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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以广东为中心的华南地区虽未卷入战火，但仍成为日军觊觎的目标。在这段时间里，广东中共组织恢复重建后，立即开展对当地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并以统战为基础，筹建了多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推动了华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持续高涨，为建立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拟就这段历史作一简要概述。

一、时局背景

1937年7月后，日军继侵占平津沪宁后，封锁了中国东海岸，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则成为中国对外交通的枢纽。据统计，由广州国际港口输入中国的海外物资约占当时中国进口物资的80%，并逐渐呈递增趋势，因此，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遂成为日军的侵略目标。鉴于此，日军一方面派海军即以台湾澎湖为基地，并派若干舰艇封锁华南海面，对华南沿海进出船只进行严密监视，袭扰沿海各地；另一方面开始对广州、汕头、厦门等地的机场、港口进行战略性轰炸，以封锁空中交通线，摧毁中国空军基地，夺取制空权。为彻底封锁中国南方大门，切断华南方面的国际补给线，10月初，正当淞沪会战中日双方酣战之时，日军参谋本部即提出进行广州作战的主张，拟侵占广州，切断英美援华路线，协同日军华北、华中战场作战。10月中旬，又开始研究在华南沿海对限定目标进行作战问题。此后，日军加紧对华南的侵略准备，战争的危机逐步向华南逼近。

随着日军的步步紧逼，华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益增强。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和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得到了全国各界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省、港的《大众日报》、《珠江日报》、《广州日报》公开转载中共文件，报道陕北消息，一些学校甚至公开悬挂毛泽东、朱德的像(相)片”*《纪念张文彬》，208～209页，广东，内部刊印，1998。。二是华南地区派系复杂的国民党当局基本出现一致抗日的“开明”局面。国民党内部历来派系林立，矛盾复杂尖锐。在不同政治利益的驱使下，华南地方实力派(粤系和桂系)与蒋介石集团一直存有矛盾和分歧，1936年6月，粤、桂两系曾以抗日运动之名联合举兵向蒋介石发难，挑起两广事变。全国抗战爆发后，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严重危机的大背景下，迫于日军的军事进攻和持续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的双重压力，粤、桂两系与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暂时得以缓和，形成拥护国共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政治态势，对华南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开明”政策。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将闽、粤两省划分为第4战区。华南地区国民党当局一致对外抗日局面的形成，为两广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新的政治形势促使华南地区出现了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及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下，一大批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涌现。至1939年5月，广东中共组织领导的群众团体达60余个，有组织的群众约56300余人(不含香港地区)。*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41～1945)，119页，广东，内部刊印，1987。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华南地区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建立奠定了基础，华南中共组织的有力领导则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阶段。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南临委)将迅速恢复扩大广东党组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群众抗日团体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建立健全各级中共组织机构，壮大了党员队伍。1938年4月，为适应华南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统一加强华南地区中共组织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中共广东省委员会(简称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此后，在中共广东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华南地区党的各项工作都得到迅速发展。至1939年10月，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全省县一级地区大部建立了中共组织，中共广东省委下辖44个县委(县工委)、8个中心县委(临委)、8个特委(工委)，有共产党员1.8万人(不含潮梅地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员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党史资料》第19辑，27～28页，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同时，中共广东省委加强了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逐步建立完善，党员队伍不断扩大，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华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根本保证。

