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伦理价值与时代进路

2016-01-20高宏利

理论导刊 2016年1期

高宏利

摘要：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表明，共同富裕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理论与价值理论的有机统一，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道德价值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表现。公平的伦理正当性诉求、正义的伦理合法性诉求以及幸福的道德目标诉求是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伦理诉求。塑造新时期的政治伦理价值理念、打造新时期的经济伦理道德体系、形成新时期的社会伦理价值氛围，是推进共同富裕由理想走向现实的三条伦理价值进路。

关键词：共同富裕；价值诉求；伦理取向

中图分类号：D6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1-0044-04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的愈发便利，国与国之间空间距离的日渐缩短，西方社会的机会均等化引发了东方社会的极大关注。在中国，从20世纪的教育公平到当前的利益公平，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发生在社会各领域的改革浪潮正在引发一轮又一轮关于公平的讨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中，妥善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不仅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分配的伦理原则问题，其最终实现是一个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实现相一致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需要党带领人民创造相对于资本主义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化成果，更需要使这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配符合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可以说，我们党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不单单是一个经济学、政治学抑或是文化学的命题，在深层次上，它更是一个伦理学命题。

一、共同富裕思想的伦理内涵

自古至今，充满智慧的中华儿女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以及构建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从《礼记》中的“天下为公”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再到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从康有为的《大同书》到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莫不是如此，而共同富裕就是千百年来大同理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度浓缩与集结体。我们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来源于中国5000余年灿烂而厚重的历史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思想，将大同思想发扬光大、凝聚集成者，当属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孔子一贯主张为官为政首先要利民富民，要以民为本，要尊重民众，建立“大同”社会。他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在重农轻商风气盛行的封建社会里，孔子如此高调地表达出诸如“追求富贵、追求物质利益是人们正当的要求” “商业行为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鼓励人们的经商行为”等呼声，这需要勇气，更要具备对社会发展进行深度审视、判断以及对人伦道德进行深刻观察的大智慧。除孔子之外，还有一大批的文人志士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建立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极具借鉴意义的理论观点。荀子主张“兴天下之同利”（《荀子·正论》），董仲舒则认为“天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春秋繁露》），晋代的傅玄明确地提出“仁人在位，常为天下所归者，无他也，善为天下兴利而已矣” （《傅子·安民》）。无论是“以利辅义”，还是“以义制利”，虽然这些民富安民的观念都或多或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且多是基于迎合封建统治者所需，但不可否认这些传统中国社会中文人志士对义与利的有益探讨，一部分至今仍被后人所认同和继承。[1]

从语用学意义上分析，共同富裕包含彼此有机统一的两层含义。其一，必须具有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契合的社会物质财富；其二，这种已然集聚的物质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所采用的方式是共同占有。邓小平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特点并不是饥饿与穷困，而是温饱与富裕，并且是全体人民共同的温饱与富裕。” [2]138显而易见，缘于社会成员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性，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平均分配，亦不是社会成员在时间上的同时富裕和在程度上的同等富裕。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通过体现在先富、后富的致富方式上的差别，激发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后通过政府有计划的调节与制衡，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共同富裕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先富带后富”的形式，必须走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的发展道路。

虽然物质财富在总量上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道德与不道德之分，但当物质财富涉及到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时，其伦理内涵便自然显现。无论是封建制度下“富民安邦” “均贫富” “重义轻利”等思想，还是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和谐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都闪耀着共富思想的光辉，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内涵。共同富裕的前提是物质财富在总量集聚上的富足，因为这是基础，是前提，人只有解决了衣食住行的温饱问题才能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欲望。平等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之一，现代社会进步的基本特征就是人和人之间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实现。毛泽东把这种平等描绘为“所有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面前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3]429也就是说，你可以是一个贫穷的农民，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你可以和一个富裕的商人一样，平等地拥有生产资料，并利用这些生产资料通过自己的辛苦劳作获得更多的生产资料。社会学意义上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大家的、全体人的、共同的富裕。共同富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渴望，更是对人性的尊重与解放。它主张在相对的、有边界的自由氛围中，最大化地激发与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自由是人们在相对层面上为致富而进行权利的使用、手段与方式的选择时，没有了以前落后的体制上的束缚以及思想上的禁锢。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提出“使所有农民都要富裕”是中共共同富裕的最初表达。在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互助” “合作” “平等”的伦理印迹，无论是走农村合作化道路的主张，还是大家要在特殊历史时期吃一锅饭的平均主义，都是他在建国初期内忧外患背景下对如何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团结人民大众、如何协调人与社会共同发展所进行的思考。邓小平把共同富裕提升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伦理价值取向贯穿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始终，并把反对平均主义和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坚持公平的原则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看似有失公平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理念，其实是对新环境下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伦理原则的最好诠释，是对劳动者权利和尊严的极大尊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群众的需求作为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梦以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思想，深化和发展了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正如习近平所说，在现阶段共同富裕的现实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而是立足中国实际的全体民众的勤劳致富和自我发展之梦。只有真正实现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习近平对共同富裕思想的创造性发展还在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归结为党的共同富裕思想实现的价值导向，把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彰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为民众所遵从和向往。

