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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海燕》

2016-01-22孙惠芬

海燕 2014年6期
关键词:海燕痛苦经历

孙惠芬,1982年在《海燕》发表处女作《静坐喜床》

我与《海燕》,写下这四个字,心情不平静了好久,以至于好几天来,都害怕去面对电脑。在我的人生中,有诸多个阶段,在某个阶段与某个事物发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关系,似乎是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事情,可是我与《海燕》,却并不那么寻常。因为在我们的关系里,有着太多隐秘的无法言说的情感,由陌生到熟悉,由希望到向往,由喜悦到痛苦,剪不断理还乱。在差不多三十多年的时光里,我渴望牵挂,我期盼靠近,我宁愿远离,我向往遗忘。而事实是,只要有人提起,哪怕只是一个字,神经顿时被拨动,心顿时澎湃激荡,并因此进入深深的怀念。仿佛她是你的血缘亲情、是你的故土故乡,根本无须用心打量,随时随地,往事和往事里的人都会涌现,在你的心灵上留下一圈圈涟漪。

与《海燕》最远的往事,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1982年,我的处女作《静坐喜床》在第5期杂志上发表。在那之前,我从不知道在我故乡的远处,有一个名叫《海燕》的杂志。我把一篇日记送到小镇文化站,被文化站老师转到县文化馆,之后在一个文学创作学习班上,经文化馆老师指点修改,又被转交《海燕》。我像一个第一次来到岸边的游水者,不知道此岸对着的彼岸在哪里,更不知道两岸之间的水到底有多深,是否能够游过。当有一天彼岸显现,一篇由日记改出的散文《新嫁娘》经多位编辑老师的润色,以《静坐喜床》的题目发表,一长串打捞我上岸的恩人名单便在我的生命中浮出水面。我的从乡村走出的第一步,从此开始,我的与《海燕》宿命般的连接,由此注定。因为作品发表不久,我就被大连市文联推荐到辽宁文学院作家班进修,而有了这两年,才有了我脱掉农民身份,进县文化馆工作的可能。虽然这一程还有很多市文联、省作家协会老师的帮助,但没有《海燕》对我的打捞,一切都是一纸空谈。

事实上,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80年代,我的很多作品都在《海燕》发表。那时候,我不知道外面还有别的什么杂志,就像我当初不知道大连有一个《海燕》。我身陷乡村,信息闭塞,我身上压着厚厚的土层,一层层拱出地面太难。我在《海燕》这块土地冒出须芽,便认定了她才是我生长的沃土。事实上确实如此,笔会、文坛、文学界,我由此入门;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小说中的现实主义、现代派,我由此打开天窗。一个不知文学为何物的乡村青年在做起了作家梦的同时,痛苦也便由此揭下帷幕:文坛是一个社会,你向往在这里如鱼得水,经验和智慧的不足却让你每每碰壁、失望;文学是伟大的艺术殿堂,你渴望快速成长为其中一员,才华和学养的不足又使你每每焦虑、痛苦、寝食难安。当然,与此同时,希望也便由此注入心灵的每一寸空间。文学是我的生命,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这么以为;后来好多年,我确实把文学当成生命,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而这,不能不说有《海燕》的启蒙。

《海燕》把我带到文学里来,我和她的关系,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三个阶段。前十年,《海燕》于我,是一本杂志,是一个个好心的编辑和老师对我的关怀,更是一个遥远的生活的别处。所谓生活的别处,是说不管她给你带来痛苦还是希望,喜悦还是向往,她都是你沉重的现实之外虚妄的存在。就像在暗夜中飞翔的蚊虫追逐远处的光―― 一个爱文学的人,不过是一只在暗夜里追逐光明的蚊虫。我向她投稿,我向她诉说,我等待着关于稿件的每一封来信,我盼望与之见面的每一次笔会和活动。在那样的年月,因为有她,我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我与文学的陌生关系得以改善,我与梦想的疏远关系得以拉近。我因此,孤独在现实之中的灵魂似乎有了一个远离现实的寓所。她看不见摸不着,却招之即来挥之不去……然而,我从来就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在命运之手推动下,混淆了现实和梦想的关系,模糊了远方和别处的关系。我是说,1995年,我居然从庄河文化局调到大连《海燕》杂志社,一夜之间,我与《海燕》,再也回不到从前。我由原来作者和杂志的关系,一跃变成编辑和编辑部的关系;由原来心灵的所属,变成了程序和秩序的所属;曾经的希望和失望,喜悦和痛苦,便统统有了新的复杂的模样。

