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友

1973年11月16日，在亚运会联合会大会上，中国台北被逐出“会员国”，在伊朗等国的努力下，中国恢复了在亚运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

消息传到北京，作为当时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非常高兴。他希望用体育“这只强有力的巨手”，甩掉戴在中国人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展示新中国体育等方面的成就。

他对中国运动员参加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的工作十分重视。在国家体育总会的报告上，他作了多次重要批示，把在中美乒乓外交中表现优异的老红军赵正洪少将提名做中国代表团总体负责人，由其协调组成一个269人的代表团。

这是“文革”后期第一次组织综合的大规模体育代表团。出国参加比赛，肯定会与外国代表团有接触。

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代表团顾忌较多，担心不能把握好有关原则，会犯政治上和外交上的错误。出发前，赵正洪团长专门到中南海请示邓小平。

在“文革”期间，中国是反对“锦标主义”的，所以体育界一直流行“八字方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们参赛是不是还要坚持这一方针呢？

邓小平说：“要比赛，也要友谊。希望中国体育代表团既能获得好成绩，也能进一步和友好国家巩固好友谊，努力完成好双重的任务。”

在这里，他已把比赛从第二提到第一，在国际体育赛场上是正确的：运动员比赛，首先是赛出好的成绩；同时加强交流，增进友谊。

代表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与非建交国以色列的比赛关系。

当时，中国与以色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按照亚运会等赛会惯例，如果以色列取得比赛前三名，要升国旗，在场的全体人员都要起立。

赵正洪团长请示道：“升以色列国旗时，中国运动员、教练员是起立还是不起立？”

对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诙谐地说：“到时候，你们站起来，背对着或侧身对着以色列国旗就行了。”他要求大家既要尊重对方，又要把握原则，可以灵活执行。

“对别的国家还好处理，我们只要有实力，就积极赢他。但是，伊朗为中国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以及争取参加单项比赛项目帮助很大，如果两队决赛碰到一起怎么办？赢他还是让他？”赵正洪团长觉得这个问题最难处理。

邓小平吸了几口烟，思索一阵子，说：“口袋里余下两块金币，应该可以拿一块，还人情债啊。如果在某个比赛项目中，他的水平不高，我们让他，岂不是说明我们的水平更差吗？如果彼此在比赛中水平不相上下，比得很精彩，我们让他，也不掉价。当然，这是一个特例，关键时候，让他一次就可以，不是见到他就让，不要讲了人情，违背了体育的精神。”

后来，在水球决赛中，中国队和伊朗队争夺这枚宝贵的金牌。伊朗全国上下对水球这枚金牌特别重视。中国队虽然与伊朗队打得难分难解，但关键时刻，仍然让了伊朗朋友一分，最后以8∶9的比分，惜败给伊朗。

这一结果，使得伊朗许多观众欣喜若狂。在场的伊朗几名体育官员穿着西装直接跳到泳池里，和水球运动员们一起庆祝胜利，并向中国运动员致谢。伊朗的古拉姆亲王夫人，历来称中国驻伊朗大使夫人为朋友，在欢庆胜利时，无意中改口称“妹妹”。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