二、共同富裕思想的伦理诉求

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承继了中外思想家关于人类大同美好愿景的思想精髓，把中国人民的现实需求作为其政治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诠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幸福的伦理价值诉求。

1.公平的伦理正当性诉求。自古以来，人们对公平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代汉语词典》把“公平”界定为“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公平和公正、正义是同义词。有学者认为：“公平、公正、正义、公道是同一概念，是行为对象应受的行为，是给予人应得而不给人不应得的行为；不公平、不公正、非正义、不公道乃是同一概念，是行为对象不应受的行为；是给人不应得而不给人应得的行为。”[4]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公平问题着墨甚多，他认为每个人各司其责、各守本分、各守其续、各得其所就是公平，具体说来，公平就是在一个国家内，每个人必须担当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获得他应得的那一份财富与奖赏，专注自己的事情，不去干涉他人的事。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公平应为获取收入或财产的机会的均等，而非收入分配的均等。在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妥善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这不仅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5]

马克思认为，符合人类本性和人类普遍利益的价值观应是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满足所有社会人的权力。在当代中国社会，共同富裕语境中的公平不仅关乎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执政党行政伦理的基本准则。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才能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思想的实现。在共同富裕思想体系中，公平的印迹可谓无处不在。它不仅是规范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更是社会公众追求美好生活、实现自我价值的基本诉求。

2.正义的伦理合法性诉求。在人类历史上，正义可谓是一种最令人神往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把“公平”理解为人类生活趋向的伦理原则的话，那么“正义”则是这种生活趋向的伦理合法性基础。西方思想家的论题几乎都涉及正义问题，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的艺术”，是人的一种美德，是明辨是非的品质。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隶属于善的道德品质，是对善的维护。正义所要维护的东西一是共同的利益，二是每个人的具体应得利益。康德曾说：“如果正义荡然无存，那么人们就不再值得在这个地球上生活。”[6]中国思想家首次论及“正义”一词的当属荀子，此后在儒家学派的发展进程中，相继把“正义”理念阐发为“富民”与“均富”、尊重私利、“制民恒产”、教育公平等基本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正义作为一项重要价值范畴包括个人层面的正义与社会关系层面的正义，前者表现为个人具有的正义美德，后者则表现为社会的正义制度。正义品质是现代公民应具有的一种底线道德品质，它要求每个人都做好各自分内的事情，而不干涉他人的正当利益。在理性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公民的道德品质亦呈现出多元化，但正义品质作为其它诸多高尚道德品质的基础，更易于实践。[7]正义与公平关系密切，公平作为一个以平等为原则的概念蕴含于正义概念之中，是正义的基本原则。[8]

在社会发展的有机体中，共同富裕首先要解决的是物质方面的富裕。在进行物质财富积累进程中唯有遵循正义原则，物质需求与物质创造之间的矛盾之争才不至于演变为利益与道德的历史悖论。在制度层面，通过法律的强制力，对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行为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让每一份收获、每一分钱的取得都合法；在道德层面上，通过教育的教化、文化的熏陶、德行的滋养，在社会各领域产生道德制约力，让致富有道、富裕有理。共同富裕思想本身就内涵正义的伦理价值观，正义的伦理合法性理念又反过来不断地规范人们的致富行为，使得社会发展更快速、更健康、更和谐、更稳定。

3.幸福的道德生活目标诉求。每个人对幸福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幸福是什么？它是一种感觉，一种状况，一种意向，抑或是一种态度？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幸福就是至高的善，是德行；中世纪的幸福要到天堂里寻找；文艺复兴时期的幸福则是人性的彻底解放。康德由衷地感叹到：“幸福的概念如此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的清楚、条理一贯。”[9]311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幸福与道德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幸福既是一种心灵体验或者是对生命的领悟，又是一种生活方式。儒家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淡然，道家认为幸福在于放空自己的心灵，而佛家则认为幸福是一种心灵的修行，一种对肉体、人生以及生命的领悟。《辞海》中将幸福定义为“在为理想奋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和体验”。[10]

当前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愈来愈高，对幸福的追求已然成为了个人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的主题，幸福感、幸福指数也逐渐被纳入政府评价体系，用来评估和衡量政府作为的程度。在价值观取向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一些人把温饱、平安、健康看作自身幸福的基础，一些人则把职位提升、收入增加视为幸福的标尺，更有甚者直接把贪欲的满足等同于幸福，把钱与幸福划等号。可见，人们追求幸福的态度或者是对幸福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本人的价值目标与行为取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质上是13亿中国人的幸福之梦，是13亿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个人幸福观与民族复兴梦想的中国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把“人类大同”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不切实际，以清晰的图景描绘了人类社会会朝着“共同富裕”以及“共同幸福”的发展目标前进的价值指向。那么，共同富裕是否就代表着共同幸福呢？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不断出现解决、又不断出现解决的运动过程，而共同富裕恰恰是人类为解放生产力以及调试它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频率而进行的伟大的尝试。幸福可以说是每一个社会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共同幸福则是国家层面上的终极价值追求。[11]简言之，在共同富裕思想体系中，其终极价值、最高价值、核心价值便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这个共同幸福同时也是整个社会主义的道德灵魂之所在。

