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凝

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离不开与之相对应的文化支撑。然而，文化是流变的，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文明的发展不断发展、不断前进。因此，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华民族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相伴随、相支撑。基于文化发展自身的路径依赖，这个文化必然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扬弃，即传统文化的现代流变。

如何来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种现代流变呢？我们首先要回答这种流变的指导思想问题，即弄清楚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的主体问题；第二，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确立的现实条件；第三，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确立的基本路径。

一、中国文化的主体问题

所谓主体问题就是指，在走向全面小康社会中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应当以何种文化作为主体。

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民族存亡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于文化的落后所造成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但统治阶级的盲目自大使得中国渐渐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道路，当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攻向我们的时候，仁人志士们前赴后继地加入到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中去，经过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的层层深入探索，中国人终于认识到文化落后才是中国处处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民族存亡问题只是表面的，文化落后才是本质的。

面对这个局面，中国人实际上有两条道路可以走：一是以解决表面问题即民族存亡问题为主要目标，选择一种先进的外来文化为指导思想，并从当时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指导中国的政治革命，在获得民族独立以后再完成文化落后的本质问题；二是直接以文化落后的本质问题为目标，以自身文化为主体并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来实现文化现代化，从而彻底解决民族存亡的表面问题。这两条可能道路的选择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多次“中西文化论争”，“中西体用”问题始终是论争的焦点，而每一次的论争都把中国人由第二条道路更有力地推向第一条道路，前一轮论争中的更接近第一条道路的人们在后一轮论争中往往成为保守派的一分子。

第二条道路虽然是治本的方案，但寻求文化自身的现代化，要求一个长久的、和平的环境。以自身文化为主体来实现文化的现代化，当然是现代化的最终要求，只有文化的现代化才能真正达到国家、民族现代化的目的。但这条道路的实施需要一个最主要的条件，那就是和平的环境，只有在和平的环境中我们才能从容地审视我们的文化，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逐渐在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从自身催生出现代性来。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条道路的必要性：从十四世纪的文艺复兴，到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到十七世纪的启蒙运动，最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没有这样一个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就不可能有西方现代化。但近代以来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并不能提供和平的环境和足够的时间，民族危亡已经迫在旦夕，历史条件决定了第二条道路是完全行不通的。因而，第一条道路成了必然的选择。第一条道路则要求中国民族文化暂时放弃其主体地位，而以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部分作为指导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变革，从而摆脱民族危亡的问题。虽然这条道路只是一个治标的方案，但由于它在解决中华民族最紧迫的存亡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因此，中国革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事实也证明第一条道路才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最正确的选择。

但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丧失只能是暂时的、浅表性的。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传统文化的决绝，无疑是有利于以西方先进思想为指导来解决民族危亡问题。但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采取了全盘否定的做法，流弊甚深。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个极致。破是必须的，不破不可能立新，但问题是破完旧之后如何来立新？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一个破，即破除中世纪以来神学思想一统天下的局面，从神学的藩篱中把人、把理性解放出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出现恰恰是在破的基础上对原有思想文化的扬弃，他并没有彻底抛弃神学的思想文化。宗教改革只是否定和抛弃了封建神学的消极落后的内容，而把积极的、有价值的东西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了，为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所以才有了马克斯·韦伯写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破了旧，但新没有立起来。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但是全新恰恰意味着没有根基，没有根基是立不起大厦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传统文化用的是抛弃而不是扬弃。这种抛弃的结果是造成了“文革”后的文化的荒漠化，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文化失落了。一方面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另一方面文化的断裂和缺失，土豪也就成为社会的必然。这种文化的缺失最终反过来会成为制约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巨大障碍。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时至今日，中国早已由革命的状态转入建设时期，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民族危亡问题已经不存在或者说不紧迫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第二条道路：那就是以中国自身的文化为主体来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正是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个时代课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在近代曾遭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挑战，并差点因为其落后的现状而把中华民族送上了民族覆灭的不归路，因此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根本缺乏催生出现代性因素的文化根基。这样的观点确实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所在，但那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错，而是中国封建统治腐朽落后的原因所致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有优秀和糟粕的两面性。中国文化产生发展过程中始终有着优秀和糟粕两个方面，但优秀是其中的主流。随着汉以后儒家地位得到统治阶级的确认，中国文化开始走下坡路，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统治阶级政策的宽松，中国文化有再次繁荣的趋势，以唐宋为代表。但那并不能改变中国文化糟粕化的总体走向。如孔子所倡导的“父慈子孝”，本来一方面是对父亲的规范：慈；另一方面也是对子的一种规范：孝。但这种观念在后来的发展中被片面化为仅仅对“子”的规范，成为“父为子纲”的来源。中国人片面地继承发展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并形成了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前者的观点却也跟着片面地视这些片面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全部中国传统文化，并以此为基点来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产生出现代性的根本原因，显然是不合适的。

