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樑　李晓义

摘 要 21世纪中美俄战略关系出现了新态势、新特点、新走向，它集中体现了世界最具实质性的结构变化。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战略大三角关系随战略威胁的变化而转移，一直具有不平衡性；从发展趋势来看，有利于王道，不利于霸道；从自身发展、实力消长及力量组合来看，显然不利于孤独的一方；从博弈方式来看，经典零和博弈让位于对冲而复杂的博弈；从战略设定来看，性质将决定成败，主动性抑或被动性各异；从实际走势来看，竞争、冲突、合作三者并存，目前以带有冲突性的战略竞争为主，但不会坠入“修昔底德陷阱”。

关键词 中美俄 战略关系 新态势 新特点 新走向

21世纪的世界正经历着趋势性变化。西方世界趋于下降，新兴世界趋于上升，是最具实质性的结构变化，其中最具指标性意义的是大国兴衰及其战略组合。

当代有实力或潜力成为超强国家的有三个：中美俄。美国是现实中的超强国家，虽呈下行走势，仍念念不忘世界领导力；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现正将潜力转化为实力，崛起指日可待；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经是超级大国，目前正进入艰难的复兴准备期，前景尚不明朗。随着三大国实力兴衰蜕变，战略意识相映成趣，相互关系跌宕起伏，战略大三角变幻出新的图形，一幅全球战略形势新动态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

一、 战略大三角新特点

当代中美俄（苏）战略大三角关系的演进有迹可循，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特点和走向。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战略大三角关系随战略威胁的变化而转移。

冷战伊始，美苏走向对抗，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尤其是爆发朝鲜战争的背景下，中国作为相对弱小的一方与苏联结盟，战略大三角关系出现了中苏对抗美国的态势，美国处于下风，在朝鲜、越南等地连遭挫败，及至中苏矛盾大爆发苏联成为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中美苏战略关系大逆转，中美联合抗苏，内外夹攻，苏联解体。

接着，中美俄战略关系进入盘整时期。从1990年代至2000年代，美国企图用融入战略收服中国、用欺骗战略慑服俄罗斯均告失败，中俄迅速走近。

随着中国崛起和乌克兰危机爆发，中俄相继被美国视为战略威胁，中国成为美国战略焦虑的头号对象国，俄罗斯则与美国发生了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三国战略关系迅即重组，中俄快速靠近，形成对美不利的战略对接态势，联合抗衡美国的战略压力，这种态势将延续数十年，美国忧虑中俄打造战略轴心，视之为美国最大的梦魇。米尔斯海默指出，将俄罗斯推入中国的怀抱，是最最愚蠢的战略行为。这是奥巴马在国内遭到战略性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只会加剧中美俄战略竞争。

从这一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这个战略大三角具有不平衡性。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等边三角形，而近似于一个等腰三角形，二长一短或曰二大一小，就像过去美苏+中国，现在中美+俄罗斯，战略走势似乎总是对孤立的“一长”或“一大”不利，促使它走向衰败，就像过去的苏联和现在的美国。这也许是历史的趋势或宿命。

其次，从发展趋势来看，有利于王道，不利于霸道。

就综合运用软硬实力的领导力而言，历史上最好的是中国，现实中曾经是美国，而今美国越来越缺乏强力领导世界的公共精神，美国模式不再具有吸引力，世界警察自我膨胀，独断专行侵蚀了它的领导威信，霸道路径越走越窄，越来越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相反，中国崛起及其发展模式和国家治理能力石破天惊，创造了历史奇迹，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越来越密切，上升中的中国顺应历史大趋势，积极进取，显示出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贡献的强烈意愿，选择了引领、贡献和合作共赢的王道路径，道路越走越宽。历史大趋势将决定未来的成败。

第三，从自身发展、实力消长及力量组合看，显然不利于孤独的一方。

美国走上国力相对衰落的不归路，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可以借助的西方整体力量也在下跌之中，甚至出现英国“转向中国”这样的事，尤其是掌控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能力下降，却极力排斥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结果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西方金融大国不顾华盛顿的不悦，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现任IMF副总裁、原美国资深财政官员戴维·利普顿罕见地承诺说：“我们的管理体制必须全面改革，以便更好地反映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015-7-25

