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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对胡适及其思想的认识与思考

2016-01-12周良发

关键词:季羡林认识胡适

摘 要: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建国初期胡适思想批判存在诸多偏误,致使季羡林站出来为其正名,希图为国人呈现一个真实的胡适。在他看来,胡适是杰出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但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家,只是热衷政治的一介书生。梳理季羡林对胡适及其思想的认识和思考,对今后的胡适研究仍有助益。

关键词:季羡林;胡适;认识;思考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5)05-0022-05

收稿日期:2015-04-16

作者简介:周良发(1979-)男,安徽六安人,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

季羡林(1911—2009)先生虽自谦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他无疑是当代中国极具权威的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专家,如今他与金克木先生一起雄踞印度学领域之巅峰,令人高山仰止。除了译介大量印度文学、佛学典籍,季先生还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学术文化随笔,记录了他与众多学者或深或浅的交谊以及对一些师友情真意切的追思。在诸多同道师友中,季先生对胡适(1891—1962)尤为敬重,先后四次专文追忆这位比他年长20岁的师长的学问人生及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细细品读季先生关于胡适的文章,或许能从中寻绎出一位后辈学人视域中胡适的别样风采。

一、着力为胡适正名

建国伊始,中国共产党出于意识形态整合的需要,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三次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运动,包括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俞平伯红学研究和胡适学术思想的批判以及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在这三次思想批判运动中,因胡适毕生宣扬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致使我们党对其展开全国性的大规模批判,希图更好地普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通过对胡适思想的全面审查和清理,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界的主导地位起到若干积极作用。然而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学界对胡适采取完全否定的策略,故在批判过程出现人身攻击和肆意曲解的现象可谓屡见不鲜,“殊不足以服人”,没有“一篇真正能搔到痒处的文章”[1]61。

有鉴于胡适思想批判存在的诸多偏误,季先生于30年后著文着力为胡适辩护,希图为当代国人呈现一个真实的胡适。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季先生开门见山地指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是一个起过重要作用但争议又非常多的人物。”[2]256言下之意,虽然胡适学术思想纷繁庞杂一时难以厘定,但他在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勿容置疑。季先生之所以著文“为胡适说几句话”,盖因学界有人指责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在他看来,真实情况却非如此,故“禁不住要说几句话”,以廓清胡适并未忠诚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

理由之一是胡适没有一味地服从国民党 胡适不赞成共产革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也不是国民党员,毕生崇尚自由民主,即便为国民政府做了很多事情,也始终保持党外人士的身份,笃定“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3]349。诚如季先生所言:“他(胡适)服膺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他崇拜的是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只要不符合这两个尺度,他就挑点小毛病,闹着独立性。对国民党也不例外。”[2]257典型的例子是,胡适1929年6月10日在《新月》杂志发表《知难行亦不易》对国父中山先生“知难行易”提出异议,遭到国民党文宣系统与党务系统猛烈回击和围剿。虽然“围剿”很快黯然中歇,但胡适的道德勇气可嘉。

理由之二是胡适积极宣扬“好人政府” 1922年5月胡适草拟《我们的政治主张》,得到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丁文江等文化名宿的充分肯定,共同署名并发表在《努力周报》第2号上。这是胡适首篇政论文章,也是他组建“好人政府”的首个行动纲领。此论一出,学界的反映一如继往地褒贬不一。有人调侃难道有什么人主张坏人政府?故认为这样的主张没有现实意义。这种观点也许值得商榷,然季先生却觉得另有深意,那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下而提倡好人政府,其中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2]257。1930年1月出版的《人权论集》收录胡适《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一文,再次要求批判政党和领袖的自由。

季先生的理由颇多,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道来。学界有人指出胡适之所以与国民党产生分歧,目的在于与其讨价还价,但“这起码表明胡适不是国民党蒋介石的忠顺奴才”[2]258。解放初期批判胡适思想时,有人提出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是“小骂大帮忙”,即胡适通过“小骂”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用来迷惑人民,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他又反过来为国民党捧场做事。对此言论,季先生显然不能认同,觉得“这样的‘理论未免低估了中国老百姓的觉悟水平”。若“把胡适说得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以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要危险,还要可恶,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2]258

