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月

“贫二代”，是相对于“富二代”的叫法，是指在中国改革开放环境下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社会分层，在改革开放中的普通工人、农民以及未能享受政策带来的财富的人依然贫穷，将这类人称之为“贫一代”，而他们的子女由于基础环境差，同时得到教育少仍然未能摆脱贫穷，称之为“贫二代”。2015年年初，《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在中国已经发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产生了“贫二代”：“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如果不想办法改变这一情况，贫富差距便会趋向稳定化和制度化，成为一种很难改变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

大学生“贫二代”未来堪忧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委托有关单位开展的一项针对1200名接受过资助的贫困学子的调查显示，受资助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困难，呈现“常态化贫困”趋势。从困难类型上看，父母双方均有收入来源的家庭占61.7%，其中大部分是父母双方务农（46.3%）;32.3%的家庭仅靠父母其中一方的职业收入;另有6%的子女，从父母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经济支持。家庭供养率（家庭人口数与家庭劳动力数比值）高，平均值达到2.85，意味着1个劳动力要供养接近3个家庭人口。而致贫因素上，职位收入低是主要因素，家庭变故位居第二。即使父母双方都有工作，家庭的收入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成为一种“常态化贫困”。

在调研中，有学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没机会。”这份调研报告指出：“机会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机会。他们曾经将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现实是这条路越走越难，不少专家认为我们的教育体制已逐渐失去了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3年应届生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从毕业生的城乡来源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成为就业最为困难群体，失业率高达30.5%。

农村贫困大学生是“贫二代”中颇引人关注的群体。高失业率意味着大学4年的书本知识并未给他们带来一份体面的工作，意味着他们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意味着“贫二代”中本来最有希望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这一部分人，他们的梦想还未出发，在现实面前就已经折损。对受调查的受资助农村贫困家庭大学生而言，很多情况下上大学需要以牺牲父辈的生活为代价，背负着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期望，压力颇大。

另一方面，许多贫困大学生毕业了没人给指导，没有太多可靠的信息源，父母都是田间地头的农民，除了认识苞米黄豆哪还认识像样的社会资源？没见识没门路也没钱，农村出来的孩子对父母、对自己都有着很复杂的情绪，既自卑又自负，很多都不愿听父母的建议，况且父母也给不出什么建议。

专家分析，近10年来，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社会底层劳动者的收入增长严重滞缓，这是造成“穷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体制障碍让社会流动机会减少、流动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现代社会流动的最主要机制，然而，由于高校扩招后全面收费以及就业难的出现，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教育向上流动也越来越难了。

对于农村大学生的未来，相关人士呼吁，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阻止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富悬殊折射残酷社会机制

外来民工，为了生活，带着淘金的心情，离乡背井来到陌生的大城市谋生。可是，下代的教育难题却摆在了他们面前：他们的子女，那些“贫二代”们，因为有着贫穷的民工父亲，他们无法在大城市办取户口;他们无法读正规的公立学校;他们受尽歧视，无法正常交友;他们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他们也许要忍受饥饿，病痛难熬……

虽然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第一产业，可是有些农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他们仍然是社会中的贫困群体。在当代，仍然有很多农民的子女因没钱不能读书或中途退学，他们无法选择地成为了人们口中的“贫二代”。他们在田地里日晒雨淋，把对读书的渴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这些小孩，似乎被命运诅咒着，一世当农民，就世世当农民，即使他们心里有着许多的不愿意。

留守儿童是贫二代的主力军。农村留守儿童现象的产生来自于家庭和社会两个方面。一方面，家庭的贫困，使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走出农村到城市务工;另一方面，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制以及社会对农民工不公平的待遇，使广大农民没有办法及能力带着孩子一起走进城市。即使勉强带孩子在大城市打拼，户籍、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同样困扰着他们。

有评论员称：“穷二代的处境，可以通过蚁族之类的生存状态了解一二。”评论者表示，“穷二代”的生活是件可以过下去、但活得相当痛苦的事。工资收入一直也跑不赢飞涨的房价;他们与父母两代人都被房地产绑架了，不仅付出全部积蓄，还要背上多年的债务才能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未来并不确定，每个月的收入要精打细算才能支付，一旦没有了目前的工作，连缓冲的积蓄都可能没有。

