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着这样一种十分流行的学术浮夸现象，主要表现在把几句话或几篇文章就可以讲明白的普世常识，用一本甚至几本书的篇幅旁征博引，以便恰到好处地演绎讲述得既半明白又半不明白。这样一来既显示了自己超人的学问智慧，又可以赢得左右通吃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安全。最近几年来奇迹般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刘仲敬，便是这种学术浮夸现象的一例典型样板。

“国父”宋教仁的耸人听闻

第一次听说刘仲敬的名字，是2014年7月23日。扬州先锋书店的张武先生和他的太太，开车送我到镇江乘坐前往昆山的高铁，路途中张武询问我：知道不知道刘仲敬这个人？

我回答说：孤陋寡闻，不知道。

张武很是敬佩地介绍说，刘仲敬用文言文写了一本《民国纪事本末》，得到上海许纪霖教授的高调赞美，前不久在扬州先锋书店刚刚做过一次推广宣传活动……

作为长期追踪研究胡适及《新青年》杂志的一个人，我对所谓文言文一向敏感，当即表明态度说：中国文人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把复杂的人情事理用最为简单的话语正大光明地讲述明白的，以胡适、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人为标志;另一种是把并不复杂的人情事理用隐晦曲折的话语讲述得半明白又半不明白的，以章太炎、章士钊、鲁迅、周作人等人为标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所采用的不是严格意义的口语白话，而是典型的既半明白又半不明白的浅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