行文至此,诸君也许心生疑问,那就是季先生何以理直气壮地为胡适辩护?对于此等疑虑,季先生不厌其烦地细数学术和工作上的事例为胡适正名,试举二则:在学术上,胡适奖掖学术青年。1946年季先生回国赴北大任教,校长胡适对其才学颇为赏识。季先生刚到学校即投入佛学研究,不久写成《列子与佛典》一文请胡适品鉴,据说后者连夜看完并立即回信大加赞赏。能够得到学界耆宿点赞,这对处于学术起步阶段的季先生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在工作上,胡适爱护青年学生。解放战争期间,北大等高校学生纷纷罢课上街游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遭到政府当局的大肆逮捕。作为北大校长,胡适虽不赞成学生罢课干预政治,但为保护学生毅然挺身而出。甚至为了释放被捕学生,他曾动用与李宗仁的私人关系。这些事情虽有的亲历有的耳闻,然却给季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胡适没有盛气凌人的架子,也没有唯我独尊的气势,有的只是一位师长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二、季氏眼中的胡适

近年来,随着胡适著作以及胡适研究 胡适著作主要有《胡适文集》(7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12卷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日记全编》(8卷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胡适全集》(44卷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胡适研究主要有《胡适研究》(李敖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胡适传论》(胡明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罗志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的密集出版,人们可以从中管窥胡适为学为人的大体样貌及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卓绝贡献。季先生因做过胡适的下属且深受后者的赏识而交游甚密,故能够近距离地体察胡适的点滴细节,力图为今人还原其被历史遮蔽的本真面目。在他看来,胡适是杰出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但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政治

家,只是热衷政治的一介书生。

(一) 作为学问家的胡适

季先生认为胡适首先是一位学问家,并将其学术著作概而分为六大类:(1)早年的《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2)整理国故和《国学研究》;(3)以《说儒》为中心的《胡适论学近著》;(4)关于神会和尚的研究;(5)关于《水经注》的研究;(6)考证旧体长篇小说并为之作序,以及红学研究、《白话文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等。季先生细致周详地罗列胡适的学术著作,旨在依此探寻其一生的思想承师与学术脉系。

在他看来,第一类早年研究能够管见胡适学术思想的理论渊源:一是深受乾嘉考据学派的影响,二是受到西方语言研究的濡染,尤其是“吾”、“我”、“尔”、“汝”人称代词具有西方语法特点。第二类整理国故是胡适“再造文明”,进而推动“中国文艺复兴事业”的必经阶段,但是国故需要借助西方学术方法加以整理(“输入学理”)。第三类《胡适近学论著》之《说儒》历来被视为儒学研究的力作,此文以章太炎《原儒》为前导,综合名学方法与历史方法而开辟了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第四、五类关于神会和尚与《水经注》研究,胡适用力甚勤(“可以说是半生以之”[1]51),再度展现其整理国故的毕生祈愿。第六类考订传统小说并为之作序,特别是在《红楼梦》考证和《水浒传》考证方面,季先生认为胡适的贡献卓绝且影响深远。

作为同道中人,季先生虽对胡适某些学术著作(比如《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颇有微辞,但不得不承认他对现代学术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治学方法与考辨材料上的卓见,对后辈学人的启迪至深且远。

(二) 作为思想家的胡适

季先生指出,不管是哲学还是思想,胡适都没有构建缜密的理论体系,严格说来,他不能算作纯粹意义上的思想家,故称其为行动思想家或者思想行动家。换句话说,胡适毕生都在行动,而且是基于自己思想的行动,无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学术思想创制,“执大旗做领袖的人物,不能不说是胡适”[1]52。在他看来,这些“名垂宇宙”的功勋是纯粹思想家难以企及的。

作为行动思想家,胡适的思想谈不上博大精深却也颇具特色,季先生从纷繁庞杂中条分缕析出四点特征:

