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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350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这一转折的实现，是由于刘邓、陈谢和陈粟三路大军外线出击，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品字形的有利态势。然而，对这三支部队来说，从外线出击到形成有利态势，并非水到渠成，而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后的艰难胜利。尤其是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从7月作出分兵出击的决策开始，就一直被失败与挫折的阴云笼罩，战略目标几度不能实现。直到9月进行了沙土集战役，实现了集中歼敌的目标，才摆脱了两个月以来的被动局面，翻过了由内线防御到外线进攻的大山，完成了战略转折。本文就华东野战军从“七月分兵”到沙土集战役的作战指导的经验教训作一探讨，请专家和同仁不吝赐教。

一

1947年7月1日，华东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6月29日关于三路分兵远距离出击敌后方的指示，以叶飞、陶勇率第1、第4纵队越过临蒙公路挺进鲁南，以陈士榘、唐亮率第3、第8、第10纵队挺进鲁西，以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第2、第6、第7、第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于正面待机歼敌。这就是华野的“七月分兵”。从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一般认为，中央军委作出分兵决策之迅速出乎华野领导人意料，而华野执行“七月分兵”时亦未做充分准备，从而造成华野之后一系列作战失利，陷入被动。然而，中央军委为何如此仓促地作出分兵的指示，华野又为何仓促地执行这一指示？

这要从当时山东战场和整个南线的态势分析。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鉴于孟良崮战役整编第74师被全歼的教训，采用了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的建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以三四个师重迭交互前进”的作战方针，重新编组了进攻兵团，将主力9个整编师共24个旅调集在莱芜至蒙阴不足50公里的正面，摆成方阵，加配各种武器装备，囤积大量物资。华野曾数次计划进攻孤立之敌以调动敌主力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然而由于敌军密集靠拢，无法分割，难以觅得战机，因此都未能实施。国民党军9个整编师于6月25日起恢复了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并占领鲁村等地。就整个南线而言，中央军委已决定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6月底南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作战。在6月初，中央军委要求华野和刘邓之间“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89页。；而刘邓一旦渡河进入鲁西南，双方战役配合就是必须的了。因此，华野在7月的作战将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二是从战役上配合刘邓大军行动，减轻其压力。6月底，中央军委和华野领导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华野一直按照中央军委6月22日“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的指示寻找战机。但刘邓渡河之期临近，华野在无法迅速割歼当面之敌的情况下，于28日酝酿出一个分兵方案并报中央军委，即以1个纵队攻占费县，4个师控制临蒙县，其他主力集结待机。“估计刘邓南下前，我一部西进，可能引起变化，创造出击机会。”*《陈、粟、谭等给中央军委和刘、邓等的电报》，1947年6月28日，转引自《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14页。这是一个以一部兵力向敌侧翼出击，迫敌回援，创造战机的作战部署。这说明，华野领导人对分兵是有所考虑的。

然而，当接到中央军委6月29日的复电，要求华野“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时，粟裕等华野领导人对此还是有些出乎意料。中央军委作出的以2至3个纵队直出鲁南，2个纵队扫荡泰安以西、以南，正面留4个纵队的部署，将华野原先的分兵想法大大扩展了，不但出击距离远了许多，分兵规模也变成了5个纵队。这完全改变了中央军委过去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打内线歼灭战的方针。对于中央军委突然改变方针，提出远距离分兵的指示，笔者认为，主要有两方面考虑。首先是形势起了变化。6月初，中央军委指示刘邓、华野之间只作战略配合的同时，对华野提出了6月“上旬充分准备，中旬作战，以干净歼灭五军及七十五师、八十五师共七个旅”*《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95页。的目标。当时中央军委认为，山东战略区是南线战争关键，在此前提下，采取不分兵，等待战机打内线歼灭战的方针，既消灭了敌人，又可战略上配合刘邓，是完全合适的。但到6月底，刘邓出击在即，急需华野的配合；而华野不但没完成歼敌7个旅的目标，连像样的战机都没出现，这就使中央军委不得不重新考虑华野的作战方针问题。其次是对华野前委6月28日分兵设想的肯定。中央军委在重新考虑华野作战方针时，发现华野也提出了类似分兵的主张，这就更坚定了改内线待机为外线分兵的决心，并且将华野原先的设想扩大为战略性的分兵行动，以彻底打破敌军的重点进攻，配合刘邓的行动。