因此，在走向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该也必须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以民族文化自信的姿态参与到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去，参与到世界文明、世界文化的发展融合、沟通中去。没有我们自身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社会，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宣传会议上就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也就是今天我们对中国文化主体地位重新确立的一个最好诠释。

二、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确立的

现实条件

历史毕竟已经成为过去，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地没有生发出现代性因素，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永远都不能与现代社会融合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今天中国已经具备了让中国传统文化从自身主体出发，产生出现代文化的条件和因素。

首先是经济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70年的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力获得了飞速发展，我们的GDP总量已经稳稳地坐二望一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战略理念的提出，也让中国从经济大国开始走向经济强国，为今天的中国社会现代化准备了最客观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早就讲过，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改变。中国的文化是中国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基础已经具有现代化的前提下，中国文化也必然要走向现代化。

其次是政治条件。随着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深化，随着我们不断增强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思想日益深入，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这个文化的复兴一定是在现代化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是对传统的一次扬弃，是更高水平上的一个回归。因此，我们有可能主动地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批判地吸收西方工业化以来创造的现代文明，促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向现代文化模式的全面转型。

最后是思想准备。一方面，自1840年以来，无数先辈在中国走向现代文明路上进行了无数的思考与探讨，形成了“中体西用论”、“西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发展理论等不同的思考与探索。另一方面，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在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充分地展示、进入和转化到中国现代社会中间，为我们自身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也让每个中国人真切地感知到了市场经济思想文化价值的影响和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顺应了时代的要求而提了出来，这些都为中国文化以文化现代化的主体地位从自身催生出现代化做了思想准备。

三、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确立的

基本路径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两个针锋相对的极端。笔者认为：传统绝不仅仅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相反，传统在很多方面恰恰是现代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如同西欧现代化过程中，新教伦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一样，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可以为现代中国人奠定精神家园。正如汤一介所说：“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可以有所取舍，扬长避短。积数千年之功，国学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有些内容因为时代的变迁已经成为历史遗产，有些内容已经过时，而有些内容仍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对于处在竞争激烈、变动不居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人们来说，优秀传统无疑是一笔极其宏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的现代化如果只有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而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改造和生长，就是‘单向度的、残缺不全的，也不可能长期持续发展。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本土文化的复兴运动并行不悖，‘国学之热正是适应了民族本土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这不仅不会妨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还会为之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然而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社会，成为今天的文化主体，其基本路径必然是走出前现代性、跨越现代性、融合后现代性。

走出前现代性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去必须抛弃传统文化中消极、落后、与封建制度相适应的那部分思想文化内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毛泽东曾经说过：“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的色彩和烙印，它与现代性所倡导的理性、民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必须承认传统文化中有一部分缺乏催生现代性的文化因素。必须有一个抛弃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我们还沉湎于与旧时代相适应的文化价值之中是不可能有中国现代文化的。因而，中国文化必须走出它原来滋生的文化环境和文化理念。

但是笔者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基本理念上却契合了后现代的文化理念。西方文明的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强调理性、崇尚科学，引发了工具理性的一枝独秀，启蒙精神被异化了。为了挽救、消除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后现代思潮出现了，后现代的基本路径是解构，反对一元化、企图粉碎一切权威。笔者以为：解构只是后现代性的一个初级阶段，解构之后必然是建构，而中国传统文化在两个最基本的维度上与建构性的后现代是一致的，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建构性后现代认为：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人类生活在生态共同体之中，这恰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倡导的自然观完全一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建构性后现代强调关心他人、尊重差异，以哈贝马斯为代表，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是多元交互的主体性关系，他倡导用多元交互来重构公共理性，拯救现代性。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字“和”，而这个“和”按孔子的理论“和而不同”这种带着差异性的“和”恰恰是后现代性多元交互主体性人的本质。因而，中国传统文化要想成为文化主体，我们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根基一定是走出前现代性、跨越现代性、融合后现代性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的确立，也就确立了他民族文化的客体地位（这种客体地位是指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他民族文化对于文化现代化的主体——中国来说的，只是我们文化现代化借鉴的对象）。但从跨文化沟通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应当正确“认异”他民族文化，做到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认可”其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作为我们自身传统文化的借鉴和补充。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合理和优秀的部分，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走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时期，应当用整合的态度来引进他民族文化中可以“认可”的部分。应当像第一次文化融合实现了佛教中国化，第二次融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把外来文化整合到中国文化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演讲时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

责任编辑：钱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