一是思想来源中西兼容。胡适幼年在家乡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熟谙中国古代典籍,少年赴美留学,数年浸润于西方文化与民主政治,故其思想兼容中西文化。正因为思想上杂糅中西,导致胡适时有相互抵牾之论,比如他是“打倒孔家店”的急先锋,却又极其尊崇孔子、朱熹等儒家,故有“最后的一位理学家”(唐德刚语)之誉。

二是思想观点偏于激进。季先生认为胡适的思想有时流于偏激,甚至偏颇。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等人掀起新文化运动,由于得到广大知识青年的支持和拥护,旋即席卷全国。盖因倡导白话文,胡适毫不客气地判了文言文“死刑”:“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我认为文言文在那时已不止是半死,事实已全死了;虽然文言文之中,尚有许多现在还在用的活字,文言文的文法,也是个死文字的文法。”[4]330

三是思想方式假设求证。提及胡适的思想方式,人们自然会想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季先生认为,这10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1]57。从事学术研究,大胆的假设或设想往往是必不可少的阶段,否则学问难有重大进展。但是假设只是解决问题的初始,尚需伴以小心谨慎的求证。因为有些问题异常复杂,没有确凿证据,就不能妄下定论。就此而言,胡适先“假设”后“求证”的致思方法对“青年学者有深远的影响”[1]58。

四是思想核心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查理·皮尔斯、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三位大师的精诚努力,终成美国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1915年9月20日,胡适从康乃尔大学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哲学,实验主义成为其毕生的哲学信仰。季先生认为,胡适的治学方法正源自于此,是“他从杜威那里学来而加以简化和明确化了的”[1]56。虽说实验主义并未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太大影响,但胡适的知识考古学无疑拓宽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视阈。

(三) 作为政治家的胡适

胡适毕生挚爱学术研究,但又心怀家国天下,时常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游移,故季先生称其为“政治热心家”。季先生作出这种判断,源于胡适对政治的态度及其在政界的表现。

首先,胡适毕生热衷政治。胡适赴美留学主攻农学,政治与其所学可谓风马牛而不及,但他听了讲述美国政治的课程之后,“立即迷上了美国的政治”[1]59。此时胡适对政治的认识尚浅,觉得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民主,而美国政治正好体现了这个最高目标。虽然胡适对美国的政治情况不甚了解,却积极参加美国人的政治集会,“佩戴支持什么候选人的袖章”,当他看到“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1]59。胡适留美期间参与选举活动,增进了他对政党政治的兴趣。“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治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美国两次大选,对我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4]210

这里的“不感兴趣的兴趣”只是胡适对自己热衷政治的辩驳,后来他数次介入政治生活自然使这种辩驳消解殆尽。

其次,胡适参与政府工作。1917年7月,胡适归国途中深感国内出版界、教育界与学术界的沉寂,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命的基础”[5]363。然国运多舛、民族危亡还是唤起这位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遂使他多次参加政府工作。其中有两件事必想大家耳熟能详:一是驻美大使。1938年7月,国民政府与蒋介石致电胡适邀其担任驻美大使,后者思虑数日复电表示同意:“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3]365-366尽管胡适不是职业外交家,但在驻美期间多次发表演讲,呼吁美国出手帮助苦撑待援的祖国。二是参选总统。1948年底,国民政府自导自演了选举国大代表和总统的喜剧,并把胡适卷入其中。关于胡适参选总统之事,坊间众说纷纭流传甚广,据说除了李宗仁致信邀约,王世杰亦传达了蒋介石“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的意见。翻阅胡适日记可知,他本人对此态度游移不定,先是认为自己“真没有信心”而动摇,后又倾向于接受这个“伟大的意思”。但在季先生看来,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政治手段”,“胡适却真信以为真”[1]60,后来的事态发展也充分验证了这种观点。

政治通过文化将权力内在化,无痛地在每个人身上留下烙印,兵不血刃地解除那些自诩清醒的思索者的武装。胡适对自由的不懈追寻,到头来只在政治的裹挟下被更紧密地捆绑在时代的限定性上,并未真正突破现实的种种藩篱,其对自由的热望最终只表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隙的自我欣赏。