在29日的指示中，中央军委虽然通篇未提刘邓，只就山东战局进行分析，而且仍以商量的口气问“你们意见如何，望告”，但中央军委要华野与刘邓实施战役配合的心情是急切的。华野前委在认真分析来电后认为，“军委的电报虽只提到山东当面的敌情，但我们鉴于刘邓大军即将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粟裕回忆录》，405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所以决定立即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方针,策应刘邓大军出击。中央军委在接到华野于30日上报的三路分兵部署后，于7月2日回电，“布置甚好”，“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19页。，要求华野直接协同刘邓，期待之迫切，跃然纸上。中央军委改变方针看似仓促，实则是对瞬息万变的战局的充分把握；华野看似仓促地执行命令，其实也是贯彻中央军委真实意图的体现。

从接到中央军委29日电到7月1日开始执行“七月分兵”的计划，期间仅隔了一天多。粟裕虽然也认为“七月分兵”缺乏准备，但他指出，迅速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是必要的，“刘邓大军按军委规定的日期出动，我们不能以作战行动作有力的配合，这对全局是不利的”*《粟裕回忆录》，406页。。权衡之下，华野着眼于解放战争全局，果断放弃了继续依托山东解放区内线歼敌这一对华野自身有利的方案，在没有做足准备的情况下迅速分兵出击。从中不难看出，粟裕等华野领导人服从大局的优良品质。

二

华野采取分兵行动，不仅仅是直接与刘邓大军配合，更要通过袭击国民党军后方，调动鲁中的敌重兵而歼灭之，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此，粟裕认为，在集中主力无法调动敌军时，分路出击是有必要的，可以将敌人扯散，然后我军再由分散到集中，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也就是先以分散对付集中，再以集中对付分散。”*《粟裕回忆录》，406页。华野三路分兵之后，正是根据这一作战指导行动的。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打了几个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华野以集中对付分散的目标迟迟无法实现，反而陷入被动。

分兵之初，华野各部进展比较顺利。7月7日至10日，陈唐指挥的3个纵队向津浦路万德至大汶口段进攻，先后攻克泰安界首、万德、大汶口、平阴、肥城等地，共歼敌整编第73师第15旅等部近800人；7日，第1、第4纵队全歼费县守敌整编第59师第38旅6000余人。8日，第4纵队又在费县以南之层皮山歼灭敌整编第77师第37旅大部，俘少将旅长以下官兵1000余人。9日，第1纵队收复枣庄、峄县等城镇。随后，第1、第4纵队向邹县、滕县前进，逼近津浦路；第10纵队向宁阳攻击；第3、第8纵队分别围攻泗水、曲阜，与正从郓城向南发展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形成夹运河东西呼应的态势，严重威胁到敌后方基地兖州、徐州。至此，国民党军不得不停止鲁中地区的攻势，抽调整编第5师等7个整编师(军)另2个旅回援，只留整编第11师等4个整编师在鲁中固守要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146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这样，就初步实现了调动鲁中之敌的想法。

在此有利态势下，华野决定以陈唐3个纵队西进围攻济宁、汶上，直接协同刘邓作战；叶陶2个纵队攻克滕县、邹县，尔后转兵北上配合内线各纵队寻歼回援之敌，或配合陈唐攻克兖州；内线4个纵队则全力围歼整编第11师，随后内外线配合，变分散为集中，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然而，战局发展未能如华野所愿。在外线，第10纵队攻击汶上两天不克；第1纵队攻击滕县，第4纵队攻击邹县亦不克，在折返鲁中时险遭国民党军5个整编师的围攻，又向西转移，连续行军作战，减员2万余人，终于在8月1日与陈唐会合，进而进入鲁西南与刘邓会师。在内线，陈粟亲自指挥4个纵队发起南麻战役，围攻整编第11师，从7月18日激战至21日晚，付出了4000余人的代价，未能歼灭敌军；为策应整编第11师，昌乐、潍县地区的国民党军第8军等部于7月23日占领临朐，威胁华野后方。次日，华野内线4个纵队转兵临朐，25日发起进攻，战至29日晚仍未攻克，只得撤出战斗。南麻、临朐两战，虽歼灭国民党军1.8万余人，但华野自身伤亡达2.1万人，打成了消耗战。内、外线几次作战都没有打好，引起了华野内部较大的争论，甚至对“七月分兵”的决策产生怀疑。作为战役组织者的粟裕心情沉重，主动承担了责任，并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检讨。

