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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研究

2016-01-08陆芳萍沈东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6年1期
关键词:执政能力传播媒介意识形态

陆芳萍++沈东

[摘 要]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价值维度、主要挑战、实践路径、现实意义以及实证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今后学术界应重构“基层党建——新媒体——受众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强化以“过程”为取向的个案实证研究、促进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成果提升,进一步推进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研究。

[关键词]新媒体;基层党建;传播媒介;执政能力;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01--0057-03

近年来,围绕着“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这一主题,学术界和基层党务工作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对此作一综述,以期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研究。

一、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价值维度

第一,执政能力的维度。有学者认为,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和传播力。一方面,给党执政方式的创新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也给党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1]第二,传播媒介的维度。有学者认为,以互联网、手机以及数字电视为代表的新媒体,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化的传播媒介,而创新基层党建就必须适应这一变化了的实际情况。[2]第三,意识形态的维度。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实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管理,主要依靠对各种传播媒介的有效管理。在开放性、即时性以及个体性的新媒体传播下,为了加强意识形态的有效管理,必须创新基层党建。[3]

执政能力、传播媒介以及意识形态是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三个不同价值维度,并且分别代表了“基层党建——新媒体——受众者”。从执政能力分析的学者,大多呼吁将新媒体融入到创新执政方式的过程当中去;从传播媒介分析的学者,大多分析了新媒体给意识形态和执政能力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而从意识形态分析的学者,则强调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管理的急迫性与重要性。本质上看,这三个维度也分别代表了党史党建、政治学以及传播学对该议题的介入,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交融与对话,提升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二、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主要挑战

第一,利益诉求论。有学者认为,新媒体与党建本质上是一种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新媒体在更新传播媒介的同时,也在逐渐改变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这不仅表现在党对媒体的有效管理,同时也表现在群众的利益表达诉求日渐多元化。[4]第二,党群关系论。有学者认为,新媒体的出现,以其独特的方式挑战了传统的话语体系,侵蚀了党在信息多元化时代的话语主导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因而也改变了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互动方式。[5]第三,人才队伍论。有学者认为,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直接挑战,就是基层党组织有没有一大批善于运用新媒体的人才队伍,能不能使新媒体为我所用。[6]

学术界围绕着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主要挑战,提出了利益诉求论、党群关系论以及人才队伍论。这三种观点基本延续了“关系主义”的视角,即利益诉求论从宏观上体现了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党群关系论从中观上体现了党与群众的关系,人才队伍论从微观上体现了党与党员之间的关系。三种挑战折射的是三种内外环境对新媒体时代党建工作的挑战,克服这些挑战的前提条件则是加强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

三、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路径

第一,平台建设说。有学者认为,新媒体时代,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应当成为基层党建创新的重要抓手,发挥主力军作用。新媒体时代的基层党建创新可以扩展平台建设,将各类新媒体纳入到基层党建创新的战略规划中来[7]。第二,舆论引导说。有学者认为,伴随新媒体技术的推广,滋生了各种游离于主流话语体系之外的思想舆论,给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带来了困难和挑战。因此,应当“深刻把握新媒体下党建宣传的受众特点和传播规律,不断改进报道的内容和形式,加快建立一支既懂新闻业务又懂新媒体技术的新型党建宣传报道队伍”。[8]第三,制度建设说。有学者认为,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需要一定的制度作为支撑,以制度保障创新,以创新推进制度,设一套与新媒体时代基层党组织工作相匹配的制度。[9]第四,思想观念说。有学者认为,新媒体代表着一种新思想、新观念,实现新媒体时代的基层党建创新,首先要求基层党员干部必须及时更新不适应新媒体时代的思想观念,在意识上与新媒体保持同步。[10]

关于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路径的研究,学界大体围绕着“平台建设——舆论引导——制度建设——思想观念”这四个方面进行的。这四个不同路径,不仅是学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党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但是,新媒体时代下的基层党建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基层党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以这四个方面来克服全国基层党建创新中的“新媒体困境”,存在以偏概全之嫌。下一步研究,可以学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应对新媒体技术的政策、措施。