二、筹建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武装决策的形成

根据华南时局的变化和自身的发展情况，中共广东组织的中心任务也不断调整变化。1936年9月，中共南临委成立，标志着中断两年的广东中共组织领导机关重新建立，此后至全国抗战爆发，其中心任务是恢复被破坏的地下党组织，重建各地党组织机关，并与闽南、琼崖等地的中共组织恢复联系。全国抗战爆发后，虽然中共中央早于1937年8月12日发出《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明确提出要“利用一切旧政权的武装组织形式，如民团，保安队，壮丁队，义勇军等，实行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并取得其中的指导地位……共产党员应该以抗日积极分子的面目参加到政府与军队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领导位置……在日寇占领区域及其侧后方，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319～32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但由于此时华南尚未被战火波及，广东中共组织此时的工作重心一方面极力加速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另一方面着力发展扩大群众抗日团体，军事工作稍显薄弱。随着日军侵略华南步伐的加速，华南党的工作也得到上级党组织的愈加重视。12月27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联席会议，认为在日军加紧进攻中国南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长江局应该发展广东和广西的工作，并将两广工作的中心从香港移至广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39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会后，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干部黄文杰奉命前往广东，进行巡视工作，并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事宜，华南地区的建军工作开始提上日程。

进入1938年后，面对日趋严重的华南形势，中共广东省委于1938年4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遵照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针对以前存在忽视武装工作的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号召共产党员军事化，要求各级中共组织应努力建立民众抗日武装，共产党员必须积极参加武装工作。可见，广东中共组织已然认识到建立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立即付诸行动，在随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中，单独就军事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讨论，进而形成了决定和部署。6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各地中共组织要利用合法形式，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准备迎击敌人。8月，又召开了广州外围几县党的军事工作会议，就建立和掌握民众抗日武装问题进行了部署：各地中共组织应把建立自卫团等民众抗日武装作为一项中心任务，要以地方群众自卫队作为军事工作的重点，要利用各种合法形式，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同时，中共广东省委对各地中共组织也做出指示，要求各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以灵活的方式参与建立并掌握地方自卫团武装，通过统一战线工作争取自卫团的领导权，以便在统一战线下组织非公开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并“提高军事活动，实现党内军事化的口号，把武装工作提到第一位，而民众自卫团的工作又是最中心的工作”*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224页。。对于即将开展的广东抗日游击战争，中共广东省委提出了以沿海尤其是东江为重点，以广州为中心的初步作战计划。对于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发展形势，中共广东省委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统一战线下组织非公开由我领导的地方民众武装与游击队，这是主要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必须准备将来独立在我们领导下的武装”，而当前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于真实掌握地方武装的组织基础，和实际领导游击战争干部的培养与安插”。*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336、335页。至此，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筹建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决策正式形成，为之后各地抗日武装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三、各地区抗日武器筹建情况

从全国抗战爆发至广东全面沦陷前后，广东中共组织发动、组织群众，通过统战工作打通各种关系，酝酿和建立起形式多样的群众抗日武装。

(一)东江地区抗日武装的筹建。在东江地区，按照中共广东省委以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为中心任务的决定，东莞、惠阳、博县、增城、宝安等地的中共组织，更加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加紧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队伍，准备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东莞位于广州外围，是扼守广州与粤东海上交通的咽喉要地。1937年10月，中共东莞工委改为中共东莞中心支部，姚永光(李永泉)任书记，领导东莞、宝安、增城(部分地区)3县的建党、建军工作。中共东莞中心支部成立后，着手恢复和发展当地中共组织，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各种合法名义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中共东莞中心支部争取到驻东莞国民党军第63军第153师的支持，举办了两期军事训练班。经过动员，共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训练班，随后被分配到各乡进行军事工作，成为组建抗日自卫队的军事骨干。此外，东莞的高埗、东坑、大朗、潢涌、山厦、石马等地也纷纷建立了抗日武装小组。1938年1月，国民党东莞县政府成立东莞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中共东莞中心支部经商讨后，决定派支部委员张广业(张如)、共产党员陈修业和张高科进入该组织，利用合法身份公开活动，先后组建起两个政治工作队，张广业(张如)、陈修业分别任第1、第2政治工作队队长，到东莞各区、乡进行组织抗日自卫队的工作。同月，为加强对中共东莞中心支部的武装领导，共产党员王作尧受中共广州市工委*1938年4月，中共广州市工委撤销，成立中共广州市委。的派遣，抵达东莞。5月，中共东莞中心支部改为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下辖东莞、宝安、增城等县的党组织。此后，利用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的名义，中共东莞中心县委举办了自卫团军事训练班以及国民军事训练班，选送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训练，为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培养了骨干力量。7月，经过对东莞县国民党社训总队的统战工作，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成立了东莞常备壮丁队，下辖1个中队。在逐步改造东莞常备壮丁队第1中队的同时，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动员民众组成东莞常备壮丁队第2中队，共118人，其中队长、政训员和班、排干部均由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派人担任，并建立了中共党支部。

