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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壮丽史诗，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革命壮举，是中华民族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这一伟大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一、战略大转移：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抗日救国的民族夙愿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发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己任，提出了“对日作战”和“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当时，由于红军主力被国民党军牵制在南方无法实现对日作战，只能派出党员在北方建立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参与和领导抗日义勇军、察哈尔同盟军等抗日斗争。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考验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1935年8月1日，在中国工农红军最为艰难的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向全国发出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泛动员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52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和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推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为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组织大调整：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这14年间, 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集体。当时，共产国际脱离中国不断变化与日益复杂的革命形势，以能否绝对服从与坚决执行其指示作为主要标准来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这就造成了我党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党中央相继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 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等路线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邓小平后来评价说:“在历史上, 遵义会议以前, 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 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 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泽东选集》，第1卷，111～112，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执行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被全面否定，并被剥夺了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权，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职务。中央为筹备军事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长征路上围绕着红军的战略方针,在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实质就是要不要实行适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略指导方针。湘江战役后，博古、李德不顾敌情的变化, 仍坚持北上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此时国民党已设重兵布下了“口袋阵”。如不改变原定前进方向, 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2、红6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一建议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的赞成，经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确认后执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权需要集中的情况，毛泽东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历史紧要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会议，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典范。“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胜利地完成长征 ,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7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拥护者占了优势, 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上团结一致的，有能力、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

三、政治大考验：中国共产党重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关系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党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在南昌起义的部队里，团以上单位建立了党组织。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在班、排设立党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从组织上解决了党直接掌握士兵群众的重大问题。古田会议用党的决议的形式，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明确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1932年1月，总政治部在指示信中指出：要“加强党的自身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保证红军中对上级命令的执行与巩固红军中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长征途中，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不但克服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而且粉碎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图谋，全党全军和军民之间实现了革命大团结。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和在川西地区不宜建立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提出南下川康边的方针，想偏居一隅，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为了消除分歧，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红军长征·文献》，537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更有甚者，张国焘致电红四方面军部下令其扣留军委纵队，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10月5日，在卓木碉非法另立 “中央”，公开走上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道路。经过中共中央耐心说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抵制和斗争，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并在随后会师的红2、红6军团领导人的斗争下，率领红四方面军北进甘肃会宁，实现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事后，毛泽东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深刻地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547页。

四、灵魂大洗礼：中国共产党培育了薪火相传的革命精神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无精神不立。党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党无精神不强。在血雨腥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我们党培育形成了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正是这些伟大精神，使我们党与以往的政党、使我们的军队与旧式的军队在精、气、神上有了根本区别，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为中国革命在困境中峰回路转、呈现蓬勃生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推动中国革命在艰难中奋进、在曲折中前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万里长征中所培育出来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走向成功的强大精神动力。什么是长征精神？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8～9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长征精神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途中，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靠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昂扬斗志，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同心同德、生活上互帮互助，在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终于胜利前进到陕甘宁地区，实现了红军主力的大会师。

五、军事大智慧：中国共产党展示了对敌作战的高超艺术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克服了难以想象的严酷自然条件，在敌强我弱、形势异常险恶的环境中, 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战胜了国民党军队重兵集团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敌作战的高超艺术。

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前夕，曾向广东军阀陈济棠部“借道”，为突围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陈济棠是广东地方军阀，曾三次通电反蒋，与蒋介石矛盾较深。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虽然被封为国民党军“围剿”南路军总司令，但因为不愿为蒋介石卖命而消耗实力，所以迟迟不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1934年9月，陈济棠还派密使到瑞金,要求与红军谈判。10月5日，朱德、周恩来委派何长工、潘汉年与粤军秘密会谈。双方最后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相互通商和必要时相互借道等五项秘密协议。在中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部基本上没有堵截。接着，突围西进的红军到达粤军管区的第二道封锁线时，未经交火，就从汝城、城口间顺利通过。这是红军长征途中，通过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建立军事统一战线，变被动为主动的一次有益尝试。

遵义会议之后，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接受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从1935年1月底至1935年3月底，一渡赤水，避实就虚，摆脱川军；二渡赤水，乘虚而入，速战速决；三渡赤水，将计就计，虚张声势；四渡赤水，形西实东，迷惑敌人。四渡赤水后，通过兵临贵阳、虚指昆明、巧渡金沙, 红军将士以声东击西、形南实北的高度灵活动作, 呼啸驰骋于黔桂川滇的万水千山之间。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的合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960年，来华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赞誉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在四渡赤水中，毛泽东以高度的机动作战、高超的谋略和灵活多样的战法调动敌人，充分展示了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

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1438～1439页。今天，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长征。在新长征的征途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7-01(2)。，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光荣革命传统，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