通过前文对战争形势和中央军委意图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央作出“七月分兵”决策是正确的，分兵初期成功调动敌军大量兵力回援也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出在华野执行分兵决策过程中。主观方面，华野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都缺乏准备，导致战役战斗部署失误。客观方面，天时地理等因素对行军作战也带来不小的困难。

首先是盲目乐观的问题。华野在依托山东解放区应对国民党军进攻过程中，一直秉持着集中兵力打内线歼灭战的思想，经过鲁南、莱芜、泰蒙等战役，歼敌规模扩大到一次歼敌1至2个整编师部和几个旅，尤其是孟良崮战役，全歼了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全军上下信心大增，出现了盲目乐观的情绪。孟良崮战役后，华野就提出要将先打弱敌、孤立之敌的方针提高一步，“一般打弱的，还要连带打强的”，“要以同样方针(指孟良崮战役采取的战法)对付五军、十一师，有机会打两个到三个烂葡萄。”*《陈毅军事文选》，391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七月分兵”时，华野领导人计划内外线结合，几仗打掉国民党军数个整编师，就能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但正如粟裕之后总结的，华野对战局的估计过分乐观了。华野的分兵虽然调出了大量敌军，但留在鲁中的国民党军4个整编师仍然具有较强战斗力，华野内线的压力依然沉重。从敌情判断看，华野显然低估了敌军的作战能力。整编第11师的战斗力不在整编第74师之下，而且武器装备充足，有南麻坚固据点作依托，华野想以3个纵队(第7纵队担负阻援任务)实施攻击，难度甚大。而外线汶上、滕县等敌军也有坚固设防，对华野部队攻坚能力是巨大的挑战。相比孟良崮战役，国民党军经过整顿，改进战法，尤其是相互支援配合的能动性大大提高。华野围攻汶上、南麻时，都因敌援兵接近，导致战局不利。这些都与华野对战局过于乐观，作出错误判断有关。粟裕对这一问题很重视，在南麻临朐战役总结中将“对当前战局过分乐观”放在战略指导失误的第一位，又在给谭震林的信中强调:“我仍认为‘过分乐观’是南麻临朐战役未能取胜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由于轻敌而企图‘啃硬核桃’，企图‘一锅煮’……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粟裕传》编写组编：《粟裕传》，629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其次是分兵失去重点的问题。中央军委6月29日指示华野只在内线正面留4个纵队，其他两路各以2或3个纵队出击敌后，华野照此执行。这样的部署，使内线无法承担攻坚和打援的双重任务，而外线5个纵队一分为二，各自独立作战能力均有限，联合作战又缺乏统一领导。如此一来，想要歼灭整编第11师这样的精锐部队或攻击坚固设防的县城，就不太容易了。正如粟裕在战后总结中所说，这样分兵失去了重点。“此间四个纵队，虽较榘唐、叶陶两兵团为多，但占整个华野不及九分之四……西兵团虽有五个纵队，分为两路，亦非重点。因之，既无足够打援部队，即不能取得充分的攻坚时间”*《粟裕文选》,第2卷，329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身在前线的粟裕等人对山东敌军的情况十分了解，对于军委决策中兵力分配等细节，他们本应作出更符合敌情的部署，但却没有那么做。这或许可以说明华野执行分兵决策时确实缺乏准备，考虑不周。