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世界式微，是历史趋势逆转中最具本质性的结构变化之一，西方应对的关键在于其选择。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第二个原因是，事实证明它不能适应权力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美]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480页。针对今年G7峰会，东道国德国媒体尖锐地问道：“一个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参与的峰会，能找到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答案吗？”

与此相反，中国在新兴大国群体力量及其国际影响快速上升的背景下迅速崛起，走合作共赢之路。俄罗斯虽然目前只在地缘政治上排在前列，但终将开始步入复兴进程，中俄战略协作1+1﹥2，金砖五国也已搭建了合作平台，进一步增进新兴大国之间的金融和开发合作，共同形成了一股上升力量，为改善和完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采取了重大行动，并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四，从博弈方式来看，经典零和博弈让位于对冲而复杂的博弈。

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是一种经典的零和博弈，具有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而今中美俄战略大三角关系则有所不同，中俄战略协作是新兴大国间的合作，并非传统结盟，美国施压只是中俄战略联合的外部动因，中俄接近具有内在驱动力，双方需要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创新路径，改善世界秩序。虽然中美俄战略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存在着零和博弈的因素，但一定程度上的竞争、冲突、合作共存，形成一种对冲而复杂的博弈。

从现象上来看，美俄博弈依然在地缘政治搏击的历史怪圈中打转，不断向对方“秀军事肌肉”，这已经成为美国与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较量之所需，但毫无疑问双方都不是热战的狂热支持者，发生实质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小。尽管美国传统的同盟战略对中俄构成战略威胁，但它并不想真的开战，而中俄也只是实现有限的战略协作，显示出高度的灵活性和优越性，避免把美国转变成真正的敌人，以至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

中美博弈正在进入新常态，主要转向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竞争。奥巴马公开表示，如果美国不牵头制定新的贸易规则，中国就将成为亚太贸易规则制定者。TPP成为美国的撒手锏。

中国是最大的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它必然要在未来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的改革、制定以及议程设置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国除了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还提出“一带一路”构想，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等，反映了新兴国家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进展缓慢的失望，以建立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加以弥补、互补和完善，这遭到美国的强力反对，亚投行成了象征规则制定权之争的集中表现。前世行行长佐利克等人明确指出，美国回避或反对亚投行是个战略错误。

这种最为典型的表现迥异于过去大国之间正面的权力冲撞。这种博弈在某种程度上是“良性的”，比直接的权力对决甚至军事对决要好。况且，无论中美，还是美俄，并未停止接触和合作。

最后，从中美俄战略设定来看，性质将决定成败，主动性抑或被动性各异；从实际走势来看，竞争、冲突、合作三者并存，目前以带有冲突性的战略竞争为主，但不会坠入“修昔底德陷阱”。

二、 美国的战略布局

美国政治体制失灵造成国家由盛转衰的颓势，美国模式失去了基本动力。美国前总统卡特认为，美国不再是民主国家，美国只有寡头政治。我们的政治体系已经遭到颠覆，它只是用来为主要的献金者提供回报。

[美]埃里克·朱斯：《卡特说得对，美国不再是民主国家》，[美]赫芬顿邮报网站，2015-8-3。美国进入了权贵统治的新时代。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来，国内矛盾重重，两党持续恶斗，政府屡次关门，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和社会改革受到严重制约，奥巴马政府“内向”趋势明显；国外危机重重，中东空前大混乱，“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地缘政治重新回归亚欧，蜕变的西方式民主自由和“华盛顿共识”成为世界动荡的根源，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大量提供国际秩序这类公共产品。美国领导角色的合法性、有效性和持久性越来越受到全世界质疑。尽管现存国际秩序为美国所确立，但美国已经很难主导这个国际体系，更多地只是被动地应付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建构一个世界新秩序。

虽然奥巴马政府鉴于前10年间美国外交政策脱轨的深刻教训，相对“克制”和“收缩”，奉行“不干蠢事”的原则，提高出兵门槛，避免鲁莽地进行军事冒险，尤其要避免一场成本高昂且风险巨大的新战争，但是仍然难以摆脱这样的“魔咒”：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其他国家的崛起”，从而在亚洲或欧洲出现一个潜在霸权。因此，推行“低成本”的维持霸权战略，遏制作为战略对手的中俄发展，并阻止两国战略联合挑战美国缔造和主导的世界秩序，便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

