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储林

（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贵州贵阳 550018）

明清贵州江西会馆地域分布及形成机制探析

李储林

（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贵州贵阳 550018）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明清时期贵州境内各省会馆众多，而尤以江西会馆数量最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明清时期江西籍移民大量涌入贵州，江右商帮在黔中大地的强势活动以及流宦助推所导致的。其分布特点靠近水路交通驿道，和江西籍移民传统经营行业的地域分布吻合，同时体现了距离就近原则。

明清；贵州；江西会馆；分布；形成

一、明清时期贵州江西会馆的分布

“会馆是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会馆这种同乡组织于明代永乐年间产生于北京，清代达到鼎盛，遍于全国城乡各地。随着永乐贵州建省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的深入推进，贵州和外界的联系得以加强，大量的外籍移民涌入贵州，或军或民，或垦或商，出于对乡土的眷念和共同的本土信仰以及与土著及其他移民之间存在的隔阂，会馆作为维系同乡情谊和互帮互助的纽带随之出现在黔中大地。明清时期，贵州境内会馆众多，遍及城乡，其中尤以江西会馆数量最多。江西籍会馆，其名在贵州最常用万寿宫（如石阡），也有称仁寿宫（黄平旧州）、水府祠（思南）、昭武馆（独山）、旌阳祠（贵阳）等。有江西籍人会馆，也有江西个别地区移民会馆，如吉安人会馆、抚州人会馆、南昌人会馆等。本文试图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统计总结贵州江西会馆的数量及地域分布特点，进而探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形成机制。

据研究万寿宫的专家章文焕教授统计，贵州省内共有万寿宫108座，而蓝勇教授考证，贵州境内共有江西会馆74座，皆仅存数据或名称位置，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明清时期贵州的江西会馆作了统计和梳理，见表1。

事实上，就史料上仅存数字和民间百姓口头记诵的江西会馆的数量远不止于此。如笔者曾在兴义市郊某村寨听一江西籍老人回忆，解放前寨子上就有一座万寿宫，然今不存，文献无考。再譬如《贵州通志》载：“从全省来看，江西会馆最为普遍，譬如遵义府一州四县均有万寿宫，仅绥阳一县就有七座。安顺府城内，旧州及坝阳都有万寿宫，新设的“苗疆六厅”如台拱（今台江）、清江（今剑河）、八寨（今丹寨）也都有万寿宫”。上述材料提到的绥阳有七座江西会馆，而史志可考其详细来源名称的仅一座。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江西会馆在贵州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可谓遍及南北城乡，章文焕教授称，当有一百几十座之多。

二、明清时期贵州江西会馆的地域分布特点

（一）多分布于水路交通驿道

明初戍边屯军多沿滇黔交通干线屯戍，虽然此时并非建立移民会馆的高潮，但深厚的移民土壤和移民文化也推动了后世江西会馆的建立。江西会馆多是江右商人所建，故而集中于水路交通要道和重要城镇所处的商业地区。明末旅行家徐霞客从广西进入贵州，经独山、都匀、福泉到达今省城贵阳再由滇黔官道进入云南，所走路线如无特殊阻挠，都会走驿道，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可知，沿途开旅店者多为江西人。如在上司“宿铺”，店主是江西人；独山州“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家有楼可栖”；“都匀郡城，宿逆旅，主人家为沈姓，亦江西人”；抵查城，“而税驾逆旅赵店，江西人”。可见，交通驿道上聚集的江西商人较穷壤僻野更多，自是会馆密集。根据笔者统计，明清时期在贵州所建江西会馆中，处于滇黔驿道的大约有48座，处于水路码头城镇的则有55座之多，均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表1 贵州江西会馆分布一览表[1]

（二）距离就近原则

贵州地区的江西会馆的分布大体上与江西籍移民分布的地理特征是相吻合的，体现了地理位置上的距离递减规律。黔东、黔北、黔东北江西会馆分布的比例偏高，今黔东南州、铜仁市和遵义市三州市江西会馆数量之和达到了91座，占总数的一半多，其中黔东南州的数量最多，达到41座。这和江西与贵州的方位关系以及经湖广、四川二次移民的方位关系有关。江西籍移民除直接进入贵州外，多是经过“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后又二次迁徙进入贵州，因此，靠近湖广、四川的黔东、黔北、黔东北移民数量最多，江西会馆的比例也因此偏高。

