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

大部分回忆简·奥斯丁的影视作品，都会煞有其事地描绘出这位著名女作家让人唏嘘的一生：不可接受的爱慕，转瞬即逝的爱情，坚持为爱结婚放弃有钱的求婚者，最后在贫困窘迫中病逝，一生从未结婚。人们对这样的女性独身主义者，通常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老小姐，或者更恶毒点——老处女。

关于奥斯丁小姐的评论通常会这么写：“达西先生是不存在的，骄傲的小姐们，趁着自己年轻貌美，赶紧找个人嫁了吧。”照这些人的看法，简·奥斯丁似乎已经用自己的生命来证实，一味追求爱情的婚姻，是不可靠也不现实的。

在BBC拍的剧情纪录片《简·奥斯丁的遗憾》里，女作家感叹自己：“会写菜谱的人，不一定会做菜。”在她最名利双收、整个国会议员都排队等着认识她的时候，她的母亲和兄长们，总是在一遍遍地为她着急：“如果你结婚了就好了，我们就不会那么惨。”曾经的追求者和她聊天：“当年你该和我结婚的。”奥斯丁小姐反驳：“这样我还能写什么，我们会很穷。”男人说：“反正无论如何你都会穷。”

不结婚，成了悲伤的源泉。只有结婚，才能走向幸福的人生，甜蜜的家，起码在世俗意义上会很快乐。

可事实果真如此吗？在看完加拿大作家伊丽莎白·阿伯特写的《婚姻史》后，我发现比起那些在婚姻中受苦受难的女人，简·奥斯丁的选择的确没什么好后悔的，她不结婚的一生即便称不上完美，也远远没到叫人可怜的地步。

首先，简·奥斯丁真的穷吗？

这位给人印象寒酸不堪的牧师女儿，她父亲的职业是教区长，当时的年均收入为500英镑，她家有客厅、厨房、接待室、书房和图书室，还有7间卧室。比起年入1万英镑的达西先生，的确贫寒了点。但19世纪初的500磅价值多少钱？有人从当年的财政收入核算，算出达西先生的1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3000万英镑。在《趣味生活史》里，作者考证出1851年的500英镑大约是今天的40万镑，那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刚过20英磅。

无论哪种算法，都可以得出，简·奥斯丁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这也正是她为什么有权不结婚的原因。《婚姻史》中记载：“19世纪，英国约25%的贵族女子保持单身。”

非精英阶层的普通女子，在15到20岁之间就要物色新郎，她们通常没什么婚姻选择权，只能考虑如何嫁一个经济条件更好的丈夫。

即便在奥斯丁的小说里，也多的是小姐们在选择年收入更高的贵族男子，这些75%选择结婚的贵族小姐，需要在社交季节拼尽全力，去选择一个能供她过上奢华生活的丈夫，年收入不低于2000英磅（即现在的年入600万磅），才能拥有一群得体的仆人、一辆或两辆马车和几名猎手。

奥斯丁因为未婚，一直住在父亲的房子里。她的第一本小说《理智与情感》，为她带来140磅的收入，相当于现在的11.2万英镑。

在弄清楚简·奥斯丁为什么可以不结婚后，再来看看那个年代，选择结婚的女人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在婚姻的一开始，命运就截然不同。

如果这个女人不讲究爱情，只追求财产，和绝大多数人做出的聪明选择一样，找到一个有钱的男人就赶紧许诺婚约，她会不会因为拥有了财产保障就过上幸福的一生？

《婚姻史》中列举剧作家谢立丹的孙女——贵族少女卡洛琳的例子。作为当年初登社交舞台的最漂亮女性之一，她备受瞩目，因为太过聪明自信，她错过了第一个社交季，在第二个社交季，勉强答应了乔治·诺顿的求婚，虽然这是一个她不爱的男人，但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带来经济保障。实际上卡洛琳的一生饱受丈夫虐待，悲惨至极。

女人为什么要追求爱情？仅仅是为了满足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恰恰是因为在无数前人的失败中，女人们逐渐得出一条规律：在父权社会，相对弱势的女子在爱她的丈夫的尊重呵护下，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不爱她的男人带来的除了鞭子、拳头，还有寻花问柳传染来的性病。即便以上皆无，一个无情的男人，也能将婚姻中的女人推入最悲惨的境地。而无论他怎么对待妻子，好女人都应该“一直坚持爱和盼望的原则”，服从他，原谅他，把他从邪路上拉回来。

被乔治·诺顿揍得流产的卡洛琳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法律地位。她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说：“我存在，我受苦，但是法律否认我的存在。”

既然如此，那么嫁给一个爱你的男人，就能交上好运？让我们惊讶的是，看似幸福的家庭里，也有女人的不幸惨剧。

第一，一个深爱着妻子的丈夫，将让女人马上陷入无穷尽的生育中去。连女王都不能幸免，维多利亚女王结婚头几年时常处于暴怒状态，因为多次怀孕，让她感觉自己像一头奶牛或一条狗。

