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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红军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创建的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的统称。西北红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其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较为巩固的陕甘根据地，牵制和消灭大量的国民党军，对长征胜利起到重要作用。

一、创建西北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在陕北和关中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三原、旬邑、淳化等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相继失败，但在陕甘大地播撒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火种。

(一)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建立。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的队伍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同杨重远、阎红彦率领到达此地的晋西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两支队伍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2月12日，部队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成立后进行了多次战斗，游击队自身发展到1000余人。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只有1个团)，杜衡任军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4月5日，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此后，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和进攻，使根据地逐步发展到东西20余公里,南北40余公里的区域，以照金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山区根据地初步形成。10月，陕军杨虎城部6000余人对根据地“进剿”，照金根据地被敌占领。经过刘志丹等率领的红军余部的艰苦奋斗，到1934年1月，又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纵横70多公里的陕甘边根据地。此后，红26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经过大小战斗30多次，歼敌3000余人，进一步扩大了根据地和红军队伍。11月7日，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建立。1932年3月，中共延川县委组织领导的延川游击队成立，4月改编为西北先锋队，11月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9支队，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治委员。1933年4月，根据陕北特委决定，第9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1支队。从1933年8月至1934年7月，陕北游击队第2、第3、第4、第5支队相继建立，并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成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参谋长。8月，在陕甘边红军的支援下，陕北红军经过顽强的战斗，打破了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之后，陕北根据地迅速扩大，各地游击队发展到20多支。9月，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陕北游击队第1、第3支队扩编为陕北红军第1、第3团。不久，第2支队扩编为第2团。1935年1月，红军陕北独立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第84师，师长杨琪(杨文模)，政治委员张达志。同月，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今子长)县白庙岔村召开，陕北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为主席。

(三)陕甘边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从1934年10月起，蒋介石在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又从陕、甘、宁、晋4省调集5个师26个团4万余人，以陕北苏区为重点，对陕北、陕甘边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和陕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苏区的党组织、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5月1日，红42师和红84师在白庙岔会师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经过近半年的艰苦作战，共歼敌6000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迫击炮一批和战马300余匹等，解放了延川、延长等6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已发展到5000人左右，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西北根据地的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东临黄河、南至淳耀、西接环县的广大地区，人口逾百万，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为红25军和中央红军，以及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西北，提供了落脚点。

二、开展军事行动，为红军长征提供策应支援

西北红军在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同时，积极独立作战，策应了红军长征。1935年7月，蒋介石发现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有向西北转移落脚的意图后，调集阎锡山、高桂滋、马鸿宾、马鸿逵、张学良、杨虎城等部10万之众，由其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歼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在慕家塬、定仙墕、横山等战斗中获胜，给敌以重创(在定仙墕一举歼敌1个团，毙伤副团长以下200余人，俘敌1800余人)，迫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初步胜利。同时，也打乱了蒋介石的整体部署，使其在围追堵截长征的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

(一)迎接红25军。1934年11月16日，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鄂豫皖苏区出发开始战略转移，突破国民党军重兵阻拦，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红25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极大地震慑了陕西国民党当局。在此行动中，军长徐海东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并根据刚接到的中共中央数月前的指示，决定率军到陕甘苏区与红26军会合。9月9日，红25军进至保安(今志丹)县永宁山，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陕甘根据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西北红军得知红25军到达永坪镇的消息，指战员极为振奋，积极准备迎接红25军。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军委主席刘景范先期到达永坪；刘志丹亲自起草了《欢迎红25军指令》，专门召开干部会，讨论布置欢迎事宜，之后率领西北红军到达永坪镇，两军胜利会师。刘志丹还组织干部到红25军进行了参观。接着，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安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原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组建中共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会议还决定，红25军与红26、红27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红25、红26、红27军依次改编为第25、第78、第81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9月18日，为庆祝两军的胜利会师，在永坪镇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

