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莹

【摘 要】民歌一系自古有之，至明代则“涌上地面”几成大观之势。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而晚明却人欲“反扑”天理，独树一帜，形成晚明文学革新思潮。学界向来将此间理学以“宋明”并称，元代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而被隐没。然元有“一代之文学”——散曲。作为过渡的一代，其社会思想无疑会对文人创作产生影响——将“民歌精神”渗入散曲。本文试以晚明情形为潜在参考，旨在力图对元散曲与民歌一体之关系作一点梳理认知。

【关键词】散曲；俚俗；民歌化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021-02

任半塘先生《散曲概论·派别》中有云：

就散曲言，梁沈之所谓南词，固绝不足与元人北曲对峙，即冯、施之业，亦承元人余绪，未足以云分庭抗礼也。若明人独创之艺，为前人所无者，只此小曲耳。[1]（p1101）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惟散曲继承元代的余绪，犹能振作精神，颇有成就”这一论断与任先生“承元人余绪”之语意味相似。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中认为，明代“文人散曲中时而出现‘小曲，已是普遍现象”且“文人作小曲已成某种风气”。周玉波师《明代民歌研究》在讨论晚明韵文民歌化问题之时，亦认为“散曲是一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既是“风气渐盛”，自然易形成一种“倾向”。可以想见，明代民歌俚曲对当时文人散曲的渗透，继而有“民歌化”这一趋势。

关于元代文人诗歌与民间小曲的“合流”现象，李昌集《散曲史》这样说道：

元散曲，在文人诗歌系统中，可谓口语化程度最高，其“俚语化”一流（尤其是吟唱风情之曲），直与小曲同类。其中潜映的事实是“小曲”在古代一直兴盛不衰，并对文人诗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2]（p406）

遗憾的是，由于元代“‘小曲没有系统而丰富的资料存世”，无法得知其详，故笔者论题只说“迹象”。而从李昌集所言“元代若干无名氏的散曲——至少其中有相当部分完全可以认作是元代的‘小曲”可知，民歌在元散曲中确实留下了“印记”。这是本文进行论述的前提，下文对“民歌化迹象”的产生作大概的思路整理。

任先生《散曲概论》语：

只就散曲以观，上而时会盛衰、政事兴废，下而里巷琐故、帏闼祕闻，其间形形式式，或议或叙，举无不可与此体中发挥之者。冠冕则极其冠冕，淫鄙则极其淫鄙，而都不失其为当行也。[1]（p1077）

诚如周师《明代民歌研究》中所说，“曲与民歌，是大有渊源的”，散曲与民歌更是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内里的共通，在元代特定的文学背景中，使二者的“结合”犹如“金风玉露一相逢”，衍生出散曲这一文学史上的“风流韵事”。当然，元代散曲成“一代之文学”乃多种因素共同促成，但若无民歌俗曲这一“暗流”的“刺激”，散曲的体制终究如何，谁也无法想象。

吴梅先生《南北戏曲概论》云：

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词……同时诸调词行，即变为曲之始。①

李昌集认为“这是一个立足于文学本体的敏锐之见，是对散曲文学发源的正确论断”。然散曲并非在元代突然出现，而“民歌时调与文人创作的结合是散曲一体进入文坛的决定性因素”。关于散曲的形成，李昌集道：

从散曲本身形式发展史的角度观察，散曲独特语言形态的形成，乃是民间歌手和文人阶层共同创造的结果，是诗歌的民间形式与文人形式的复合。曲体的散文化语态特征，根源在其母体——民间歌辞。[2]（p216）

如果说“文人与民间曲唱的结合是散曲输入文坛的主要途径”的话，那么秦楼楚馆就是二者间最重要的“中转站”。古代文人的周边总少不了歌伎的身影，不独元代如是。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她们或明或暗地让古典文学多了一重韵味。没有那些勾栏瓦舍，里巷俗曲向文人层的扩散会艰难得多。然二者能够结合的深层原因，则离不开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换言之，主要是元代文人地位的改变。