简·奥斯丁的哥哥爱德华有11个子女，夫人早逝;另一位哥哥亨利也免不了鳏夫的命运，只能由简来照顾。

18世纪，1/5的25岁到34岁的女人死于生产。这种对死亡的恐惧，让很多特权阶层的女人推迟结婚的时间。

第二，繁重的家务劳动将很快把女人逼疯。

贵族妇女也要劳动？她们不是有成群的仆人吗？

要做一个好妻子，必须要能做“房中的天使”，纪录片里，简的母亲和姐姐终日劳作，仆人是有的，但不那么有钱的贵族妇女照旧免除不了家庭的劳作。光是一堆孩子的养育工作，就能叫她们疲惫不堪。

那位饱受虐待的卡洛琳女士，因为丈夫一无是处，所以自己写字赚钱，她说自己一坐就是一整夜，即便在需要照顾婴儿时也是这样。她用笔每年赚取1400英镑（即今天的150万镑左右），却依然需要照顾孩子，因为这是母亲和妻子的职责。

与此相比，简·奥斯丁的写作生活简直快乐得轻飘飘了，不用照顾孩子，不用做家务，她说她的作品就是她的宝贝孩子。这些孩子除了孕育阶段比较伤脑筋外，一进印刷厂就只需要接受赞美或者批评而已。而真正的孩子要么精力旺盛，吵得母亲神经衰弱;要么一病不起，给女人最沉重的打击。

第三，一结婚就没了任何个人地位，已婚妇女是完完全全的附属品。

简·奥斯丁爱跳舞，常在社交舞会上跳个通宵，但她的侄女却被追求者训导：“都12点了，你该立刻回房间睡觉。”简因为跟官员调笑，会引来别人的议论：“你太轻浮。”而她只需要对此尖刻地回应即可。

一个已婚妻子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她既不会被准许整夜跳舞，也需要时常看看丈夫的脸色。一位父亲告诫他的女儿：“你的人生幸福，取决于持续地取悦某人。”丈夫如果不能被取悦，幸福就到了头。1860年，一位丈夫向妻子宣布：“你不是一个公民，已婚女人在法律上无足轻重，什么也不是，简而言之，任何法律都认为你是个死人，已婚女人无权受到法律保护。”随后，他将痴迷于伸张女性权利的妻子送进精神病院，这也是他的权力之一。只要一个男人认为妻子有病，就能正大光明地送她进精神病院。

于是在失去自由面前，简宁愿选择孤独与贫穷。只要一切都还过得去，谁愿意跳入那个火坑。

第四，最至关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女作家来说，她还拥有自己的隐私。

一个做妻子的女人，永远没有自己的一间房间，家对她们来说，就是一间工作室。女作家爱丽丝·门罗曾经写道：“对男人来说，房子用来工作挺合适，他完全可以关上房门。想想吧，要是一个妈妈关上了房门，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她在门后头，为什么孩子们都会觉得这样对待他们太粗暴？”门罗又写道：“女人自己就是房子本身，绝无分离的可能。”

相比不时被打扰的妻子和母亲，简·奥斯丁灵感的停止，只偶尔在亲密姐妹卡珊德拉进来做家务的片刻，随后这位和善的姐姐立刻离去，不会打扰她的创作。而那些拥有孩子的女人，很可能立刻被吵闹声包围。

伍尔夫说，女人必须有一间自己的屋子。门罗告诉你，这间屋的房门是永远关不上。另一位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38岁时结婚，39岁即因跟丈夫出去玩受了风寒，在怀孕中死去。我们是不是该庆幸，她的作品都写在结婚之前？

简·奥斯丁在41岁时得了重病，她说自己还有很多人物、很多故事想写。她不想死，还想用写作赚很多钱。一年后，她在姐姐的怀抱中逝去。

常有“粉丝”感慨，6部作品实在太少了，红颜薄命。只是在1831年，英国男人的人均寿命只有44岁。

这么一比，简·奥斯丁不过是在平均年龄去世，且名声赫赫，一辈子都没有受过婚姻中那些女人们受的委屈。

她在所有的作品中，不停地描绘着属于女人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以幸福的结婚结尾。这给了人们结婚是终极幸福的错觉，但结合历史来看，结婚不过是一个原本浪漫多情的女人走向残酷无情现实的开始。而她，幸亏是一个能自己赚钱的贵族小姐，才最大程度地免除了这种厄运。

今天的婚姻跟18世纪的婚姻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女人们真的拥有了百分之百的自由选择权吗？恐怕一个30岁选择不结婚的中国女人，依然要受着所有人的闲言碎语。可从简·奥斯丁的经历来看，选择独身的女人，恰恰是因为在获得自由后，发现还不能很好地说服自己，走进看上去并不那么完美的婚姻。

《婚姻史》作者阿伯特在尾声中说：“我相信社会不应该强迫独身的女性向稳定的婚姻妥协，依附于它。”

简·奥斯丁说：“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而《婚姻史》则证明，这的确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步步清风摘自腾讯大家）（责编 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