理解教育的真正意义。

20年后的今天，仍然能够听见那座城市、那所学校的细微声响，这有些让我始料不及——它们的确就沉落在我记忆的底部，而且随时会流入我的内心，并已变成一个默不作声的路标。想起煤城往事，中年男人的纷乱情绪得到梳理和缓释，随即开始归于新的平静。这次过于紧迫的回想，会不会损伤记忆里的某种东西，我真的有些担心。20年了，有这个路标做出特定的参照之后，20年的时间变得格外明晰。而且，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确实与那座城市、那座学校有着时隐时现的精神联系，它总能成为我心灵旅行的一个驿站。这样，我愿意用心去领悟那座城市漫长的季风，并且努力区分风与风之间的差别。那两年，是我开始自我疗伤、自我启蒙并继续本色生活的两年——其实，这更符合我此刻的想法。其实，我现在的生活——就像梵高说的那样“现在我已经开始衰老，无法追回已逝的岁月，也不大可能对另外的事物发生兴趣。尽管因爱而伤的痛苦照旧存在，但已没有欲望。要说我关心的事，那就是全力以赴地画画，像我所钦佩和热爱的画家那样。”20年的时间，我从一个口无遮拦的小伙子变成一个面目模糊行动迟疑的中年男人，不过，这没关系，有时漫长的时间会像渔网一样将那些琐碎的东西滤掉，能够凸现出另外一些相对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便可以称做礼物。那么，单凭这些尚存的礼物有能力重建那段生活的骨骼吗？这只能依靠某种领悟。像卡夫卡那样，在年轻的时候，我就相信过去的一切事物和一切时刻与现在的一切事物和一切时刻的内在联系，我相信生活将作为整体永远延续下去，“我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在不停旋转的地球上，你能在某一处或某几处滞留，并且注定要留有暂时的痕迹；然而不幸的是，这痕迹很快就会被时间冲刷得干干净净。这时，你还认为有必要去想那些重要的或不重要的事情吗？确实，所有的过去的事情都变成温暖而虚幻的回忆，直到回忆主体消失那一刻为止。现在，我只能从地图上看望那座城市，我沉醉于这种有距离的观察方法，或许这是我真正理解那块空间的惟一正确方法，尽管肉眼并不清晰。但我知道，我正开始拥有关于那个地方的比例尺。我盼望着，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再一次翻开地图，在那座有风的城市上再次停留，那时，我能够看到一些更加细微而全面的东西，肯定还会与这次有所不同。那时，我的想法也会随之变得更加抽象、豁达。我知道，自己始终企望根据童年、少年、青年所形成的那些连贯的想法，过一种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在这些连贯的想法里，依靠童年经验铸就的纯洁感、纯粹感占有很大的比重，而这些东西本身就像瓷器一样脆弱；我也知道，心灵成长的过程大都是善恶交汇、泥沙俱下；那么，如果继续发生某一时刻的下陷，我依靠什么能力将自己驮上岸边？这样，就像现在，我就特别需要那种神示的力量，而且，我愿意接受足够的考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