人们对财富和地位的“世袭”现象如此敏感，以至于影响了对未来的想象——“穷二代”是否应该生出“穷三代”。

近日，一名女性网友又在天涯上发帖：“已经生了穷三代的穷二代，你们对得起你们的孩子吗？”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发此类帖子了，此前的一番言论更是引发议论无数。据说，她和丈夫是“因爱情而结合”的大学同学，丈夫月薪2500元且工作不稳定，还要做近20年的“房奴”，因此她认为，生孩子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与其让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我倒宁愿不让他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已经是‘穷二代了，孩子成为‘穷三代的可能性绝对在95%以上。”

由此可见，贫二代所面临的残酷生存现状不仅影响到大学生就业，还影响到今后的结婚与育儿。因此，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就成为破解农村大学毕业生困境的关键。而这又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大学，要设置更合理的专业，更多的教育和引导，让他们找到奋斗的方向，提高他们的综合实力。企业在招聘的时候，也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问出身，对所有大学生一视同仁。此外，国家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大学生“贫二代”的上学和就业支持，给他们提供更多、更合理的助学贷款，给他们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贫困大学生的就业信心。endprint

贫穷是最不该被继承的

“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是多么响亮的一句口号。如今，这句曾经被无数人奉为真理的话语，却引来了诸多质疑。近年来，很多大学毕业生发现，一定程度上来说，决定他们就业状况的不再是成绩、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套用一句网络语：“找工作变成了比拼父辈财富和权势的‘拼爹游戏”。据某媒体在北京、浙江、河南等地7所高校进行的一项调查，500名受访者中有70%的人认为，在就业应聘中或多或少遭遇过来自家庭状况的压力，65%的应届毕业生表示最担心家庭状况使自己在求职应聘中处于不利地位。

今年7月，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安平公共传播公益基金为一个大学贫困生助学项目作影响力评估报告。报告指出，助学行动已经帮助受资助学生在诸多方面发生改变，贫困的先赋影响已经在受资助学生身上得到有效地消弭，助推他们成功地进入大学，实现“鲤鱼跳龙门”这一关键一跳。受资助学生的信心指数的提升，将会带给学生对于学习、生活以及自己未来的强大动力。

调研的主办方同时发布《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社会发展信心指数》白皮书。根据该白皮书，社会发展信心指数，指通过诸多指标的综合测量，指向受资助大学生对自身未来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信心。指数能够揭示受资助大学生群体处于的具体生活环境和其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发展态度和信心。

调研主办方对受资助学生的家庭情况、学业情况、心理健康、社会支持、未来发展、恋爱状况、资助效用、爱心传递等诸多方面进行测量，通过系列的加权和汇总计算，得出90后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社会发展信心指数为80.4分。

根据调研，父辈的职业分化、民族差异、生源地区别、学校所在地的不同、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流动方式、年级的增长，都没有在学生的社会发展信心上造成明显分歧;甚至在经济状况稍好与稍差的家庭之间、在完整家庭与不完整家庭之间、在农业户籍和非农业户籍之间，受资助学生均表现出大致相同的对社会发展的正向判断和积极态度。“换言之，在社会信心这个问题上，没有哪一个子群体明显落后”。

调研的组织者认为，一方面，社会整体的快速前行和流动机会的多样化，在普遍意义上给了当代大学生更充分的社会信心;另一方面，对于贫困家庭大学生的社会资助，在相当程度上弥合了由于先赋因素带来的现实生活中的鸿沟，也极大程度地、整体性地提升了受资助学生的社会发展信心水平。

该白皮书指出，提升受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社会信心，不仅仅是依靠单一的某个主体，而是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连接的平台，需要通过互联网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打破阶层的固化，促进社会的流动，提升社会发展的信心。受资助贫困大学生不仅自身参与协同合作中，还可以带动更多社会主体的参与，促进更多社会资源的倾斜。这不仅能够提升受资助贫困大学生本身的社会信心，更能够提升社会各个阶层的社会发展信心。

“贫二代”所反映的问题似乎道出了很多普通百姓的心声。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更多80后步入而立之年。是有房有车，职场得意，还是婚姻美满？一个“立”字，让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面临沉重的压力。贫穷的继承是可怕的，如果贫穷者缺乏改变命运的机会和机制，其危险性更加可怕。改变命运，“贫二代”既需要自身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全社会共同的支持与搀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