三、胡适墓前的追思

上世纪末,耄耋之年的季先生应邀赴台参加学术研讨会。虽然来去匆匆,时间甚短,但季先生还是抽身前往胡适墓陵凭吊寄怀。斯人已逝余韵犹存,故国往事俱上心头。

(一)奖掖后进,彰显师长风范

积八十余年的人生经历,季先生认为个人若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与机遇。关于前两者,季先生言之简洁,自认为约略具有,然论及机遇,则言之甚详。他说:“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1]411此论虽不乏谦逊之意,但与几位学术前辈的相遇无疑让季先生终生受益,比如清华大学的陈寅恪、哥廷根大学的西克教授、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等。在这些学术前辈之中,季先生对胡适尤为崇敬,尊其为有着“知遇之恩的恩师”[1]411。兹举三例,以为说明:季先生留德回国时能够顺利地进入北大工作,正是陈寅恪的推荐和胡适的赏识与接收;季先生对印度文化与佛经的兴趣,则与胡适趣味相投,后者曾作《荷泽大师神会传》,并对前者所撰《列子与佛典》赞赏有加;季先生年纪轻轻即成为北平图书馆学术评议会委员,乃是胡适大力举荐的结果。除了提携季先生,胡适对周一良、杨联陞、傅斯年等后辈学人亦关爱提挈。

(二) 解放前夕,从容淡然离去

1948年12月中旬,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兵临城下,隐约可闻国共双方的枪炮声。作为北大校长,胡适从容淡定地作了简短的演讲,“只有喜庆的内容,没有愁苦的调子”[1]409,甚至戏称城外的枪炮为校庆鸣礼。庆典仪式结束,胡适辞别北大师生,从容登机南下。关于离别的情境,季先生套用李后主的《破阵子》加以描绘:“最是仓皇辞校日,城外礼炮声隆隆,含笑辞友朋。”[1]409不曾想,这竟是他与胡适的生死诀别。大陆随即解放,胡适由台赴美,然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如意,“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后在蒋介石等人的盛情邀请下,胡适由美返台,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胡适晚年的生活虽说差强人意,然也“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 [1]409。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可以接续此前未尽的学术事业尤其是一直寄挂于心的《水经注》研究。只可惜仁者不寿,1962年胡适猝死于宴席之间。

(三) 墓前追思,犹忆书生本色

季先生指出,虽然他与胡适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但后者的亲切和蔼模糊了身份上的差异,故而觉得“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中国人常说“盖棺定论”,是说一个人的功过是非只有死后才能做出相对客观的论定。胡适离世三十余年后季先生仍觉得他只是书卷气十足的一介书生,尽管他曾做过驻美大使,也当过北大校长,还任过国大代表。季先生如是说:“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他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1]416在他看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试举一则,以表一般:胡适晚年倾心于《水经注》的收集与研究。一次北京图书馆召开评议会,胡适因事需提前离席。会中有人忽然提及《水经注》,不想竟使他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由于会议主题偏离,胡适不仅未提前离场,还兴致极高,甚至有“挑灯夜战之势”[1]416。

拜谒胡适墓陵,年迈的季先生浮想联翩感慨万千,遥想当年《为胡适说几句话》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心中唯觉抱愧于适之先生。其实季先生过于自责了,是年思想解放不久,学界的状态又是乍暖犹寒,如何评价胡适等人的思想尚存争议,能够站出来为胡适“说几句话”已是难能可贵之举。纵观其一生,季先生没有写出系统的胡适研究专著,只有四篇文风质朴而干净的学术随笔,但这点滴思绪仍可见他学术心灵的充溢与感情的流泻。时光流转,季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五个年头,可是他对胡适为学为人的精深之思还在绵延。今天的学术研究者,都应该有季先生那样的情怀,那样的担当,从季先生身上汲取慧识和勇气。在此意义上说,文章梳理季先生对胡适及其思想的认识和思考,对今后的胡适研究仍有助益。

参考文献:

[1] 邓九平.季羡林散文全编(5)[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2] 邓九平.季羡林散文全编(2)[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3] 胡明.胡适年谱简编[C]//胡适文集(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4]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C]//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胡适.我的歧路[C]//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范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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