美国强化以它为中心的大西洋/西太平洋同盟体系，构建以TTIP/TPP 为核心的新全球经济体系，力图把东亚、太平洋沿岸地区和欧洲重新整合在美国麾下，重塑霸权，钳制中俄。

美国把亚太作为战略重心，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经济的重心移到了亚洲，它的地缘政治必然会随着地缘经济而转向，另一方面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重点防止中国在亚洲“称霸”。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史蒂芬·奥林斯指出，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也是一个失败，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

在亚洲美国并未采纳布热津斯基的战略远见：“在亚洲，美国要合作性地参与到一个多边体系之中，谨慎地支持印度的发展，稳固地与日本和韩国联系在一起，耐心地与中国扩大双边和全球合作，这样美国就会变成最好的平衡支点，从而维护新亚洲在崛起过程中的稳定。”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88页。

美国并未成为平衡支点，反而成为地缘政治天平一端的砝码，对中俄采取战略“平衡”和战略“威慑”，挑起并直接介入冲突，滥施政治、经济、军事压力，甚至力图重新确立军事技术上的压倒性优势，其目标虽然宏大，无奈军费不足、技术不足、能力不足、伦理不足，不仅难以重建对中俄的绝对优势，反而暴露了美国军力的危险性和脆弱性。由美国引发的三国竞相研制高超音速飞行器就是一个缩影，美国想以此垄断常规战略威慑能力，却不料被中俄突破，达成了新的战略平衡。

目前，美国已将TPP 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支柱，国防部长卡特甚至将其战略重要性比作“航空母舰”，其战略性质不仅是全球经济的，也是地缘政治的，用TPP一位官员的话说，“TPP是一个只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2015年10月5日TPP谈判达成基本协议，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并在投资、服务、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劳工等广泛领域统一规范，其显著特点是全覆盖、高标准，这个“超级FTA”囊括全球经济总量的40%，将重塑和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并对全球贸易规则产生深远影响。

TPP达成协议后，奥巴马随即在声明中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规则，应当由我们书写这些规则。他称TPP是应对中国在亚洲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的一个手段。美国政府明里暗里一直将TPP的矛头指向并未参加谈判的中国，企图阻止中国成为亚洲经济的核心，但西方媒体指出为时已晚，TPP排除中国是大错。中国已经成为TPP多数成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与主要亚太经济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中美经济依存度高企，中国对TPP、TTIP采取开放态度，并建立了双边信息沟通机制。一个TPP不足以撼动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实力和超群地位。实际上，TPP 未来发展前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参与。此外，TPP是否一定能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新工具也在未定之天，亚太国家对此并不热衷，不愿选边站，而是两面下注，对任何可能得到的利益来者不拒，都不想把亚太的重大问题地缘政治化，这是大家最普遍的心态，出现这些现象是世界大趋势使然。

美国候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2015年7月9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提名听证会上点名称，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斯兰国”是美国面临的四大威胁。

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2015-7-9。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公开树敌过多是非常不明智、不必要的，因而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对此不表赞同。克里国务卿否认中俄对美构成现实威胁，国务院称俄中是美国在若干问题上与之交往合作的大国。负责政策的国防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娜·沃穆思称美中关系有很多方面“极具合作性”和“有竞争性”。

韩联社华盛顿电，2015-7-13 。但这并不能掩盖美国面临的以中俄为核心的几大战略性问题。

美国的战略主攻方向显然是中国，美国需要中国，更要防备中国，从本质上看美国对华战略的力度最大。邓福德对中国的判断深刻反映了美国对华极度失望和战略焦虑。自美国称霸以来，中国是实力最逼近美国、差距迅速缩小、博弈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的崛起大国。“事实上，与其说中国在挑战一个衰落的美国，倒不如说一个衰落的美国正在恐惧一个崛起的中国。”

郑永年： 《美鼓吹对抗中国是“学术民族主义”》，载《 环球时报》，2015年7月9日。布热津斯基尖锐地指出，“中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和地位都在上升，这已经是现实，未来美国需要去适应这个现实。否则，美国只好去妖魔化中国，或者异想天开地幻想中国要破产。”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76页。