四、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证研究

第一,网络党建。有学者提出,新媒体时代创新基层党建,首先就是要推进网络与党建的衔接,实现基层党建从“实体空间”向“虚拟社会”的覆盖。但是,总体而言,党建工作中的网络技术应用程度还不是很高,基层党组织对网络党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还不是很强烈。[11]第二,支部网站。有学者认为,“以支部网站为形式积极开展‘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实践应用,建立有特色的支部网站,建设有责任心的信息员队伍,进一步开发和完善党建信息化功能的开发与应用,拓展支部网站的工作渠道和实际应用功能,建设网络背景下‘两新组织党建的思想文化阵地”。[12]第三,微博问政。有学者认为,微博的出现,极大的改变了信息的生产方式和受众的传播方式,也成为民意表达、信息发布以及政社互动的工具。“面对种类繁多的微博问政,有必要充分认识其有助于提升党执政能力的积极作用,贯彻群众路线,注重理性参与与制度建设等方面,努力探索引领微博问政的良好方式和科学路径”。[13]第四,立体化党建平台。新媒体因其即时性、互动性以及超时空性,深受年轻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成为其社交的主要方式之一。有学者提出,“利用新媒体的超媒体性建立大学生党建综合服务平台,利用新媒体的交互性建立交互式党建交流平台,利用新媒体的超时空性搭建大学生网络党校学习平台,利用新媒体的互主体性搭建学生党员自我教育的平台”。[14]

学者们大多立足于个别案例,对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既有定量研究,也有定性研究,更有个案考察研究,极大提高了成果的说服力。同时,实证研究基本上循着从“宏观”到“微观”的维度进行的,这也反映了研究开始往纵深发展,开始以具体人群的具体问题为突破口。在学科上,则表现为从政治学、党史党建开始向社会学研究转变。下一步,可以整合现有不同学科的实证研究成果,并进一步运用相关政治学、社会学理论来指导实证研究。

五、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的现实意义

第一,意识形态管理。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有学者认为,“我们党要提高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必须加强网络先进文化传播阵地建设,创新网络传播体制和手段,加强网络舆论调控,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和改进网络思想政治工作”。[15]第二,社会组织动员。新媒体极大的改变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动员方式,尤其体现在群体性事件中民众的社会动员方式上。有学者认为,“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防范的路径与举措仍然要回归社会动员的视野,通过构建预控动员机制、抢占舆论动员制高点、凝聚公众的价值认同、满足公众的责任期待以及推进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展开”。[16]第三,民主政治建设。有学者认为,“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为民众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新手段和更加便利的条件,推动着当代民主政治的功能结构、形态模式、运行机制的巨大变革”。[17]

学界对新媒体时代基层党建创新现实意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论述新媒体给意识形态管理、社会组织动员以及民主政治建设带来的影响,缺乏实证研究基础上的意义陈述。即使有为数不多的几篇实证研究成果,仍然没有摆脱政治学视域下“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等话语叙事。下一步,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化该议题。

六、评论与展望

(一)重构“基层党建——新媒体——受众者”三者之间的关系。现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尽管已经是多学科共同参与,但更多体现为一种“一块阵地、各自作战”的状况。在政治学、党史党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业研究者那里,对“基层党建创新”的关注大大超过了“新媒体”,少数几篇传播学学者研究的成果中,则更多的停留在“新媒体”的特征、内容等分析上,“基层党建”则成为了一个附带品;“受众者”则毫无例外的处于各个学科研究者的视域之外。今后可以加强传播学视域中基层党建创新研究,从“受众者”的主体性出发,重构“基层党建——新媒体——受众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对话、交融。

(二)强化以“过程”为取向的个案实证研究。现有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一种宏观抽象的论述上,很少有涉及到具体数据,使得研究显得空洞而缺乏解释力;而没有个案的实证研究,则使成果显得过于宏观、抽象。下一步,可以强化以“过程”为取向的个案实证研究,通过对“过程”的呈现,把握新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和受众情况。在这方面,社会学研究者可以发挥特长和优势,采集第一手的数据,进行个案实证研究,以此来提高成果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三)促进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成果提升。现有成果当中,大多不存在理论分析,甚至连运用理论来解释实践的论文都非常少见。其实,一方面,这是由于该主题是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才得到学术界关注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该议题处于学科搭界的“三不管”位置,即政治学大多只讨论基层党建创新,传播学则聚焦于“新媒体时代”,而社会学则较少关注“新媒体基层党建创新”。今后可以运用政治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来进行研究,着重考察新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受众者以及基层党建”三者之间的互动方式,进而促进经验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成果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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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ZD012)

作者陆芳萍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沈东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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