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底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新常态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揭示了我国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经济发展创新的客观规律。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方位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是以重要战略机遇期为背景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应当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对发展全局具有重大意义的特定历史时期。目前我国仍然处于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从国际大环境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时代主流。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出于意识形态和维护自身霸权地位考虑，大肆宣扬“中国发展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危机论”，企图遏制和诋毁中国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利益交融深化，相互需要的关系日益突显，中国对世界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强，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利，力争谋求和平与发展。我国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仍然是有利的，机遇大于挑战的局面没有变。从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看，一方面，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下行压力在不断加大，新矛盾和新困难在不断涌现；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6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7%的速度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大大加快，我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也取得了宝贵的经验，经济进一步向好的方向发展态势没有变。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看，我国制造业体系完整、能力强，基础设施完备，国内市场潜力巨大,科教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加快改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制度优势显著，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重要战略机遇期还会延续一段较长时间。正是基于这一历史判断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我国经济新常态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提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6年以年均9.7%的高速运转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一，中国经济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这不是人为的，是由中国现实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首先，劳动力供求关系明显变化，人口红利基本结束。2010年开始我国劳动力人口（16-59）逐年下降，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净减少371万人。其次，能源资源对经济增长约束增强。我国人均可再生淡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缺水，人均石油天然气可开采储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10。2014年我国重要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攀升，石油为59%，铁、铜为70%，铝为50%。再次，土地日益稀缺、成本快速上涨。2014年全国主要监测城市综合地价3522元/平方米，为2000年的2.34倍。其中，商业服务业地价6552元、住宅地价5277元、工业地价742元，分别是2000年的2.41、2.72、 和1.90倍；最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日益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健康水平。这些条件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必然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增长。

第二，需求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最终消费成为第一拉动力。2012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比投资高出1.4个百分点，2014年，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51.2%，2015年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0%。

第三，三次产业的比重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标志着我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占比为48.2%。第三产业更快发展将给中国带来重大变化，吸收就业会增加，经济稳定性会增强。这一趋势也从国际经验上得到了验证。

第四，产业结构调整明显加快。一方面，高耗能、高污染、产能严重过剩的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平板玻璃加速调整，产量下降、价格下跌、利润下滑。2015年上半年，焦炭、烧碱、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耗能产品产量同比分别下降3.4%、1.9%、5.3%、4.2%。原煤产量同比下降5.8%；另一方面，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加速发展。2014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2013年增长12.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0个百分点。2015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6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深邃的战略定力,提出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和正在发生着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重大变化。他要求我们要从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认识这一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的核心任务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转变发展方式始终是核心任务。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转方式、调结构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2014年12月他在江苏调研时又指出：“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是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他强调，关键还是要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中高速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增长已从高速转为中高速，这是追赶型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正常现象，必须理性看待。但也应看到，世界上不少国家进入这个阶段后，经济持续下滑，社会矛盾激化，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追求高速度，并不是不讲速度。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均GDP在世界上居于后列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保持6%以上的中高速稳定增长，不仅是我国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条件，而且也关系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实现，关系到我们能否成功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那么，如何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呢？随着生产要素供给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依靠粗放发展拉动增长行不通了；随着世界主要国家需求下降，依靠外向型经济拉动增长行不通了；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依靠劳动低成本竞争的增长行不通了。显然，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增长方式必须转型，否则不仅无法保持经济增长持续，而且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迈向中高档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低廉的要素成本参与竞争，处于所谓“微笑曲线”的低端，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增长的质量不高。我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这种低端增长的弊端进一步凸显，一方面跟新兴市场比，我们已经没有了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优势；另一方面和发达国家比，我们在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方面暂时还不具备明显优势，处于所谓的“不上不下”的阶段。内外环境的变化，倒逼我们必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以质量的提升对冲增速的放缓，把经济发展推向“质量时代”。首先，产业结构要转变，使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其次，需求结构要转变，使国内居民消费需求成为增长的持续动力；其三，收入结构要转变，增加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以不断提高其购买力；其四，发展动力要转变，使科技进步和创新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这些转变，加快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可持续增长，从注重总量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经济结构升级，使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迈向中高档。

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实现经济发展迈向中高速和中高档，既是我们跟上时代发展大趋势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的前提。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难免会经历社会阵痛，有些地方会陷入发展困境，有些企业会被淘汰，有部分职工会丢掉工作岗位。但要看到，这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成功转型，我们才能迎来一个有更高质量和效益的经济模式，才能大幅提升我国在世界产业结构中的位置，创造出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岗位，才能获得更加优质持久的发展。

新常态发展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创新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更加主动地进行改革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只有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才能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迈向新水平。五中全会将“创新”和“改革”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创新”和“改革”将作为两个重要发展路径，贯穿于“十三五”规划实施落实的始终。五中全会要求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未来五年的发展基点必须放在发展动力、发展空间、发展战略、发展体制等的创新上，要以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路径、创新的体制，来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发展新体制，其中的关键又是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创新必须通过改革来实现。实现创新发展必须破解任何束缚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构建创新发展新体制，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创新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方式；必须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和分配制度；必须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政税收制度，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必须加快建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体制机制，完善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各种创造活力都得到充分发挥，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更成熟的发展水平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