三、共同富裕思想的伦理价值实现机制

共同富裕思想的实现需要一定的伦理价值机制作为内在道德原则保障。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具有经济与道德的双重合理性，它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所必需积累的物质财富的必要性，更体现了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的公平。全体民众唯有在物质富足、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全社会对其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公平、正义理念的理解与支持，进而自觉地参与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来，共同富裕才能真正由理想走向现实。

1.发挥共同富裕思想的社会道德教育机制作用。共同富裕所彰显的道德原则不等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继承中的道德选择。我们必须构建起共同富裕思想的道德教育机制，使这种经济伦理的基本原则内化为人民群众的内心诉求，共同富裕思想才能从根本上获得激发社会发展的现实活力。为此，我们必须构建起从政府的伦理价值理念的道德教育价值到社会公众的伦理价值理念的教育机制，营造出社会主义所特有的经济发展的道德保障机制，共同富裕才具有现实的活力和实现基础。十八大以来，我国针对一些诸如贪污腐败、在位不作为、机构办事效率低下等问题进行了专项整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和成绩。但众所周知，高压措施可以对政治主体的政治行为产生震慑，却无法建立起源自内心信仰的道德认知。通过长期复杂、全面系统、细致入微的制度改革，坚持以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抓手，通过社会道德教育不断增强政治主体的忧患意识、公仆意识、节俭意识，拥有真诚之心和清廉之风的党员领导干部才会以更多的精力和财力，去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社会公众的伦理价值理念的教育机制的构建而言，则要借鉴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选择和惯常遵守的道德实践载体，把普通民众中帮扶济贫、扶贫济弱的道德典型发掘出来。毋庸讳言，对普通民众道德事迹进行理论的提升和总结，是当前学术界所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难题。真正的智慧蕴藏在民间，而公平正义的实现价值当然也是建构在民众日常道德取向的基础之上。

2.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机制作用。市场经济无疑对释放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活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益主体的开放意识、竞争意识以及自主意识已经潜移默化地积淀到国人的经济基因之中。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市场经济自身不可能产生以利他原则为主导的道德机制。换言之，市场经济本身不具备分辨善恶是非的能力，这就是市场经济本身所存在的道德悖论。对个体利益运行发挥到极致就是物质主义的泛滥和盛行，被后现代主义宣称死掉的人，在现代化进程中则变成了生产的工具、自我的异化物、消费的机器以及权力的对象的人。在市场经济框架中建立起彰显共同富裕的公平正义原则的经济利益关系和经济体制，建立一个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体现“可持续发展”与“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塑造新时期的经济伦理道德体系显得迫在眉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是实现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面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步骤。[12]建立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不仅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更是迫切之举。在中国社会整体处于转型期的严峻形势下，政府的自身职能应适时转变，加强法律、制度以及信用体系建设，引导人们自觉承认经济主体在市场中的自主性、平等性、互利性、竞争性，遵循等价交换、互利互惠、公平与效率、责任与诚信等经济行为原则。建立起新时期的经济伦理道德体系，创造和谐健康、稳定有序的经济发展氛围，方能为实现共同富裕及其伦理价值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环境。

3.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舆论评价机制作用。以消费文化为表征的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主流意识形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地影响甚至是侵蚀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权。在这一进程中，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发展自己的同时积极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及良好的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主导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和消解，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也会受到侵蚀。正如休谟所言：“人们承认所有人都同等地追求幸福，但是在对幸福的追求中成功者寥寥；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心灵的力量，心灵的力量使他们有能力抵御当前的舒适或快乐的诱惑，推动他们追求更长远的利益和享受。”[13]23共同富裕思想伦理价值的实现需要在社会层面形成人们广泛认同的，符合人们认知、情感、道德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社会伦理价值氛围。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形形色色的价值理念涌进国门，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在新的价值观念、道德体系没有形成之前，一些人是在精神迷茫中迷失了方向并产生了失范行为，也有一些人则是置社会道德于不顾而有意制造失范问题。无论是无意识的失范行为还是有意识的制造失范问题，都会对共同富裕及其道德伦理价值的实现产生消极影响，需要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共同富裕价值观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对其他社会价值观的价值整合具有积极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立足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社会主义本质以及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倡导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公平正义、文明先进、人民民主以及共同富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影响从社会到个体伦理价值观的正确建立，进而形成新时期的社会伦理价值氛围，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共同富裕思想伦理价值的实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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