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21世纪的收入分配公平与财税政策：从皮凯蒂旋风谈起

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近期，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刮起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皮凯蒂旋风，启示人们反思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强调财富分配不平等必然导致制度危机。严格的理论推导以及20多个国家3个世纪的数据，使得此书不同于其他谈论收入分配的书，成为一部对实证经济史发展有贡献的著作。因其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式，该书亦被拿来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做比。研究如何使中国税收政策要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就必须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的成因，故而《21世纪资本论》也为中国的财税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考线索。

一、皮凯蒂旋风与《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又译为“皮克迪”，Piketty）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于2014年翻译成英文出版之后，在欧美卷起了一场旋风。实际上，2013年该书法文版出版之后，英国著名学术期刊《经济学人》就给予了重点关注。全球许多知名经济学家如哈佛大学的曼昆①笔者注： N·格雷戈里·曼昆（N. Gregory Mankiw），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9岁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2003年走入政坛，著有《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等全球风靡的经典经济学教材。等撰写了书评。该书主要观点的影响力早已超出学术界而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关于收入分配，提出偏左政策的著作不少，但是，能像此书那样有理有据的并不太多。皮凯蒂生于1971年，巴黎经济学院教授。2013年，曾荣获得欧洲经济学会的约里奥·杨松奖。这是一个与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②编者注：克拉克奖于1947年在美国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入选的基本资格为在美国大学任教、40岁以下的学者。克拉克奖被称作小诺贝尔奖，其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重要指针，获得此奖章的学者，通常会引起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的注意。从1969年开始在斯德哥尔摩颁发诺贝尔经济奖以来，平均有四成的克拉克奖获奖者在平均22年之后会赢得诺贝尔经济奖。约里奥·杨松奖设立于1993年，针对在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45岁以下的欧洲经济学家。奖齐名的大奖。授奖理由是他对公共经济学，特别是不平等和流动性的研究。

该书之所以备受关注，一个重要背景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美社会对贫富差距问题的广泛关注。金融危机本来对华尔街冲击最大，但人们很快就发现，政府纾困行为的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对于愈演愈烈但表现形式不同的收入分配扩大化，皮给出了他的解释。《21世纪资本论》对20多个国家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300余年）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将世界经济分成两个基本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两者都被用于生产并分享产出的收益。资本与劳动力的区别在于，资本可买入、卖出、拥有，而且从理论上讲可无限累积；劳动力是对个人能力的使用，可获得酬劳，但不能被别人所拥有，且具有有限性。皮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于高于经济增长率，所以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他由此预测，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将会继续扩大，因此建议征收全球性财富税。

皮认为，在可以观察到的300余年左右的数据中，投资回报年均维持在4%～5%，而全球GDP年均增长1%～2%。这种差异意味着，在过去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是初始的128倍，而全球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

前大8倍。有资本和无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但是贫富差距却越拉越大。

对此，皮提出了一系列简单的建议：征收15%的资本税（财富总额税），把最高收入人群的最高边际税率提到80%左右，强迫银行提高透明度，增加通货膨胀，等等。但皮也指出，这些措施不太现实，因为控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可能宁可看到这个系统崩溃，也不会愿意让步。

《21世纪资本论》较全面地反映了皮的研究成果。本文只就方法论和书中所涉的一些典型税收政策谈一谈看法。

二、经济学，抑或政治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工具。为了数学分析的便利，对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是经常的事。然而，一味地为了用数学工具而进行分析，就可能无法真正地直面问题。正如皮在书中说到的为了纯粹真实因果关系，而忘了问题自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经济学。当然，皮也强调其他学科不要放弃经济学方法，毕竟经济学分析能力仍然不能小觑。

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皮的努力其实只是一种回归。这是很多人把这本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的一个因素。皮关于21世纪的资本的论述会是21世纪的《资本论》吗？从回归政治经济学上来看，两者却有相通之处。从观点来看，两者也有相似之处。但是，皮绝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厚度相比，皮的著作还是显得不够厚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不赞同该书的书名译法，因为论述不够（林行止，2014）。

皮和马克思不同。他没有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在提出对资本不利的政策措施时，并没有强调采取绝对的剥夺资本收益的做法，而是不忘分析政策措施对社会的影响，总是将政策对社会的负面效应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这样，财税政策成为他的重要选择项。

