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英语系，北京 100191）

一、引言

《女勇士》1976年出版后立刻引起了美国读者的广泛兴趣，获得年度“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但也有华人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赵健秀认为，汤亭亭歪曲丑化中国形象来媚俗美国大众，引发了一系列的赵汤之争。《女勇士》于1981年被译成中文，被中国学者所关注。时至今日，对《女勇士》的评论热情依旧不减。从1980至2013年的中国万方期刊数据库统计来看，关于《女勇士》的论文竟达467篇，内容相对集中，可以分为四类：（1）女权主义者热情讴歌无名女人反抗父权精神，是真正的“僭越者与反叛者”（Smith，1987：154）；（2）汤亭亭对中国经典文化的改写引起极大争论；（3）《女勇士》的文类辨析使评论家重新思考自传定义；（4）在对作品叙述策略与性别、种族身份的探讨中，许德金独树一帜，从括号类文本考察了身份构建问题。笔者将从隐含作者和不可靠叙述的角度挖掘“无名女人”中的潜文本。

首先我们要思考母亲是否见证了袭击？在一个“全民都是亲戚的国家”， 通奸和乱伦有多大区别？无名姑姑是贫困的受害者还是女勇士？通过剖析发生在事实轴、知识/理解轴和价值轴的不可靠叙述，本文试图回答“明明不让讲，却要偏偏讲”的深层原因，解构女勇士的表层文本，认为隐含作者的潜文本并非讲述无名氏的女勇士故事，而重旨第一世界知识女性的优越心理，即第三世界的人们不能表达自我，他们必须被表达。

文章还尝试着对当前叙述学中的隐含作者和不可靠叙述进行一定的修正。安斯加•纽宁在《不可靠，与什么比较？》中明确地提出了叙述可靠的标准问题。对现实生活读者而言，可靠的标准因人而异，“千人千标准”。与纽宁的认知（构建）方法不同，以韦恩•布思为代表的修辞研究方法认为，叙述的可靠性完全取决于隐含作者的规范，即与之一致为可靠叙述，不一致则是不可靠叙述。他还指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创造时的“第二自我”，是评价文本的依据（Booth，1961：153）。詹姆斯•费伦对隐含作者进行了细化，把可靠标准分为三大轴线：事实轴、感知轴和价值轴。通过分析三大轴线上的不可靠叙述，我们发现叙述者前后矛盾，在表层文本背后隐藏着另一个不同的“结构性体系”——潜文本。

如果以真实作家创作时的“第二自我”来定义隐含作者，作家在创作同一作品时会存在很多不同立场甚至自相矛盾的态度，哪一个才是更隐含的作者、更真实的声音呢？汤亭亭在创作《女勇士》时就有不统一的“第二自我” 。她在采访中说：“我写‘无名姑姑’时，霍桑的 《红字》萦绕在头脑”，暗示“无名女人”具有海斯特式的勇士精神（Rabinowitz，1987：182）。在另一次访谈中她又认为，“无名女人”代表了备受陈旧礼教摧残的中国妇女：“在《女勇士》中，我批判和展示了中国文化某些丑陋的东西。客观地讲，中国文化中是有消极的东西，特别是对女性的压抑和奴役。”（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38371.htm） 笔者认为，作家在创作时的“第二自我”前后不一致，更有利于读者理解文本的不同层次，探索深层文本。除了补充真实作者、隐含作者和潜文本之间的关系外，本文还探讨了费伦判断叙述可靠性的三大主轴和拉近/疏远型不可靠叙述，认为费伦没有考虑到跨越中西文化的隐含作者。从编码角度来看，《女勇士》中的美籍华裔隐含作者身上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中美文化，语调模糊不清；从解码角度来看，中国读者从隐含作者的华裔身份出发，认为是不可靠的叙述，而对于美国读者来说则变成了可靠叙述。因此，作者和读者在叙述者背后的交流中产生的感情距离也不同。“另一个人（奸夫），从本质上讲，与丈夫没有很大不同。他们都发号施令；她接受命令。”（Kingston，1976：7）事实轴上的可靠叙述却在感知轴和价值轴上疏远了中国读者，拉近了美国读者，因为这种叙述验证了后者的东方想象。

二、叙述结构：前景化

“无名女人”展示了高超的叙事技巧。梳理故事背景，内在叙述结构就会浮出水面。从中美背景出发，故事分成六部分：（1）母亲讲述发生在中国的无名姑姑故事来教育初来月经的女儿；（2）贫穷的移民生活使母亲编造令人迷惑的故事，叙述者女儿要学会区分事实和想象，“以适应美国生存”；（3）叙述者推测中国姑姑怀孕的两种可能：遭人强暴还是追求幸福；（4）中美文化差异巨大，如声音大小、亲戚称谓；（5）“无名女人”死亡之际的详尽刻画；（6）50年来，鬼姑姑一直“饥饿”，叙述者不再沉默，写文章悼念她。故事叙述结构如下。