(二)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西北红军与红25军合编为红15军团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人共同商讨了反对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作战计划。9月下旬，红15军团从永坪出发南下劳山。28日，红81师派出1个团的兵力，与当地游击队围攻甘泉县城。10月1日，国民党军第110师前来增援，行至距劳山镇2公里时，埋伏在此的红81师第241团突然发起攻击，红78师骑兵团从侧后出击断其后路，红75、红78师主力从两侧发起攻击。经4天激战，共毙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团长杨德新以下1000余人，俘敌团长裴焕彩以下37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劳山战役胜利后，在清理战利品时，从敌人文件中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甘肃通渭的静宁地区，有进入陕北的迹象。红15军团遂于10月25日，向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毙伤敌300余人，俘敌团长高福元以下1800余人。接着，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15军团率部继续南下攻打富县、洛川，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哈达铺后，从当地查获的天津《大公报》上得知了红25军、红26军和陕甘苏区发展壮大的情况。毛泽东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聂荣臻回忆录》(上)，290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常委会，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率领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同陕北红军保卫和扩大苏区。至此，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先后6次讨论前进的战略方向，前5次都是讨论开辟和建立新的根据地，只有这一次，是确定到陕北这块已有的“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会后，毛泽东、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第1纵队先行出发，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此时，国民党军2个师、6个骑兵团尾追而来。为保护苏区人民不受追敌侵害，中央红军立即部署了“切尾巴”战斗。吴起镇周围的县、区党组织和游击队，坚决响应中共中央的战斗号召，立即行动起来，准备担架，选派向导，踊跃支前，配合中央红军打了一个大胜仗。

红15军团官兵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军团长徐海东高兴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上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便率领红78师南下，一举拿下张村驿等据点，缴获大批粮食和物资。

11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甘泉的下寺湾，同红15军团会师。毛泽东、彭德怀于3日赶到红15军团司令部驻地道佐铺，会见了军团领导人。

这时，西北根据地正被“左”倾冒险主义“肃反”的乌云笼罩，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领导人被捕，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毛泽东等了解情况后，当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5卷，53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12月9日，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宣布“刘志丹等是无罪的”，刘志丹也讲了话。会后，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刘志丹等，刘志丹激动地说：“谢谢党中央救了我们，救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说：“你们也救了革命，给党创造和保住了这块长征的立脚点和革命的出发点。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五)，2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装备物资和人员等损耗巨大。红15军团及时把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以及1000余名新兵支援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还从7000元的家底费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

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与红1军团并肩战斗，于11月21日对进至直罗镇的国民党军第109师发起进攻，24日攻占直罗镇。战斗中，红75师和红78师在歼灭南山敌人后直接向直罗镇发起进攻，红81师在外围阻敌增援。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团长石世安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5300余人，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根据中央决定，西北红军第78、第81师和随后组建的第28军等部队，在红一方面军编成内，于1936年2月、5月，先后参加了东征、西征战役。东征中，刘志丹率领红28军在围攻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2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深感悲痛，分别题词。毛泽东还亲笔书写了“刘志丹将军之墓”的碑志，并题写了一块“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的碑石。

(三)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9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确定把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选在会宁，并制定了“静会战役计划”。根据计划确定的任务，9月14日至18日，红一方面军右路纵队红15军团和左路纵队红1军团主力，在会宁外围形成了一个弧形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0月1日，红一方面军第15军团骑兵团(在原西北红军骑兵团基础上组建)历经32小时，行程300多里，全歼会宁守敌。红1军团消灭了援敌和会宁周围的敌人。至此，会宁县及其周围敌军全部肃清，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扫清了障碍。10月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县城。10月1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在会宁县城文庙前广场举行大会，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6军团模范师同红1军团第1、第2师胜利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标志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胜利结束。

三、建立群众基础，为壮大红军提供了力量源泉

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者们在实践中深切体会到：人民群众是革命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只有维护群众利益，才能使革命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深入体察群众疾苦。体察群众疾苦，始终与群众同甘共苦，是西北根据地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自幼就生活在群众之中，耳闻目睹了陕甘一带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悲惨社会景象，十分同情穷苦人民，萌发了改变不公平社会的雄心壮志。在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他们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间，以一种甘为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与群众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常常深入到群众当中，盘腿拉家常，一个烟袋锅里抽烟，帮助耕种秋收，态度和蔼，同大人小孩都能谈得拢。部队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都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他对根据地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称他是“活地图”。群众见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就像见到亲人一样，亲切地叫着：“老刘”、“老谢”、“仲勋”。传唱至今的数不清的陕甘民歌就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共产党、红军与群众的血肉关系。西北红军这种走到哪就把发动群众工作做到哪、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使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深入到根据地人民的心中，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拥护共产党和红军，为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群策群力支援红军作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已近初冬，缺衣少食。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林伯渠在下寺湾曾找陕甘边区政府粮食部长马锡武、财经部长杨雨亭等调查，仅冬装一项，前后方即需棉背心4000件、棉裤7000件、短皮大衣9500件，共需棉布3600匹、棉花3740斤、羊皮3.8万张。当时，要在短期内筹集到这么多物资，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西北苏区各级党组织、政府和游击队派出大批干部党员发动民众，克服重重困难，支援红军。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根据地即完成970余石粮食的征集任务，接着又布置各县共卖粮5950石、借粮3550石、捐粮960石，在1个半月筹款1.5万元。妇女夜以继日做鞋袜近9000双，还组织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伤病员服务。延川县在4天内赶制军服3000套。在直罗镇战役中，当地县委、政府组织了1000多人、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

