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中国的“文字狱”，我很怀疑是由北宋的“乌台诗案”开风气之先的。春秋时期的少正卯算是一个思想犯，魏晋时期的嵇叔夜也以言论获罪，但那罪名都很抽象，不像“乌台诗案”那般从苏轼的诗文中寻章摘句，上纲上线，锻炼成狱。

苏轼这个案子被称为“乌台诗案”，因为办成这个冤案的都是御史台（人称乌台）的官员。他们先从苏轼《湖州谢上表》摘取“陛下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一语，上纲为苏轼“愚弄朝廷”、“谤讪讥骂”，并将苏轼“愚弄”与“谤讪”的对象锁定为君主，说：“出而事主，所怀如此，世之大恶，何以复加！”此后又从刚刚问世的苏轼诗集中摘出几句诗来，与时政对接，说：“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上纲为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并说“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

御史中丞李定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言，说“轼有可废之罪四”的。其一为：“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同，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其二为：“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这两条可以合而为一，叫作“不知悔改”罪。如此“教而不从，然而诛之”，天经地义。其三为：“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辩；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坚。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先王之法当诛。”这叫“鼓动流俗”罪。其四为：“知而为，与夫不知而为者异也。轼读史传，岂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这叫“明知故犯”罪。李定的“札子”中还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及上圣兴作，新进仕者，非轼之所合。轼自度终不为朝廷奖用，衔怨怀怒，恣行丑诋。”这大概也可以归纳为一条罪状，即“衔怨怀怒”罪。有此一款，即使“其一”、“其二”可以合二为一，“轼有可废之罪四”也算够数了。每一条理由都落脚于一个“诛”字，这“可废”二字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李定所进苏轼“可废”的四条理由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李定说苏轼的“鼓动流俗”罪时，有“行辟而坚、言伪而辩”一语，是从孔子对子贡说少正卯可诛之“罪状”（参见《荀子·宥坐》）中搬过来的。孔子回答仲弓之问“其禁何禁”（应当严惩的有哪些罪行）时说的“其急者”（重中之重）中，也有“行伪而坚，言诈而辩”等语（参见《孔子家语·刑政》），都与“执左道与乱政”有关，都在可“杀”之列，这就是李定所说的“先王之法”。司马氏诛嵇康，缓引“鲁诛少正卯”之先例，“庆元党禁”时诬朱熹“大罪有六”，称“熹为大奸大憝”的台谏沈继祖要将朱熹置于死地，上书宋宁宗时也“请加少正卯之诛”。可见，所谓“行辟而坚、言伪而辩”云云，作为制造冤狱的元素，可谓源远流长，绵绵不绝。

李定说苏轼的“衔怨怀怒”罪时，提到“初无学术，滥得时名”也十分可笑。苏轼22岁时就与其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不仅深受欧阳修赞赏，谓：“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连宋仁宗也喜不自禁，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那个时候，苏氏父子三人就已名震京师，李定说的“滥得时名，偶中异科”，大概指的就是此事。日后名誉天下、流传千古的苏轼，竟被李定说成“初无学术”。古今中外，那些以整人为业的人就是这样，在他们以为可以笃定把你置于死地之时，就会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连你的长处也成了短板。而这，几乎也已成为一种传统。

李定陷害苏轼无所不用其极，很为当事人所厌恶，也为后人所不齿，但有一点应当肯定：此公并无贪腐之劣迹。他去世之时，家里没有多余的财产，子息也仍是平民百姓。李定整人之时，曾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今人评说李定之时，不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功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