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宗艳

车向忱（1898—1971） 不仅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杰出的抗日救亡运动领导人、优秀的共产党员。青年时期，他坚持“救国要先教民”的信念，提倡并推广平民教育，宣传爱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投身战场，与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义勇军结下了不解之缘。

辽宁省实验中学校园内的车向忱雕像

车向忱，原名车庆和，1898年5月7日出生于法库县顾家房村一个读书人家庭。1919年，正在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读书的车向忱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1925年，车向忱回到沈阳，推广平民教育，宣传反日爱国。1929年，车向忱同阎宝航、张希尧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并被推选为该会主任。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到1929年，车向忱共办起城市平民夜校41处、农村平民学校200所，遍及全省20多个县。由于他的“穷干、苦干、实干”精神，再加上长得和甘地有几分相像，车向忱曾被东北军的王以哲将军赞誉为“东北甘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沈阳城很快沦陷，车向忱的教育救国梦想破灭了。他毅然投身战场，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请愿失败，抛弃幻想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车向忱告别怀孕4个月的妻子翟重光和3个孩子，联络了东北大学的张希尧、苗可秀、张雅轩等40多名学生，相继奔赴北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车向忱和张希尧、苗可秀等人借用江西会馆，组织了有100多名东北流亡青年参加的学生军，给抗日义勇军培养骨干力量。

1931年9月23日，车向忱找到在北平新婚不久的原国民常识促进会干事黄宇宙，动员他带着张学良的密信潜回东北，去辽东协助组建义勇军。黄宇宙慨然允诺，潜回东北，联络通化、桓仁等地的抗日武装联合成立了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

1931年9月26日，车向忱与先后到来的同乡好友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陈先舟等，共同商议，决定在“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的基础上，扩大组织，成立一个东北民众抗日团体，定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该会以“抵抗日人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于9月27日召开成立大会。

1931年11月初，车向忱受“救国会”派遣，率领杨毓秀、莽大林、任子平等7名青年赶赴南京，费尽周折见到了蒋介石，向他提出“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中苏复交”等7项要求。可是，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扬长而去。此事深深教育了车向忱等人，他们抛弃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决心“自己去干”。

化装潜回东北，广泛联络抗日队伍

东北沦陷后，以部分原东北军为基础，有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的抗日义勇军纷纷揭竿而起。但是，这些抗日力量都是自发的，没有统一坚强的领导，没有巩固强大的后方，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根本不把义勇军当回事。

1932年1月14日，在“救国会”的一次常委会上，车向忱自告奋勇，要求出关潜入敌后，联络与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得到常委们的一致赞同和支持。

1932年2月，车向忱化名杨秀东，扮作去关外讨账的卖药先生，把“救国会”和张学良用白绫子写给义勇军的委任状和密信藏在贴身棉衣里，由宋黎、李述全陪同，北上慰问各地义勇军。

车向忱一行经庄河、安东（今丹东）到达凤凰城（今凤城），寻见了邓铁梅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他把“救国会”的委任状交给邓铁梅，还将自己的学生苗可秀介绍给邓铁梅。然后又转回安东，经宽甸、桓仁、辑安（今集安）、通化，穿过积雪覆盖的辽东山区，到达临江八道江，寻见了正在酝酿起义的唐聚五。在车向忱的鼓动下，唐聚五抗日的信念愈发坚定。唐聚五于此后成立的救国会辽宁分会和辽东民众自卫军，成为“救国会”领导的强大的抗日力量。

“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部分成员合影。左起：宋黎、张希尧、车向忱、张金辉、黄宇宙

车向忱到达哈尔滨时，吉林自卫军李杜将军所部在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之后已退至珠河一带。车向忱立即赶到珠河，送上“救国会”和张学良的书信。李杜备受鼓舞，在后来写给“救国会”的信中说：“兄跋涉万里，毅力坚卓，具此爱国精神，洵可挽回国运，为军人者能不惭愧……宁愿为国牺牲，决不奴颜屈服。”

抗日战争期间，车向忱夫妇使用的手提兜和给孩子缝制的书包

回到哈尔滨，车向忱派宋黎去齐齐哈尔组织义勇军，自己去满洲里找义勇军将领苏炳文。完成任务后，他又身穿破棉袄，头戴旧皮帽，化装成农民，独自前往北满大黑河联络马占山将军。他忍饥受冻，穿过人迹罕至的大森林，终于找到了马占山的队伍。拿着车向忱冒死送来的张学良亲笔信，马占山激动得热泪盈眶，宣誓反攻，并向全国发表通电：“我们决不辜负张副司令和全国老百姓的希望，继续战斗，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抗战到底。”完成使命后，车向忱顺嫩江奔赴齐齐哈尔、海伦、拜泉等地，寻访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清等，使他们可以与马占山南北策应，夹击齐齐哈尔的日寇。

创办医院和学校，大力支援抗日力量

1932年8月27日，车向忱再次回到东北。为掩护来往的抗日工作者，医治义勇军负伤战士，开展联络义勇军的活动，车向忱在哈尔滨道外十六街道开办了一所名为“大同疗养院”的医院，亲任院长。在这里，各路义勇军的联络员以患者或药商的名义来接洽相关事宜，拿到“救国会”的委任状、密信、活动经费等；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党员也通过“救国会”的关系来接头，研究工作。车向忱还赶往泰安（今依安）县联络宋喜和、允江以及“压满洲”“挡一面”“李波澜”等山林支队，鼓励他们联合起来打击日寇，到年末才返回北平。

在日寇的强力镇压下，东北各地的抗日力量被迫分散在山区、河套，与敌人艰苦作战。1933年6月，车向忱秘密承担了联络杨靖宇将军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第三次潜回东北。车向忱从日伪报纸上得知，杨靖宇的队伍在桓仁县老秃顶子山，遂历尽千辛万苦，与他们取得了联系。经车向忱联络，“救国会”帮助杨靖宇的队伍募集到了钱款和武器，由海上运交。1934年春，热河失守，车向忱不顾日机狂轰滥炸，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

由于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成立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在与日军战斗中，各部义勇军之间亦不能团结一致，合力御侮；并且不走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路线，没能得到广大劳苦大众的支持，到1934年初，东北各路义勇军大部分已相继溃败。当时，“救国会”已被迫解散半年多，车向忱又承担起东北难民家庭教养院的院长工作，负责照顾义勇军眷属和东北难民，同时，还参与中共地下党通过阎宝航、张希尧等，在西山卧佛寺秘密举办的义勇军训练班的工作。

虽然东北抗日义勇军随着历史的洪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车向忱仍坚持在抗日救国的前沿。1935年夏，车向忱应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邀请赴西安，募捐创办“东北竞存小学”，后来又增办了中学。义勇军著名将领王德麟、李春润等人的子女，一直在竞存学校读书，其家属也一直得到车向忱的照顾。

抗战胜利后，车向忱回到东北。1946年6月，车向忱担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9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同时兼任哈尔滨大学校长。1946年10月，车向忱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指示，他的党员身份没有公开。东北全境解放后，车向忱回到沈阳，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先后兼任东北实验学校（今辽宁省实验中学）校长、沈阳师范学院院长、沈阳体育学院院长等职，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