（三）与移民传统经营行业的地域分布吻合

明代江西农户“游食他省者十之九”，有的行医，有的卜卦，有的做小手艺。江西人善于经商开矿，更多的仍是在农村山区种地挖矿。贵州矿产资源丰富，汞矿、煤矿、铅矿等在明代已开始规模开采，明代因取云南的铜、贵州的铅铸造铜钱，所以，铅锌的开采兴盛一时。贵州铅的产地主要有播州宣慰司、贵州宣慰司、乌撒军民府及思州府、都匀府、普安卫等。明代以来贵州朱砂、水银的生产乃全国之冠，主要有三大产区：最大的产区在黔东北，包括铜仁府、思州府、思南府和石阡府；第二个产区是普安州；黔西北彝族地区，即水西安氏亲辖地内是第三个汞产区。史料载，在云贵，“各省矿厂大半皆江西之人”。川、湖游民纷至沓来，涌入山洞，开采汞矿。（嘉靖）《思南府志》：“务川有砂坑之利，商贾幅辏，人多殷富。”江西人不但充当矿工，而且也多把持矿产贸易，龙场、双流泉的汞市贸易，十之八九皆江西湖广人。江右商将水银、铅等矿产通过乌江和沅江运销汉口。通过统计表可以看出，这些矿产资源储量丰富的地区，江西会馆的数量不在少数。

也有不少江西商人贸易百货，经商牟利。“在广东、云贵等地的江西商人，来往相错，既贩买贩卖，而且包揽官府赋税，充当少数民族酋长，有很大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势力。”由此可见，除了主营江西人的传统行业矿业以外，江西人通过各种行当深入到贵州城乡各地，甚至少数民族聚居区，江西会馆遍及全省各地，无处不在。

三、明清时期贵州江西会馆的形成机制

（一）移民是土壤

贵州是移民大省，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明代移民主要是屯军，清代移民主要是客民。无论是屯民还是客民，江西人都是贵州人口组成的一支主要来源。明初，元蒙残余势力盘踞云南，朱元璋“调北征南”挥师三十万借道贵州直指云南，平定叛乱后鉴于当时的形势，为了维护西南边疆的稳定，“调北征南”随即变为“调北镇南”，命官兵留守，就地屯田养兵，家属随后遂焉。这些屯田官兵，江西籍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从战后立功受赏的数量可窥管豹。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九年（1368）二月以白金锭赐江西等处军士戍守者千八百人，同年六月又赏江西袁州等卫队从征云南官军钞四万九千锭。爱必达《黔南职方纪略·土司》记载，贵州各府土司中江西籍士官占绝大多数，大都是洪武年间有功的军官，少数为宋元时的平蛮功臣，他们世袭数百年，到清代顺治十五年，多数归顺，到雍正改土归流，转为流官。由此可以肯定，军屯中有不少军士来自江西。

明清时期进入贵州的江西客民为数也不少。蓝勇教授对《贵州省墓志选集》有关外来移民做了统计，“明代迁入贵州的19姓中18姓可考迁出地，其中江西籍7姓，北方河南、山东和山西3姓，湖广1姓。不难看出，贵州地区明代迁入的移民中江西籍所占的比例更大。从宋代开始，江西人口居高不下，人稠地狭，再加上豪强占地，向农民转嫁田赋，苛捐盘剥繁重，农民走投无路，只好向外迁徙，于是明清时期出现了江西农民三次大迁徙，“江西填湖广”“流民进云贵”“湖广填四川”，而早先迁入湖广和四川的江西客民在沃野开辟殆尽之后，部分又二次迁徙进入云贵。镇远“居民皆江、楚流寓”，大定府“关厢内外，多豫章、荆楚客民”。江西籍移民遍及黔中大地，贵州各地以“江西“二字命名的地名、街道名也随处可见。都匀、施秉、务川等县江西人占当地客民半数以上，有些乡村几乎全是江西人，自称来自“朱氏巷”或“诸世巷”。其中较早迁入贵州的江西人不断和当地少数民族融合，部分苗化。“弘治中有清平苗曰阿溪者，江西人。”黔南、黔东南等地，多有苗族、侗族、水族、侗族同胞家谱记载或自称祖籍江西。人数众多的江西籍移民扎根在贵州沃土，他们以地缘关系为纽带互相扶持，彼此依靠，一旦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达到或者有江右商帮的参与和支持，会馆便会孕育而生。“改土归流后，原土著残杀殆尽，留下大片土地无人耕种，后遂大批移民进入，领照纳粮耕种，为增强自身的生存御武能力，建立会馆。”

（二）江右商帮是缔造者

江西地狭人稠，很多破产农民转业为手工业者和商人，进入流通领域和第三产业，助利四方，形成了“江右商帮”。正如王士性在《广志绎》里所言：“江西、浙江、福建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故作客莫如江右，江右莫如抚州。”“江右”在历史上曾是江西的代名词，而明清时期江西商人则习惯上被称为“江右商”。“江右商帮”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商帮之一。江右商实力和财力不俗，却也很懂得扬长避短，并不急于北上与晋商、徽商争强，而是借助地缘优势，向欠发达的西南地区开辟市场，至清，江右商遍及西南云贵川城乡各地，经营油业、药业、布匹、陶瓷等业。

