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明

仇上，眼下中国还没这个概念，分析起来无所依附。但仇富、仇官等现象和因此引发的分析较多，以此为基础展开来谈，应在合理范围。但无论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基于“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追溯，还是著名学者易中天先生关于“国人不仇官，只恨不仁不正”的现实分析，都把结论放在“国人不是仇官仇富，是仇不公平不公正”这一层面上，没有往前再进一步，即：如何才算公平公正；如何让国人真正感觉到公平公正。

前不久，顶层的国企改革方案出台了，很多人为此叫好，但也有学者指出，这一方案是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结果。国企属于全民，国企改革方案只由几个集团、为数不多的一些人参与制定，而究竟是怎样一个决策过程、各方又是如何妥协的等，均不为民众所知，民众只是看到了一个结果，那他们怎能最大限度地认为这一方案是公平公正的呢？

可见，所谓公平公正，有一个不能舍弃的前提，即透明公开。一个事关民众利益的方案，为何要制订、征求没征求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以什么原则制订、目的是什么、制订过程是怎样的，等等，如果这些元素集体缺失，尽管制订方一再声称这是公平公正的，那民众也不会认可。整个制订过程都在暗箱里，民众又怎能认可方案是公平公正的？让民众处于“无知无觉”之中，反过来又说民众仇官仇富，典型的一个萝卜两头切。

所谓透明公开，不仅是一个技术手段，更是现代社会理应具备的最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民主社会中，把一切放在阳光下，任何方案、措施等，都要接受所有利益不同者的审视，你不可能也不敢只照顾一方的利益。让民众参与到利益博弈中，过程虽然会长，但最后结果一定是普惠的。

反过来，少数集团或少数人暗箱中操作，虽然结果也可能接近普惠，但由于过程隐秘，民众会由猜测而怀疑。加上很多方案过于原则化甚至假大空，实施时，实施者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会偏向有权有势者，民众的怨怒自然而然会产生。怨怒指向从来都很具象，比如官员和富人。仇官仇富现象就此出现。又因为官与富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方面都在民众之上，逻辑上可以概括曰：仇上。上与下通常总是表现为资源上的非均衡配置。因此，仇上的核心便是对资源分配和资源占有机制和现状的不满。

中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当然包含民众知情权。落实民众知情权是最大的透明公开。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要提高领导机关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写入政治报告；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做了重申。可见，透明公开是多么任重道远；化解仇上的社会情绪，又是多么离不开透明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