博罗县位于广东省东南部，东邻惠州，南接深圳，西邻广州、东莞。遵照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博罗中共组织积极开展对共产党员黄健的叔父——博罗县县长黄仲榆的统战工作。黄健利用自己在县政府任总务科长的便利条件，先后介绍一批共产党员到县政府任职，为筹建民众抗日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春，黄健在义和圩举办整顿保甲训练班，对30余名进步青年进行了军事训练。此后，他和其他共产党员又以合法形式组建博罗战时工作团，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进行军事训练，为民众抗日武装预备了骨干人员。随后，博罗中共组织通过统战工作，动员国民党退伍军官李蔚青加入抗战行列，组建了麻陂抗日自卫大队，有300余人。共产党员胡展光等利用统战关系，得到20余支枪，并以此建立了响水青年杀敌队，有20余人。在博罗中共组织的发展下，博罗全县各地的民众抗日武装纷纷建立，为这一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宝安县位于广东南海之滨，北连东莞，东濒大鹏湾，西临珠江口。为加强宝安地区的建党、建军工作，中共广州外县工委于1937年12月派共产党员刘向东(刘潜迅)、黄木芬(陈汉东)，组织抗战教育实践社流动工作团，组员10余人，在东莞、宝安两县边界的天堂围、观澜等地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宣传。1938年1月，共产党员王启光率10余人组成救亡呼声社前线工作团，奉命前往宝安县南头、西乡、乌石岩等地，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统战工作，收集民间散枪，组织民众抗日武装。1938年6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派张广业(张如)等到宝安，成立中共东(莞)宝(安)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东宝边工委)，负责宝安县及广(州)九(龙)铁路沿线的观澜、塘厦、凤岗、清溪、樟木头等地的抗日武装斗争。中共东宝边工委成立后，深入乡村宣传、组织群众，建立民众抗日自卫团，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辟抗日游击区，为以后游击队的建立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37年底，中共东莞中心支部派人到增城进行中共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38年2月，中共仙村支部成立；7月，又成立了中共雅瑶支部。其间，增城中共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掌握了增城县抗日民众自卫团干部训练班。9月，通过统战工作，利用增城县抗日民众自卫团的名义，分别建立了增城县抗日民众自卫团仙村大队和雅瑶大队，中共组织在两个大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0月中旬，经过增城中共组织的争取工作，在增城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第3区指挥部主任单容沛的支持下，广东民众抗日自卫队增城县第3区常备队成立，单容沛兼任队长，共产党员阮海天负责指挥，共产党员杨步尧任政训员。上述几支队伍的建立，为增城县抗日武装队伍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惠阳县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江中下游，是广东著名的侨乡。1937年8月至1938年1月，中共香港市工委(1937年12月，改为中共香港市委)和中共香港海员工委领导下的香港青年回乡救亡工作团(简称惠青工作团)，分两批回到惠(阳)宝(安)边*惠(阳)宝(安)边地区，是指濒临大鹏湾的惠宝沿海，从惠阳县的淡水、龙岗一线以南至宝安县的深圳、沙头角一线，以坪山为中心，包括大鹏半岛的地区。沿海地区参加抗日斗争。惠青工作团以合法身份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和组织工作，发动群众参加民众抗日武装，惠阳各地抗日自卫队、游击小组等纷纷建立。7月，惠青工作团争取到淡水镇国民党驻军的支持，成立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惠阳沿海青年自卫武装干部训练班，班内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150余人参加培训，学员结业后，分散到惠阳各地参加或组建民众抗日武装。此外，惠青工作团还在坑梓创办了坑梓青年军训队，有百余名进步青年参加。在坝光地区，1938年5月，成立了群众抗日自卫队，有40余人，20余支枪。同年夏，该队整顿后，改为坝光乡抗日自卫队，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除上述各抗日武装外，在紫金县古竹区，成立了古竹民众抗日自卫大队，共产党员黎孟持任大队长，下辖4个中队和1个独立小队，有队员400余人。在和平县，先后建立了大坝抗日自卫大队、彭寨抗日自卫大队、热水抗日自卫大队、东水抗日自卫大队、林寨抗日自卫大队、古寨抗日自卫大队、下车抗日自卫大队等。对此，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在《关于广东工作的综合报告》中曾指出：“东江与江西交界处的和平县，有一区已有五百枪组织起来，不单领导权在我们手里，而且下层干部组织力量亦很强固，如果战争起来，这一区可以立即组织起一千枪的自卫团来。”*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7～1939)，334页。