叙述结构说明，美国部分总是得到前景化强调，而中国故事则隐退到背景之后。母亲的故事只是激发叙述者女儿猜测想象的催化剂。美国女儿的每一次感受都决定着下一次中国叙述内容，而该故事内容又在下一次女儿的感受中得到强化总结，继而催生新一轮的中国叙事。听完母亲叙事，女儿隐约感到这是一个“教育我们成长的故事”，“她考验我们区分事实的能力”（Kingston，1976：5），这令女儿感到迷惑不解。这种令人迷惑不解的事实和故事关系正是下一轮中国故事的核心：无名氏怀孕的原因到底是强暴还是爱美？紧接着镜头聚焦到中美文化的巨大差异。女儿以中国兄妹称谓与美国男生交往，致使自己丧失机会，因此改用“美式风格，大胆示爱”。这又深化了我们对前文中姑姑喜爱装扮，主动展示自我魅力的理解，同时预示了下一部分要讲述的中国故事。姑姑变成了挑战封建礼教的女勇士，“黑暗中一颗闪亮的明星”。女儿为“饥饿”的姑姑撰文悼念，她无名但非孤单一人，而是代表了千千万万深受中国文化压迫却渴求幸福的女人们，她是“一个人的部落”（ibid.：14）。

文章背后的叙述结构让我们感觉到隐含作者的潜文本总是前景化美国思想，背景化中国文化。换言之，美国文化的思维感受决定了中国故事的内容。中国无名姑姑没有声音，像鬼魂一样缺少存在，她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被表达。移民的母亲讲述她的经历，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书写她的生活。仔细研读第一世界女权主义作家笔下的“无名女人”，我们就会发现隐含作者精心设计的不可靠叙述。

三、贫困落后：受害者

叙述者在事实轴上的不充分报道形成了不可靠叙述，把无名姑姑看作贫困的牺牲品。母亲的叙述让美国女儿怀疑，当她确认姑姑衣服款式时，母亲拒绝回答，因为她已经“讲述了所有有用的部分”。第一代移民的艰辛生活使母亲遵从 “绝对必须”的生活原则（ibid.：6）。叙述者巧妙运用了现实生活来增加叙述的可靠性。某年新春去影院观赏了“John Wayne主演的《黄饰带女人》。可狂欢之后，我们感到十分内疚：疲倦的父亲在回家路上数着剩余的零钱。”因为贫困，父亲工作之余偶尔带回的“融化了的雪糕会让孩子们雀跃欢呼”（ibid.）。随后叙述者巧妙安排过渡：“一个连鸡内肠都要吃掉、仅剩鸡肠砂石的贫困人家怎么会产生一个挥霍的败家子呢？”接下来的推测也就顺理成章了。因为生计所迫，姑姑到山里打柴时遇到了他，他迫使她成为自己的“邪恶秘密”，“旧中国的女人没有选择”。为了突出当时中国的落后贫困，叙述者又穿插了历史背景，即1924年中国萧条的经济和中日交战的动荡政治，这些历史事实增强了叙述的可靠性。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饥饿，贪婪、厌倦了枯竭土地的村里男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赚钱”（ibid.：13）。在这个“充满着鬼怪、土匪、洪灾”的年代中，食物极度匮乏，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从第一代美国移民的辛酸到中国农村的艰辛，叙述者的所有描绘都指向同一结论：姑姑是贫困落后年代的牺牲品。“如果她不用（have to）从他那里买油或到树林里去拾柴禾，她就可以把强奸和其余生活区分开了。”（ibid.：7）

姑姑真的很贫困吗？叙述者不但没有对于这一事实进行充分报道，还歪曲真相，变成了不可靠叙述。作为移民，在美国的窘迫不等于在中国的贫困，相反在中国农村的生活极其殷实富有。在1924年的中国，如果家中有人在美国打工，经济情况一定比其他人家要富裕得多。而叙述者家的所有男人都在美国当华工，“你父亲还有他的兄弟们，你爷爷和他的兄弟们，还有你姑姑的新婚丈夫都动身驶向美国旧金山”，他们都“幸运地被签约了”，并且“寄钱回家”（ibid.：3），“数年以后他们都变成了西方人”（ibid.：8）。正是海外汇款使姑姑在中国农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免除了村里其他女人们所要面对的生活重负。“她们看上去像巨大蜗牛：背上盘卷着柴禾、婴孩和洗涤衣物，就像螺壳。”（ibid.：10）她们“在生活重压下的弯背”与姑姑的闲情逸致、刻意打扮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贫困，换婚是旧中国的普遍风俗，而“我们家庭经济上允许浪漫，会为新婚付彩礼，为女儿送嫁妆，这样儿女们可以与陌生人结婚”（ibid.：12）。这从侧面显示了非凡财力，揭示了叙述者的不可靠叙述。