(三)动员群众踊跃参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由于西北红军之前打下的群众基础好，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援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为扩大红军，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名签发《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紧急呼吁“亲爱的工农们，大家当红军，到前方来呀！”西北苏区各级政府从各地实际出发，广泛深入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开展“扩红运动”。由于中共中央和苏区政府部署周密、措施得力，特别是群众基础好，“扩红运动”取得很好的效果。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群众中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1935年11月25日，《红色中华》复刊号第一版“扩红”专版刊登新闻：“陕北又一新的大动员——五十天中再送三千战士到前方去”。据《红色中华》的报道：延川县第二区第一乡铁卜河村民李村年虽已高龄，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完全自愿参加红军。延安县东乡区四乡王秀珍听到这次党和政府要扩大红军，她就回家动员自己的丈夫当红军——把丈夫送到政府去，并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使到会的群众很受鼓舞。东区区委书记高成秀、区工会宣传部长赫子斌等8名干部自告奋勇当红军。1936年初，根据地接受上级下达的招收新兵7000名的任务，仅3个月时间就有9400人报名参军。富县不到1个月就招收1000多人,组建了1个团，一些赤卫队及少先队都是整排整连集体参军。几个月中，红军和地方武装就达3万人，先后组建成为第28、第29、第30军和神府独立师、关中独立师等正规部队。

四、培养干部骨干，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大批人才

西北红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创建革命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干部骨干，从而为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人才支撑。

(一)在战火硝烟中锻炼培养。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先后组织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并在地方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经历了70多次磨难和失败。在残酷的血与火的战斗中，陕甘共产党人屡败屡战，愈挫愈勇，不断积累经验教训，勇于经受斗争考验，终于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一批批军事人才脱颖而出。据统计，西北红军中被确认为军事家的1位(刘志丹)，被授予开国将军的43位，其中上将1名(阎红彦)，中将4名(张达志、赵启民、阎揆要、崔田民)，少将38名。

(二)在根据地建设实践中锻炼成长。1932年9月，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获胜，派习仲勋、李妙斋在此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年底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次年先后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军机构设立完备，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照金附近的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集贸市场，设立医院、被服厂、枪械修理所及监狱。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了刘志丹、金理科、李妙斋、习仲勋、吴岱峰、汪锋、王泰吉、高岗、杨森等骨干和领导集体。红26军第42师下辖5个团，王世泰、李映南、黄罗斌、黄子祥、陈国栋、张仲良、刘景范、胡彦英、赵国卿、高锦纯、国宝珊、任浪花等任团长或政治委员。这一时期，根据地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游击战争，提出了一整套符合苏区发展的军事、文化建设的政策。在苏区中心进行土地分配，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予民生息的政策，经营红军公田，开设集市，发行货币，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得到锻炼，一批核心领导脱颖而出，刘志丹、习仲勋、阎红彦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三)在红军干部学校中教育培养。早在1931年10月，担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的刘志丹，就在部队中建立了训练队，利用行军和作战间隙，开展军事知识与技能教育，这是西北军事学校的雏形。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后，刘志丹便将训练队改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军政训练队，分两个班次，高级班训练排长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与优秀士兵。1932年12月下旬，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刘志丹随即在该军创办了随营学校，既学习军事技术，又扫盲识字。他编写的《部队政治工作训令》和《军事训练大纲》等作为学校教学的重要教材之一。1934年7月下旬，在刘志丹的主持下，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创建红军干部学校。当时，办学条件极为简陋、艰苦，土窑洞当校舍，有的还是学员报到以后自己开挖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不仅亲自担任校长、政治委员和教员，还亲自参加培训和教育活动。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刘志丹，有着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和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主动担当起开展军事教育和创办军校及教学的重任。兼任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政治委员的习仲勋，担任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重要职务，非常重视红军干部学校的工作，多次来学校检查教学工作，给学员作时事政治报告，上政治理论课。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将红军干部学校改建为“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习仲勋仍担任校长、政治委员。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共举办3期，培训军政干部322名(其中有10多名根据地的县级苏维埃政府主席参加了学习和培训)和10名号兵。这些学员结业后，先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根据地各地苏维埃政府工作，成为战斗、工作的骨干，为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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