朱经《青楼集序》曰：

我皇元初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弄风月，流连光景。[3]（p20）

朝代更替，异族入主。汉家王朝的覆没于文人而言，其耻辱之大几近于“‘祖坟的被掘”。学界皆云元代无科举，或无正常科举制——“时举时停”。这直接导致文人地位的失落。当此之时，他们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失败者”。从文人到平民，地位变了，心态也就无可避免要变。所谓的“断肠人在天涯”，与其说是游子的慨叹，不如说是有元一代文人的心声。他们失落，同时又不甘心。昔日文人的王国已成“彼岸世界”，他们被逼入了世俗的“此岸”。然而在精神上，他们对传统文人价值的追求和向往却从未停止过。“虽‘俗而雅，身在世俗，‘心则避之”，世俗生活从未完全真正融入他们的世界，甚至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排斥的。“兼济天下”，如今他们已是身在天下。挣扎呐喊也好，浅吟低唱也罢。他们的“顾影自怜”中已难以阻挡地带有世俗生活的意味，即“以世俗生活、世俗情趣为表现对象”。

余英时所著《中国文化史通释》提及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一段话：

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4]（p283）

苏轼评论晋人之病，说他们“意以谓心，迹不相关”。所谓心迹不相关，也就是罗宗强先生所说的“口谈虚玄而入世甚深”：

用老庄思想来点缀充满强烈私欲的生活，把利欲熏心和不婴世务结合起来，口谈虚玄而入世甚深。得到人生的最好享受，而又享有名士的声誉。潇洒而又庸俗，出世而又入世。[5]（p196）

一定程度上，东晋士人与元代文人有着同样的境遇——政治生活中的被“边缘化”。宋明两代理学发达，明代更是很好地继承甚至超越了宋代。而元代近百年的统治由何种思想维系？这种思想对宋明两代理学之承继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学界至今未有确切说法。文学即是人学。王骥德《曲律》中“人情原不相远”一语，是对当时南北民歌融合很好的诠释。“散曲民歌化”进程受文学思潮、社会风气等多种因素影响。对元明两代文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人情使然。从文人角度出发，亦是自我的一种需要——人情所属。即如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所指：

寻个好生涯，是士人世俗化的一种趋势。首先是要生活，而且是要有好的生活。那些游离于仕途边缘的士人尤其如此……同时，他们又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人生道路，以入仕为正途。他们是徘徊于士人的传统人生道路与世俗人生之间的一个群落。[6]（p162）

同样是进入世俗世界，晚明文人似乎没有元人那么多的被迫和无奈。除却科举制度，亦或与两朝不同社会风气及其他因素有关。由宋至明，程朱理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许是晚明革新思潮声势之浩大，触目所及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将“重自我、重个性、重情欲”当成其时思想之主潮。但身处世俗生活中的晚明士人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其“浸润”，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促成散曲民歌化这一“倾向”。民歌俚曲如同一股暗潜在文学中的清流。当时机合适，这渠“活水”纵然无法如浪花般翻涌，其激起的涟漪也定会打破平静，即便最后仍要终归平静。

古代文人从来都是“壶中岁月，梦里功名”，元明之人犹然。无论是文学自身的规律，还是文体发展的需要，至少对作为创作主体的文人而言，民歌都只能是“配角”。即便如袁宏道，晚年亦有此语：

不绝欲亦不纵欲，不去利亦不贪利，不逃名亦不贪名。人情内做出天理来，此理近道学腐套，然实是我辈安身立命处也。[7]（p976）

就像民歌，在结束了“刺激”这一使命后，它“仍旧回到自己的位置”安身立命。诚然元曲经历的“刺激”无法比拟晚明的“气概”，但民歌在散曲中留下的痕迹是抹不去的。

注释：

①转引自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然并未发现吴梅先生曾著有此书。今见王卫民编《吴梅戏曲论文集·曲家通论·家数》中有此一段：“金元以来，士大夫好以俚语入诗词，酒边灯下，四字【沁园春】，七字【瑞鹧鸪】，粗豪横决，动以稼轩、龙州自况。”至于李先生所谓“同时诸调词行，即变为曲之始”由何而来，尚有待查证。

参考文献：

[1]任中敏.散曲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3]夏庭芝.青楼集笺注[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罗宗强.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6]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7]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

饶 莹（1990-），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民歌与戏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