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学界、战略界对华认知出现恶化。先是白邦瑞指称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的“百年马拉松”秘密战略，而美国过去40年一直被愚弄，愚蠢地帮助中国崛起。接着是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正在发生质变。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并未带来政治自由化。中国虽然没有在地区和全球制度架构方面正面挑战美国，却正在建设一系列替代国际制度，这明显说明中国不满由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而寻求建立另一种国际秩序。美国对中国这种幻想的破灭也许更多地反映出美国而不是中国的问题。美国想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国的“传教士冲动”往往结果令人失望。他断定，美中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不仅是战略竞争，事实上它是一种全面竞争，摩擦是美中关系的“新现状”，美中关系从根本上陷入困境已有多年，将美中联系在一起的“胶水”就是对美中关系破裂的担忧。

沈大伟：《中美关系处于全面竞争状态》，香港《南华早报》网站，2015年6月11日。然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修订美国对华大战略》特别报告，宣称美国将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战略破产，中美战略竞争远超合作的局面已成“新常态”，应采取全面措施制衡中国。兰普顿则强调美中关系逼近临界点。美国《布法罗新闻报》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应丢弃认为能抗衡、遏制或驾驭中国的过时想法，转而推行一种积极主动的策略。”

[美]丹蒂·帕拉迪索：《美国需要对华新观点》，[美]布法罗新闻报，2015年6月7日。

为了集中精力对付这个首要的战略对手，美国力图从全球热点地区进行战略收缩，改善与传统宿敌的关系，拉拢亚太盟友和伙伴，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寻找更多支点，日本和澳大利亚成为美国亚太战略“南北之锚”。五角大楼重新评估中国在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潜在威胁后，已经将“新型军事关系”这个词从国防部关于美中军事接触的言论中清除，给两军交流设置了更多禁区。

美国在战术上选择中国南海岛礁建设为攻击点，在南海方向连续采取攻势，深化介入，频繁举行联合军演，从海底的潜艇攻防战，到水面的军舰巡逻，再到空中的战机巡航，还把日本拉进来，增强对中国海洋地缘政治的制约。继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乘巡逻机侦察南海7小时之后，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声称在南海“不中立”，尽管拉塞尔承认这些海事和领土争端本质上不应该是美中关系的问题。10月美国又频频放风，要派军舰驶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以内巡航，试图带头挑衅中国，试探中国底线，但其盟友却不敢贸然表态。10月27日美国海军“拉森”号驱逐舰放着宽阔的航道不走，专门绕道进入我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近岸海域进行严重挑衅，炫耀武力，我海军舰机依法进行跟踪、监视和警告，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博卡斯，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强调指出，美方作为域外国家派军舰进入南海挑衅中国国家安全，严重破坏了地区的和平稳定，是意图制造南海地区军事化的胁迫行动。他表示，此次美方军舰的挑衅行为严重损害双方互信，与中美双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两军关系的努力背道而驰。这似乎是美国在叙利亚输给普京一局之后，又想从中国身上赚回一分，并以施压中国防止中俄相互支持，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

西方舆论认为，美国在南海挑衅中国很不明智，把南海问题带入“安全困境”，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它的严重战略后果是，破坏了中国与亚洲相关国家的相互调适进程，使得冲突激化，还使得中美南海冲突超过了声索国之间的冲突，扩大为两国战略上的冲突，构成南海问题的核心。南海是中国的生命线，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希望主要在于南海，中国退让和妥协的余地十分有限，况且中国在南海具有较大的优势，能够管控冲突，掌控周边形势的主流。美国在被俄拖入叙利亚困境之际去激化南海冲突，是极其愚蠢的战略招数。

这一切使得两国间的潜在危机和战略风险不断上升。如果美国选择在所有问题上反制中国，它就会成为敌对而显性的麻烦制造者，双方就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但我们可以发现其中主观因素多于客观因素，潜在冲突因素多于现实冲突因素，第三方因素也较为突出，中美必须对自身、现实、潜在和第三方冲突因素同时进行有效管控，使业已进入新常态的摩擦成为“可控摩擦”，共同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随着中美力量对比的快速转化，两国关系进入了不确定的过渡时期，互动方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日益增多的战略竞争性因素往往左右主体气氛。因此，加强战略互信和危机管理已成为中美关系的当务之急，危机稳定是中美战略稳定的重要内容，而主要责任在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