这是我与《海燕》的又一个十年。为了能上《海燕》工作,命运之手的推动之外,还有朋友、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文联、《海燕》编辑部领导的合力支持和帮助。事实上他们合力才是命运之手的全部,我从来不能忘记看到命运呼唤时心底的兴奋和喜悦,似乎住进了《海燕》,就住进了文学的殿堂,从此,跟文学有关的所有问题、跟精神有关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彻底的解决,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这十年里,曾经的恩人、导师成了我的领导和同行,曾经的同行变成了我的作者,曾经的写作着的我变成了只能把写作当成业余爱好的我。作为编辑,因为怀揣文学的神圣感,我有从许多来稿中发现好作品的热情,却没有编辑文字的能力,虽然领导从来都对我网开一面,可因为常常没有自信而倍感惶恐;作为作者,因为把写作当成生命的全部,我希望经常获得鼓励和支持,虽然没有任何人对我实施打击和排斥,可我常常能感到身处环境的束缚和压力,尤其当写作的我把神经磨得刀刃般锋利,与体制的碰撞便有了带血带肉的痛苦。

我与《海燕》,经历了痛苦的十年,这不得不归罪于我的乡村经历。童年和少年在野地里长大,我有着一棵野草一样狂野的心,一些年来改变身份,有了工作,被程序和秩序约束,我便觉得我在经历生命的暗夜,便无时无刻不希望从暗夜里逃离。却不知道,《海燕》也是生长在程序和秩序里的一个机构。她虽然归属于文联这样的社会团体,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可正因为她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在相应的秩序中,还要经历改革的挑战,我这样的一分子,便有了四处碰壁的遭遇。

很少有人知道我在这段时光里的痛苦,就像很少有人知道我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机关人的痛苦。它仅仅是我个人的体验,在别人看来,我是在无病呻吟,可在我这里,它特别巨大。它笼罩了我的生活,痛苦在每一天都历历在目,于是,我又在我的现实中向往别处,也就是说,当我的精神寓所变成我的工作场所,我又在拼力逃离。

这是我的另一个十年。这十年里,我离开《海燕》,我开始了专业写作,我的生活没有了体制的边界,我的思想和身体都回到了童年的荒野,自由自在。在最初的时光,我喜不自胜,欣喜若狂,我甚至忍不住奔走相告,仿佛逃离《海燕》,就逃离了桎梏,就获得了解放。可在经历了相对的自由之后,我又经历了可怕的空茫,因为当你是一个在宽阔的马路上行驶的车辆,没有了与边界的碰撞,没有了跟现实的紧张关系,你也就没有了写作的压力和动力。当你成了一片飘在半空的羽毛,在突然的失控中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无措,便理所当然。

后来我知道,总能感受到生活的边界,总能感受到和生活边界的碰壁,是一颗写作的心的必然遭遇。你因为写作而敏感,你因为敏感而感受自由的受限,你因感受自由的受限而看清人生、人性、生命的存在境遇,这是上苍赐予一个写作者的福分。认识到这一点,我开始调整自己,我走出家门,走回乡村,努力去以另一种方式建立和生活的关系,这一切,与《海燕》无关。有关系的是,在我重新走回故乡大地的几年来,我常常能够想起我还在故乡大地的年月,《海燕》与我生命的重要。我怀念那样身体匍匐在现实中精神栖息在远方的青春时光,我怀念那些向我伸出热情之手的编辑老师,那些我共事过的同事和朋友……其实,《海燕》在我离开之后,也经历了在体制中的几度沉浮和挣扎。我深知我的同事、朋友们心灵的痛苦和期盼,深知为了让《海燕》仍然成为有文学梦想作者的精神家园,一些同样有着文学梦想有志向的后来者付出的艰辛和努力,因此,每期《海燕》杂志来到,看到“海燕”两个字,我都怦然心动。我害怕打开,又特别想打开,我害怕闻到书页中过往的气味,害怕看到坚持者在坚持中疲惫的神采。然而,我还是打开了,我无法逃避对往昔的追忆和怀念。经过时间的淘洗,往昔的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我打开了,重闻了往昔的美好,却并没有看到疲惫的目光,她依然精力饱满,神采奕奕。或者,她努力精神饱满,神采奕奕。

祝福你,永远的《海燕》!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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