三、瓦格纳法则在今天可否焕发新的生命力？

用历史数据说话，不是新鲜事。19世纪的德国，财政学家瓦格纳（Wagner）基于历史数据，提出了财政支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增长的规律。后人将此命名为“瓦格纳法则”①编者注：瓦格纳法则的基本原理是指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要求保证行使这些国家职能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不断提高。。

到了20世纪80年代，瓦格纳法则与现实似乎不太适应，新公共管理革命在全球掀起了浪潮。伴随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传统官僚制运作模式下的西方政府既无力应付自身机构膨胀、财政开支加大的困境，其公共物品供给能力的薄弱又无法满足不断增强的公共需求。因此，英国撒切尔内阁、美国里根政府等率先开始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实行了不同于政府有限论和以市场解救“政府失灵”的一种公共管理模式。先是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接着是1981年美国里根总统开始为期8年的执政。撒切尔夫人信奉货币主义理论，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其基本理念是：政府就应像一个大型公司那样予以组织和管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需按照同样的经济参数和管理原则进行评价。由此政府规模和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决策部门只负责政策制定，不再掌管政策执行。撒切尔之后的梅杰政府和布莱尔政府继续推进政府改革，进一步强调市场化的作用。英国的改革也深入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根总统遵循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1986年美国推出减税改革，同样影响的不只是美国。扩大税基、降低税率自此成为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主旋律。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也在发生变化，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意味着国有经济要从一些领域中退出。这样，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相对意义上的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不是绝对值，而是与GDP相比的相对值）已经不再是事实。从此，财政支出规模进入调整阶段，瓦格纳法则出现了与现实情况的严重偏离。

里根总统以减税为中心的税制改革，并不是以减少税收为目的。那幅画在餐巾纸上的“拉弗曲线”②编者注：“拉弗曲线”提出的命题是，由于征税会抑制社会经济产出，这样，对应相同的税收收入，可以存在两个高、低不同的税率。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此，拉弗主张政府必须保持适当的税率，才能保证较好的财政收入。经济学家拉弗以其“拉弗曲线”而著称，并曾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形象简单地概括了供给学派减税可

一般而言，沥青混凝土路面裂缝包括两种类型，即荷载型裂缝和非荷载型裂缝。荷载型裂缝主要是因行车荷载作用而引起的；非荷载型裂缝产生的原因包括：温度裂缝、所用的原材料质量和施工工艺不当等造成的裂缝[8]。本文研究的是荷载型裂缝。

能增加税收收入的观点。税率从右半区转向左半区（降低税率），税收收入反而可能增加。理论上的“天衣无缝”，并不意味着事实就是如此。税率下降，虽然伴随税基的扩大，但是，税收收入增速还是无法赶上支出增速，导致很多国家债台高筑。极而言之，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榜样”形象，带动了世界上多数国家开始减税的探索。西方多个国家陷入了不愿意多缴税而愿意多享受社会福利的怪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

除了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公共管理革命对于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容小觑。税收收入（财政支出）占GDP比例的下降，就意味着一些国家在维持刚性支出之后，很难有充分的财力可用于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社会性支出。以教育为例，如果政府投入少，学校经费不足，那么学校在招生时出于经费筹集的考虑就可能有所侧重，并在学费收取政策上作相应的调整。一流大学学费可能因此上涨，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上一流大学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这样，仅考虑劳动力因素的收入，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恐怕很难与高收入者家庭的学生竞争。再加上，高收入者家庭有资本优势，收入扩大就很自然了。教育水平与收入直接相关，这样，在起跑线可能就开始拉开了收入分配的档次。

在西方经济发展乏力的今天，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正处于守势。对资本主义的反思越来越深入。《21世纪资本论》为支持大政府或规模适度大的政府，而不是“夜警”①编者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认为，政府在经济中的功能应该是制定好政策，而不是经济运行的直接参与者，从而只要担当好“夜警”或者“守夜人”的角色就好了。国家那样的政府找到了依据，同时，也为瓦格纳法则在今天的适用找到了理由。

未来国家或政府的规模会像瓦格纳法则描述的那样进一步扩大吗？瓦格纳法则何去何从？方向或左或右，皮只是给出了一种可能。但我仍然相信，其他方向也可能为社会所选择。继续建设财政与社会国家，国家会继续沿着提供更多社会性支出的路走下去吗？公共部门的最优规模何在？路在前方，方向依旧不明。②坦齐（2014）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了很好的探索，既涉及政府职能的理论分析和历史回顾，又对政府干预效果作了评价，并探讨了未来政府的经济职能。

