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初冬的一日，在温州，循着塘河去看了白象塔，再至仙岩，去看惹动朱自清先生写下名篇《绿》的梅雨潭。还未登翠微岭，路边见一小寺，匾额上书“开天气象”。落款“晦翁”，知是朱熹手迹。问了那寺，说是圣寿禅寺，又名仙岩寺。

想宋人气象，周程朱陆，何等阔大！一部思想史，辩驳、传承，元气淋漓，今人看去，真是说不出的骄傲。再有“盛唐气象”一说，风华而奢靡的物质生活，衬以强大的精神自信，方能达至的自信从容。

或问：中国往事里，还有哪一段当得起“气象”二字？

十余年来的历史书写，以1800年为界，之前，我写古典中国的静雅美好，之后，我关注的是现代性转型之于中国的主题。在1800年这个分水岭后，现代性之于近代中国的四个时期（1800—1864;1865—1911;1912—1930;1931—1949），我坦承，费正清主编的那套“剑桥史”对我的认知发生了较大影响。前十年里，写了两部晚清题材的长篇小说后，我现在把目光投向了第三个时期，即约1912——1930，在我看来，从走出帝制到北伐成功稍后的这二十年，可称民初。

这是一个苏醒的年代，几千年的王朝循环结束了，旧日梦幻已然沉沦，中国成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人的意识的苏醒，当是这个时代的最大功绩。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至此已达一个多世纪，社会、政治、经济于沉潜而缓慢的变化之后，终有挣脱黑暗的一跃。北洋时期的黑暗与混乱，也有知识人觅得的一方自由。民初喧闹、疑惑的时代表情之下，那氤氲的气息，开阔的格局，预示着未来中国向着多个方向的可能，冠以“气象”，当无愧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