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明

一

作为一名1970年代的下乡知青，当笔者决定要写这篇反思文章的时候，心情之复杂，思潮之汹涌，真是一言难尽！虽然笔者插队下放历史不长，仅有2年的时间;虽然笔者经过自身努力，迄今也还算混得不算太差，然个体与群体尤其这个特殊群体本身的命运滑坡，也许只有亲历者本人才能体会。1960—1970年代，1700百万知识青年响应号召被政府安排去上山下乡，乃出于当时的权宜之计、应付之策，至于他们插队落户以后会向怎样的实践逻辑和生存维度滑行，事实证明亦如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样的始料不及且难以掌控。与改革开放以后自愿进城务工的2.7亿农民工相比，上山下乡对于1700万的知青来说并非自愿，乃是赶鸭子上架不得已而为之。正如土地是农民的命脉一样，城市是知青的命根。插队落户之后，自幼在城镇土壤上存活的知青们，其生命陡然之间被“移植”到了农村，文化生活的荒芜和生产劳动的艰苦，令缺少精神与物质给养的他们难以适应，对如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毫无概念乃至一头雾水。尤其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两个持论者同一、但其意义龃龉的命题，也教知青们发生理解上的困厄——既然农民也存在着“严重”的“教育”问题，何以又要知青千里迢迢跑到农村去接受其“再教育”呢？所谓“农民意识”又当作何解释呢？说实话，这种疑问，恐怕并不限于少数人持有，只是慑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人们不敢提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