第三是外线进攻作战经验缺乏的问题。“七月分兵”是华野外线出击的开始，是首次脱离山东解放区条件下的进攻作战。虽然不是完全的无后方作战，但与以往依托解放区进行的内线作战相比，作战环境还是有相当的不同。叶陶2个纵队围攻敌据点没有成功，立即陷入了国民党军重兵的包围之下，由于缺乏内线依托，只能进行艰苦的转移，向陈唐兵团寻求接应，这才转危为安。外线转战中，缺乏武器弹药、食品、药品等补给；伤员、俘虏不能及时后送，造成部队减员、俘虏逃跑等现象；适逢雨季，连日大雨造成河水猛涨，山洪暴发，对部队作战、机动和补给都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于雨水中急速行军转移，鞋子破烂，补充不及(因运输关系)，多赤足行军，致烂脚者颇多，尤以进入鲁南之叶陶纵队为甚。”*《粟裕文选》,第2卷，331页。这些问题固然与出发时准备不充分有关，但即便经过了十天半月准备，以华野当时的条件，诸如作战环境、运输等困难仍需要部队去克服。“七月分兵”在外线进攻作战方面给华野上了深刻而及时的一课。只有学会在脱离解放区的情况下，在敌人的后方生存、发展壮大、不断取得胜利，华野才有组织战略进攻、经略中原的资本。

三

华野“七月分兵”后的几仗虽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调动、扯散敌人的目的达到了，国民党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打破，在战略上是有利的。进入8月，华野外线作战部队一方面要钳制鲁南敌军以配合刘邓挺进大别山，另一方面，“关键是如何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在外线打好一两个歼灭战，以夺取战场的主动权。”*《粟裕回忆录》，409页。华野的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外线转移。到8月11日，中央军委根据“刘邓南下，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的形势判断，要求陈粟打开鲁西南局面，提出“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189页。。这样，“全国主要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了中原，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移到了外线”*《粟裕回忆录》，407页。。华野将担负起转入战略性外线进攻的重任。8月底，陈粟率第6纵队、特种兵纵队和华野机关到达阳谷、寿张地区黄河北岸，统一指挥华野外线兵团进行鲁西南作战。9月7日至9日，陈粟集结7个纵队的力量，发起沙土集战役，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57师9000余人。至此，“七月分兵”以来，华野由分散转为集中，歼灭分散孤立之敌的设想终于实现了。

沙土集战役与7月几次消耗战相比，都是外线进攻作战，且距离根据地更远，华野人员、装备均缺，又处于背水的不利态势。然而，华野吸取了7月作战失利的经验教训，谨慎制定作战方案，充分准备，使沙土集战役成为一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

(一)实现了集中兵力和统一指挥。8月1日，叶陶第1、第4纵队，冲破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在鲁西南济宁、兖州之间与陈唐第3、第8、第10纵队会合。这样，虽然减员严重，但“七月分兵”时出击外线的两路大军共5个纵队终于还是集中为一路，形成了下一步作战的首要条件。为加强华野外线兵团指挥，策应刘邓南下作战，中央军委于8月4日向陈粟连发三电，要求粟裕去鲁西南指挥5个纵队作战。陈粟研究中央军委来电后认为，鉴于华野下一步将以西线为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中心，因此建议增调第6纵队到西线以达到战役上的优势，并让陈毅随粟裕同去西线，以加强领导。中央军委6日复电同意，以陈粟率华野机关和第6纵队、特种兵纵队赴鲁西南，统一指挥第1、第3、第4、第8、第10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统称华野西兵团。西兵团的成立，使华野在外线的力量真正实现了集中和统一。因此，在沙土集战役中，没有再出现用兵捉襟见肘的情况。华野以3个纵队围歼整编第57师，以3个纵队加1个师担负阻援任务，以1个纵队为预备队。如此，保证了主攻部队形成4倍于敌的优势；阻援兵力又超过主攻部队兵力，无论哪个方向，都兵力充足，确保无虞。

(二)谨慎果断地选择作战时机与对象。来到鲁西南的陈毅、粟裕深知打好第一仗的重要性。在选择作战时机和作战对象方面，他们表现得既谨慎，又果断。在作战时机的选择上，陈粟认真分析敌情，断定国民党军已形成“山东共军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的错觉，行动骄狂，一个团也敢跟在后面尾追，所以对西兵团来说，“表面看来，我们的活动范围小了，实际上是敌人被我们歼灭的可能性增大了”*《粟裕回忆录》，411页。。为求慎重，粟裕原先设想了早打、晚打两个作战方案征求陈士榘、唐亮等的意见。但中央军委8月30日来电，要求他们立即渡河，全力配合刘邓在大别山立足。接电后，陈粟决定采取早打的方案，在率华野机关、第6、第10纵队南渡的同时，令第1、第3纵队北进引诱国民党军北犯，第4、第8纵队和晋冀鲁豫第11纵队尾敌北上，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9月5日，敌整编第5师和整编第57师之间出现20多公里的空隙，陈粟果断下达了作战命令。在作战对象的选择上，华野吸取了南麻战役的教训，没有冒然选择强敌整编第5师，而是选择了整编第57师，因为“该师所处的位置便于我军分割，其战斗力也比整编第五师弱一些”*《粟裕回忆录》，416页。，将其歼灭相对容易。华野在发起总攻后一夜就全歼该敌，证明了这一选择的正确性。