(二)珠江地区抗日武装的筹建。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珠江下游，毗邻港澳，与东南亚隔海相望，被称为中国的“南大门”，其腹地有南海、番禺、顺德、中山等县。1937年8月，中共中山县委成立，至1939年10月，共辖7个区(工)委和3个直属支部，有共产党员500余人，成为全国抗战初期广东最早重新建立的县委。1938年5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南(海)顺(德)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南顺工委)，范志远任书记，至同年10月，南海县有7个中共党支部，顺德有5个中共党支部，两县共有共产党员百余名。珠江地区各县中共组织重建后，积极发动、组织群众深入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认真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民众抗日武装。

在中山县，中共中山县委号召和领导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并以多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促进了这一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高涨。1938年，中共中山县委举办了多起游击训练班、青年训练班以及妇女训练班等，为开展抗日斗争、创建民众武装培养了骨干力量。同时，中共中山县委还积极开展对中山县县长张惠长、第4区警察所所长孙海筹、第5区区长孙子静等的统战工作，争取他们同情或支持抗日，对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积极作用。通过统战工作，许多共产党员被安插到中山游击司令部做政治工作，有的担任了政训员，为而后抗日武装的建立提供了条件。这些共产党员先后在中山县第4、第5、第8区等地组织抗日武装自卫团，采用乡警队、更夫队和自卫队的名义，组建民众抗日武装，还成立了独立的游击队。1938年12月9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中山县队成立。此后，除个别区外，全县均成立了“抗先”区队，共有队员3000余人，成为实际由共产党领导和掌握的抗日武装。

在南海县，1937年冬，共产党员吴勤在中共香港市委的帮助和指导下，从新加坡返回广州，以国民党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上校督导员的身份，在郊区宣传抗日，并与佛山工代会主席钱维方在佛山举办杀敌大刀训练班和防护团，在南海县山紫村组建起一支农民抗日自卫队，积极筹措武器，准备武装抗日。1938年5月，中共南顺工委书记范志远在南海县的理教、贺丰等地组织了农民抗日自卫团；中共南顺工委委员王士钊也在该县大榄乡组织了农民自卫团。

在顺德县，1937年秋冬、1938年夏，中共广州教忠中学党支部带领“抗先”独立第2大队，先后两次到路尾围、西海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并建立了西海抗日同志会，有200余人，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抗日做准备。1938年6月，中共南顺工委委员林锵云到达顺德，立即发展共产党员，扩大抗日同志会，在西海、伦教、大洲等地筹建农民抗日武装。在番禺县，1938年春，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土华队成立，进行抗日宣传，积极开展军事训练。

