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法国著名反垄断法和劳工法律师和政治家，曾任法国农业部及贸易部部长及经济、工业与就业部部长。

2015年11月在巴黎爆发的恐怖袭击和不断涌入欧洲的难民潮，不过是北非和中东地区激烈的政治及经济紧张局势的最新表现。而且这些事件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其他地区，各种冲突也不断爆发，导致全球近6000万人流离失所。

除此之外，2015年很可能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沿岸导致了大量气候灾害。而美国利率的提高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正进一步激发全球不确定性和经济大幅波动。事实上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已经大幅下跌，与大宗商品价格的跳水一道，构成资源型经济体的危机。

全球经济如此不景气的原因之一是，虽然雷曼兄弟公司已经倒闭七年之久，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依然无法确保。金融部门的不堪一击依然困扰着许多国家，而金融风险正在新兴市场国家不断积聚。

综合以上各种因素，2016年的全球经济增长将是令人失望和不均衡的。全球经济的中期增长前景也遭到削弱，因为潜在增长正在被生产率低下、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遗留问题所拖累。高负债、低投资、脆弱的银行继续令一些发达经济体步履蹒跚，在欧洲尤为如此;同时，许多新兴经济体则持续面临着危机后期政府主导的信贷和投资热潮所带来的后遗症。

但是，这种前景其实受到正在产生全球性溢出效应和倒流效应的重大经济转型的极大影响，尤其是中国向一个新增长模式的过渡，以及美国货币政策的逐步正常化。这两个转变是必要且健康的，它们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而我们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尽可能有效而平稳地处理好它们。

中国已经推出了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以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并寻求以缓速、安全和可持续增长为特征的“新常态”。这种增长更多依靠服务业和个人消费，而减少对大宗商品资源密集型投资和制造业的依赖。但是，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正面临着一个微妙的平衡：既要推行这些艰难的改革，又要保持需求和金融的稳定。

这种转变的一个溢出效应在过去的这个夏天已有所展现。在那一时期，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恐惧导致商品市场进一步受抑，并在一些依赖于中国需求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引发了相当幅度的货币贬值。由于国内投资减少，中国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例如，该国目前消耗了全球铁矿石的60%——将有所下降。这将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长期低迷，为此，政策制定者们，尤其是像澳大利亚和巴西这类主要的商品出口国的决策者，则需要谨慎行事。

第二个重大转变与美联储加息的决定有关。尽管美联储明确表示，利率预计将在一段时间保持低位，这种转变反映出美国经济情况的好转，这对全球经济也是个利好。低利率使投资者四处寻求更高回报的产品，促成更多金融冒险行为以及对股票、主权债券和企业信用债券的高估值。因此美联储也面临着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实现利率正常化，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市场混乱的风险。

这里也存在着潜在的溢出效应。美国利率持续上升的前景已经导致了一些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升高，其中就包括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这是对全球金融状况做出必要调整的一部分。但这一进程也可能因固定收益市场的结构性改变而变得很复杂——其流动性更差、更脆弱，也很可能催生市场反应过激和产生混乱。

除发达经济体之外的国家相对以往来说都对高利率有了更好的准备，然而我却对它们缓解冲击的能力感到担忧。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用大胆的反周期财政和货币措施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通过使用这些缓冲策略，它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带领全球经济继续前进。在过去的五年里，它们已经贡献了全球增长的近80%。

但是，这些政策的启动通常伴随着私营部门金融杠杆的增加，同时许多国家已经积累了更多的债务——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因此美国利率上升和美元走强也会体现出货币错配的情况，导致企业违约，并恶性蔓延到银行和主权国家。

然而我们知道，这些转型的下行风险可以通过支撑需求、维护金融稳定并实施结构性改革来加以管理。除了美国以及（有可能）英国以外，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将继续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应该在其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溢出风险，并确保它们发出的市场信号都能清晰体现这一点。

同时，欧元区可以借助充分解决价值约9000亿欧元不良贷款——这也是其中一项尚未解决的金融危机主要后遗症——来提升其前景。这样做将使银行增加对企业和家庭的信贷供应量，从而提高货币宽松政策的效力，提升经济增长的前景，并鼓舞市场信心。

新兴经济体需要提高对大型企业的外汇风险监控，同时还应借助宏观审慎工具来强化银行对企业杠杆和外债增加的抗风险能力来确保金融稳定。

在全球层面，我们亟须完成和落实监管改革议程——尤其要注意提升对非银行机构或影子银行透明度的要求和监督。同时还有另一项主要工作，那就是对尚不完善的系统性全球性的金融机构决议框架进行升级。

在财政方面，各国应该采取灵活的政策，该政策应尽可能有利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建议那些有空间使用财政刺激政策的发达经济体借此提高公共投资，尤其是在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方面。可靠的中期财政计划依然是优先事项，对美国和日本来说尤其如此。

那些财政政策有回旋余地的大宗商品出口国应该用这一空间来为价格下调铺路。其他国家应该依靠促进增长型的财政再平衡——例如，实施税收和能源价格改革和重新设置支出项目的优先级，包括保护那些最易受改革影响的国民。

大宗商品出口国，如智利、哥伦比亚、挪威和博茨瓦纳都利用了商品市场的繁荣以强化自身的财政框架以应对冲击。这令它们在必要财政调整过程中拥有更强大的控制力，从而能够保持增长。这对其他国家是有益的启示。

最后，所有国家都需要通过改革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基础设施、教育和卫生保健系统，以及贸易政策，以提升自身经济结构。当然，实施这些需要深思熟虑而精明的决策，特别是在增长较低和不确定性较高的阶段。而且，鉴于目前所面对的许多问题是整体性的——如气候变化、贸易、移民和全球金融安全网，因而加强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我很高兴地看到，这种合作精神在2015年9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上有所展现，并在12月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再次呈现。同样，中东和欧洲的难民危机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这也是一个影响到每个人的经济问题，对此，我们都有伸出援手的义务。

2016年世界面临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如果能够有正确的政策、领导力和充分的合作，我们完全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并使所有人都因此而受益。

回望2015年，世界危机四伏。地缘政治的平衡和全球化经济体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把巨大的不确定性带进了2016年。

亨利·基辛格堪称20世纪伟大的外交家。然而，当这位92岁的“历史老人”论述世界秩序的时候，他不无谨慎地说，“我现在明白了，历史的意义需要探索发现，而不应断言。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时认识到今后仍需公开讨论这一问题。”

新年之初，当《中国新闻周刊》邀请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杰出人士展望2016年世界发展的大势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约而同地着重阐述了中国。

当基辛格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中国还只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到了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正在崛起。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之后，中国必然在重构世界秩序上有所作为。

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冲突导致了世界的复杂性，尽管如此，经历了丛林法则的人类社会，其目标终将是约束战祸，共同发展，实现平衡。要在意识形态存在如此分歧的世界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是这个时代的困境。同时，也是政治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应对挑战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