四、库兹涅茨曲线还适用么？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经断言，收入分配差距是一个倒“U”型曲线，贫富差距扩大只是经济发展前半期的现象，由城乡差距和人口城市化过程等因素造成，到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贫富差距就会超越峰值而逐渐下降。美国学者福山据此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展现了比计划经济更大的效率和创造力，同时能够避免20世纪之前欧美国家发展初期的严重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

但皮的研究认为，财富分配的长期趋势分析不支持所谓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美国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战争，因为一些特殊因素。如果没有战争等意外事件对经济体系的冲击，那么收入差距就不会缩小。皮的研究结论警告了全世界。虽然存在某些趋同的力量，在某些国家、某段时间，这些力量还可能或占优势，但收入分化的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重新占据上风。

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殊因素。纵然皮是对的，难道现在就没有其他因素可以缩小收入差距？这仍然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五、最优税收理论的新发展：累进资本税？

所谓最优税制，是在理论上研究税制结构如何设计才可以实现社

会整体福利效用最大化。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在研究所得税税率问题时，最初设想的是论证累进所得税的合理性，然而，研究的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莫里斯得出的结果是，税率曲线是“倒U型”曲线，即税率应该先累进、再累退，最高收入者应适用零税率。莫里斯当年提出这一看法可谓石破天惊，但理解这一理论也很容易：纳税人与税务当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税务当局只能根据纳税人的实际收入而不是能力课税。有能力，但不努力，实际收入可能很低，所要缴纳的税很少甚至不用缴税。如果一味地对高收入课以重税，那么有能力的个人也可能降低努力程度，或者适当偷懒，最终结果是税务当局无法收到更多的税。反过来，对最高收入者适用零税率，而对次高收入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这会促进个人加倍努力，在多赚取个人收入的同时，也能够多纳税，从而实现税务当局与个人之间的双赢。

莫里斯的理论如此推导，皮却给出了同样令人诧异但近乎相反的建议。皮建议对高收入者适用80%的最高边际税率。但这能否成立？高收入者难道会坐以待毙而不转移收入吗？之前，已有学者验证所得税U型税率曲线的合理性。皮沿着此路继续走下去，是对最优税收理论的一种发展。毫无疑问，富人必须缴更多的税。但是，皮提出的按年度课征累进资本税的方案，即使能够取得共识，落实也不会一帆风顺。要对富人征税，必须解决国际税收征管问题。美国的FATCA法案也许有效，但要全面发挥作用，也非易事。笔者认为，皮的税收政策建议，也许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给我们留出了足够思索空间。

六、关于促进中国收入分配公平的税收政策的思考

正在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中国同样面临着收入分配问题带来的严峻挑战，《21世纪资本论》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笔者初步提出两点意见：

一是理性判断收入分配问题并综合评估财税工具的效果。按照皮凯蒂的思路，要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就不能不思考它的局限性。在探讨收入分配问题时，不能仅凭直觉，而需要依赖理性与扎实的分析，这样提出的政策建议才能更接地气。比如，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尽快实施综合所得税制度更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对此，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果炒股或炒房所得只要缴纳20%的税收，而工资薪金所得最高边际税率达45%这显然不合理，也无助于解决问题。中国实行分类所得税有征管上的考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是大势所趋，但需要良好条件的配合和理性全面的税制设计。税制改革的推进速度不可能很快，那么，当下财政政策如何发挥好收入分配功能呢？笔者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在社会保障上政府多下功夫，在“托底”帮助低收入群体的同时，努力创造更多机会。从根本上看，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源主要在初次分配，更有效的做法应该是改变不合理的初次分配格局。

二是新常态下的政府职能与范围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基本、也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重要突破，是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对国内外长期历史经验的精辟总结，更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消费比重超过投资比重，服务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外贸增速降低后内需比重相应上升，劳动力总量减少，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生产率提升和创新驱动。与这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相适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做出相应调整。①刘世锦.“新常态”下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求是,2014,(18).那么，应该做出哪些调整呢？对于政府财政支出规模，《21世纪资本论》为瓦格纳法则的适用找到了新的依据。在今天，瓦格纳法则是否继续有效也许还会有争论，但财政支出更多地与公共政策的落实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相关联，则是不争的事实。有支出，就要求有对应的税收（收入），关键问题是财政支出和税收的征收要找到充分科学的政策理由。遵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政府退出某些生产性领域，同时也意味着财政支出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也将在促进收入公平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高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