(三)全军思想统一，士气旺盛。为打好沙土集这一仗，粟裕花了两天时间专门对部队的思想状况进行了调查。由于部队自进入鲁西南后，没有打过像样的胜仗，求战甚切，因此大多数指挥员主张打这一仗。但也有高级指挥员对在鲁西南打歼灭战存在顾虑，认为战机难寻，部队减损严重，建议先休整补充再战。陈毅、粟裕对比分析这些思想状况后，认为有必要在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上说明情况，统一思想。在9月6日晚的纵队领导干部会议上，粟裕反复说明了早打的好处和取胜的条件。他明确指出，“只有打，才能有力地配合刘邓；只有打，才能扭转现在的被动局面；只有打，才能得到补充；只有打，部队才能得到休整；打好了，鲁西南根据地就能重建起来。”*《粟裕回忆录》，415页。这次军事民主会议使高级指挥员的思想得到统一，一致同意先歼灭整编第57师，再视情况歼灭整编第5师一部。会议精神迅速层层传达至战士。第8师师长王吉文把艰苦的行军比喻成“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形象地向指战员说明了部队前一时期的机动与即将到来的作战的相互联系。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连日行军和被敌尾追带来的郁闷在西兵团指战员心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歼灭敌人的渴望和战前的兴奋。高昂的士气加速了胜利的进程。战后国民党军战俘检讨失败原因时对这一点印象深刻，认为我军“攻击精神旺盛，前仆后继，刻苦耐劳”。

(四)部队攻坚技战术进步明显。在南麻、临朐战役中，部队就暴露出“忽视部队战斗侦察”，“各兵团与各兵种之协同尚欠密切”，“对土工作业极忽视”*《粟裕文选》,第2卷，330页。等技战术缺陷。进入鲁西南后，华野各部加强了技战术，尤其是阵地攻坚战术的学习。在济宁作战失利的第3纵队，号召全军“学习刘邓常胜军的战术经验”，翻印了刘伯承的《重校合同战术译文上部的前言》，组织部队系统学习刘邓部队土工作业，阵地攻坚，步、炮协同等经验*《陈粟大军战中原》，164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总攻开始前，第3纵队大搞土工作业，通过交通壕把两个营送到攻击位置，未有丝毫暴露。战后，整编第57师的俘虏在交流检讨中，多次提到华野在技战术上的优点，如“攻击前准备周到，侦察，威力搜索，材料之征集，射击前之火力准备，攻击实施之编组，任务区分等均有准备”，“近迫作业做得好，能步步为营，站稳脚跟，进退自如”，“炮兵射击时重机枪火力配合得亦很恰当”等等*华东野战军政治部：《战俘对沙土集战役检讨》，4040221-0005。整个战役，技战术运用得当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除了华野方面的充分准备之外，整编第57师的低落士气也是沙土集战役能迅速取胜的重要因素。他们表面上紧紧追击，实际早已苦不堪言，难以坚持。师长段霖茂被俘后发了一通牢骚，感叹“部队实在太苦了，简直是不能忍受。我从军几十年，没有遇到过像鲁西南和贵军作战这样困难的境地!”*李治亭：《能攻善守，无往不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军征战纪实》，324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8。

沙土集战役产生了一举三得的影响。一是华野西线兵团得到了补充，鼓舞了士气民心。二是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原和山东抽调了4个整编师增援，策应了刘邓、陈谢两个集团在中原的战略展开和山东内线兵团的作战。最为关键的是，进入豫皖苏的通道被打开了。黄河、淮河、运河、平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都成为华野西兵团的活动区域。所以，“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240页。9月下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华野西兵团主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与刘邓、陈谢两路大军形成了品字形经略中原的态势。历经两个月的艰苦转战后，华野终于完成了内线防御向外线进攻的战略转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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