史载明代黔中大地“无论通衢僻村，必有江西人开张店铺，或往来贸贩”。铜仁府多有江西客“抱布贸丝，游历苗寨”，松桃厅“城市乡场，蜀、楚、江西商民居多，年久便为土著”，开州产朱砂，“江右之民麋聚而收其利”，清代贵阳“江右、楚南之人为多”，镇远“多江西、湖南商人”，施秉“湖南客半之，江右客所在皆是”，大定“改土以还，赣、秦、湘、鄂诸省人率皆由蜀转徙而来”，普安县“客则江西、湖南、四川三省为多”，兴义“商多江右、楚、闽、粤之人”，“查汉民之黠者，多来自江右，抱布贸丝，游历苗寨，始则贷其赢余而取其息，继则进折其土地、庐舍以为值”。

位于舞阳河流域的镇远、施秉、旧州一带舟楫往来，商贾云集，来自江西、陕西、安徽等地的木材商人都在这里设行，史称“三帮”。开阳永兴因朱砂开采盛极一时，至乾隆年间街上形成了以江西商人钱姓、钟姓等为主的八大商号，有“无江西商人不成市”之说。当时贵州市场上许多货物都来自江西或出自江西人之手，特别是各地开中药铺的商人，十有八九来自江西樟树，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誉。

江右商帮的外出人数虽然不及江西农业移民外迁人数多，但活动范围广，遍及贵州城乡，财力雄厚，具有远见卓识和极大的行业乡里凝聚力，其为了增加行会竞争实力，凝聚同乡力量，所到之处广建会馆，是贵州省内江西会馆的主要缔造者。

（三）流宦是催化剂

大量万寿宫在贵州大地的兴建，除了源于江西籍移民和江右商数量众多、资本雄厚之外，还有官府的助推。鉴于在贵州的江西籍人士甚多，甚至许多赣籍移民内化为少数民族，为了维护地方稳定，清雍正十二年（1734），贵州按察使方显“奏请于苗疆各镇、协、营俱建万寿宫一座，以为朝贺之地”。这也是贵州江西会馆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江西有重教育的传统，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前期，江西学子经科举出仕为宦者之多在全国难出其右，仅建文至成化年间的38个宰辅中，江西籍的就有12人之多，因此，全国各地巡按一方的江西籍官吏同样为数不少，赴任贵州的江西籍官员也较其他地方的为多。蓝勇教授据乾隆《贵州通志》统计，明代贵州官员籍贯，来自江西的仕黔官吏共37人，仅次于来自江南的40人，居第二位。在此机缘下，以同乡关系为纽带，以广大的江西籍移民为“沃土”，江右商较其他籍商人更能顺利地开展贸易，同时有地方政策的支持，广建商会和会馆，一方面促进行业发展，另一方面布施于教育、医疗、赈灾、救济等，有惠于广大同乡及附近乡民，同时扩大了江右商的势力。

贵州自古乃贫瘠之地，“人无三分银”，而江西先民在贵州所建江西会馆却豪华壮丽，形成了鲜明对比，表明赣人经济实力雄厚，恋乡情结浓厚。从乌蒙山到苗岭，从乌江到都柳江，无论山地坝子，都可以看到昔日江西先民与贵州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贵州的踪迹。江西会馆在贵州省内星罗棋布，遍及城乡，镇远、石阡、青岩、旧州、龙田、义泉等地万寿宫保存良好。

在广袤的黔中大地上，江西会馆不但为工商、移民和社会事业提供服务，而且逐渐演变成一种适应性较强的社会管理组织，和政府有一定的互籍关系，同时对地方社会的整合协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贵州这个商品经济萌芽较晚、制度草创、商品意识蒙昧、土流并治的地区，江西会馆其建筑文化、祭祀文化、行业族群产业文化、戏曲文化等深深地影响了黔中大地，其带来的一些风俗习惯，聚居地的语言发音至今仍有遗存可寻。其“以义取利，以义制利”“诚实经商”“和气生财”“勤俭、敬业、节朴、乐群”“重然诺，崇信誉”的道德标准和经营理念也被带到了落后的贵州。很多的江西会馆同时热心于公益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他们参与修建道路、码头，兴建同乡小学，灾年岁尾给流落无依的人发放寒衣和赈米。可以说，江西会馆和广大的江西籍客民商人一起共同建设了贵州，而贵州也通过江右商帮的活动而网络进了全国乃至东南亚的商品经济市场。几百年的融合变迁，现在已无客民土民之分，大家都是贵州大家庭的一份子，继续参与和见证着贵州的发展和繁荣。

［1］段志洪.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M］.成都：巴蜀书社，2004.

［2］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明实录·贵州资料辑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

［3］［清］爱必达.黔南识略［M］//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4］［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M］//杜文铎，等，点校.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明］王士性.广志绎［M］//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6.

［7］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8］章文焕.万寿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9］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中国会馆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2.

［10］马巨贤，石渊.中国人口江西分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编辑 郭继荣）

K24

A

1673-1808（2015）02-0080-04

2015-03-06

李储林（1981-），女，贵州余庆人，苗族，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贵州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