在新会县，新会中共组织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到国民党新会县县长的支持，举办了新会青年暑期训练营，并陆续派出一批共产党员进入新会县抗敌后援会和动委会工作，组织民众自卫队。1939年后，新会中共组织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在田金、桥下、荷塘等地建立了共产党控制的看更队和自卫队。

(三)广州市及粤中、潮汕地区抗日武装的筹建。在广州，1938年8月，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劳工部举办广东省劳工干部训练班，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李洁之任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了解情况后，陆续派郭大同、李镇靖等近30名共产党员进入该班，建立了中共党支部，刘登任书记，隶属中共广州市委。训练班内设有训练队，郭大同任队长，李镇靖、刘登任副队长。此后，中共广东省委和广州市委不断动员大批工人参加训练班，使之成为广东中共组织基本掌握的一支抗日武装。

在粤中地区，1938年10月，粤中国民党当局建立了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6区统率委员会，统领开平、恩平两县自卫队武装。开平、恩平两县的中共组织通过统战工作，派出一批共产党员进入两县政府的抗日机构工作，协助国民党当局建立了半武装性质的政治大队。开平、恩平两县的抗日政治大队分别有300余人和100余人。两县的中共组织派人在政治大队中担任领导工作，政治大队名义上归属政训室领导，实际上则由两县的中共组织掌握。

潮汕地处广东省东部，东与福建省毗邻，西接惠阳，北靠兴梅，南临南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年6月，日军为夺取侵犯潮汕及广东的前沿阵地，侵占南澳岛后，10月登陆惠阳县大亚湾，逼近广州。鉴于形势危急，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即岐山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南工作一切为着准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分析了潮汕中共组织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提出了“一切为了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潮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口号，决定将潮汕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各抗日团体的工作全面转入备战，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并就加紧统战工作、广泛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组织、建立游击小组、开辟游击支点、开办训练班等问题做了部署。岐山会议是潮汕中共组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的一个转折点，他确立了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积极推动潮汕国民党当局坚持抗战的正确方针，做出了加强备战的积极部署，统一了思想和步调，赢得了工作的主动。会后，潮汕中共组织迅速落实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1938年2月，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同月改为中共闽西南潮梅特委)将中共韩江工委撤销，分设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和中共梅县中心县委。3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成立。1939年7月，中共闽西南特委决定在潮汕中心县委存在的同时，增设中共潮(阳)普(宁)惠(来)揭(阳)中心县委。10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改称为中共潮(安)澄(海)饶(平)中心县委。的指示和岐山会议的决定，开展的工作主要有：一是在中共潮汕中心县委增设军事部，大力开展在各战略要地的建党工作，加强对秘密开辟游击支点工作的领导。二是培训军事骨干。1938年11月，中共潮汕中心县委以岭青通讯处的名义，在汕头公开创办了为期半个月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各县委负责军事工作的干部以及青年抗敌同志会的部分骨干参加了学习。1939年1月，中共潮(阳)普(宁)惠(来)南(山)分委以“青年学术讲座”的名义，开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参加培训的共产党员干部和骨干共有200余名。同时，中共潮汕中心县委还派党员干部及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同志会的会员，参加了第8区自卫团干部训练班、第9区自卫团分队长教导队训练班、第8区妇女干部训练班等。各地还普遍组织共产党员和青年抗敌同志会会员学习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如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曾多次组织会员到桑浦山举行山地游击战和夜战演习等。这些举措，为潮汕中共组织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和民运骨干，推动了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三是参加国民党军地方武装。对此，中共潮汕中心县委提出“最优秀的忠实于党的共产党员到自卫团中去”的口号，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和干部，以各种形式参加国民党军地方武装(自卫团、壮丁队、护乡队、守青队等)，争取、掌握其领导权。四是除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保卫潮汕的措施外，还组织了数十支战时工作队，开赴南山、北山、凤凰山、桑浦山及铁路沿线、沿海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放手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游击小组，开辟游击支点。这样，潮汕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