不充分的事实报道会直接导致认知理解上的偏差。在渲染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后叙述者写道：“另一个男人（奸夫），从根本上来说，与她丈夫没有本质区别。他们都发号施令，她只能服从。”（ibid.：7）事实轴上的报道基本属实，上世纪初的中国丈夫们往往会对妻子“发号施令”。而中西读者在感知轴和价值轴上的反应却大相径庭。文本中的理解阐释对于西方读者来讲是真实可靠的，因为故事拉近了他们印象中的东方主义：最粗暴的人权践踏（强奸）与愚昧落后的原始婚姻实为同质。但对于中国读者却变成理解/阐释轴上的不可靠叙述，两者在社会许可和个人意愿上存在着天壤之别，这极大地疏远了中国读者。

四、追求幸福：女勇士

通过对事实轴的剖析，我们得知姑姑并不贫困，贫困落后的受害者形象变得很不可靠，继而遭到了叙述者的否定，姑姑由此变成了抗争父权压迫，追求自由幸福的女勇士。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呢？我们可以从话语层和故事层两方面入手：叙述者的视角和故事人物的视角。作为美裔华人的叙述者不遗余力地想要融入美国社会，但在美国人看来，她还是一名中国人。“我努力变成一名美式女性”，但还是情不自禁按照中式“兄妹称谓来称呼美国男孩”，“就好像源于一种深层的返祖心理”。结果美国男生们像被施加了魔法，“再也没有人与我约会了”（Kingston，1976：12）。从隐含作者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是无法割弃的身份构成，把姑姑叙述成为一名在原始愚昧的中国社会中的受害者无异于在美国人面前抹黑自己的华裔身份，同时还会激怒中国读者，遭到类似赵健秀的批判。而按照美国标准，把婚外情的姑姑描绘成为渴望幸福，追求自由的女勇士，不仅安抚了中国人的民族情绪，还有利于在美国公众面前树立正面的华裔形象。因此，“我的姑姑把个性梳进了她的发髻”。村里其他女性看着自己的梦想和渴望“如同樱花一样谢落”，而“我的姑姑，我的先驱，在死气乏味的日子里，让梦想花开花落；几年以后，她径直走向了心中持久的渴望”（ibid.：8）。叙述者挥毫泼墨，用五分之一的篇幅（14页中的3页）来详尽刻画姑姑对美好和幸福的执着。为吸引心仪男人，她如何精心装扮自我，她的女权主义斗士精神在临死之际达到了高潮。“她的身体和复杂思绪似乎都已消失。她变成了夜空中的星星，黑暗中耀眼的圆点，没有家园，没有同伴，处于一片永恒的冰冷和沉默之中。”在中国文化中，只有伟人死后才能化作星辰，这暗示了无名姑姑的殉道精神。在无知民众的不解和冷漠的夜空中划出流星的璀璨，变成了“只有一个人的部落（a tribal person alone）”。汤亭亭曾经在采访时告诉读者无名姑姑是中国版本的海斯特。

仔细审视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可靠叙述，女勇士只是表层文本。一个追求自由幸福的女人首先要学会独立自主。娜拉拒绝玩偶角色，走出家庭迈向社会的第一课就是学习独立生活。《红字》中的海斯特孤身一人从欧洲来到美洲，在举目无亲的陌生环境中依靠自己灵巧的双手编织刺绣来谋求生计。而姑姑依靠丈夫的血汗钱过着舒适的生活。在美华工生活极其悲惨，金矿随时会倒塌，威胁着生命，他们背井离乡，还要忍受种族歧视。他们尽职地按时寄钱回家，供养妻子。正是丈夫的心酸血汗才使妻子免除了农村生活的艰辛繁重，不必像其他女人一样因劳作而 “压弯了背，像巨大海螺”（ibid.：10）。可妻子并不满足于此，整日沉湎于擦脂抹粉，吸引男性注意。

除了经济，叙述者在姑姑感情方面的叙述可靠性同样值得怀疑。作为家中的独生女，她从小集百般宠爱于一身，“他们都十分爱她”。封建大家长爷爷一直渴望有个女孩，“当他终于有了自己的女儿时，他极度溺爱她”（ibid.：11）。被宠坏的她任性乖张，即使婚后还搔首弄姿，吸引异性的眼光，“很多男人都看她”（ibid.：10）。但“我姑姑并不满足于这种平凡的秀丽好看，她期待着在新年期间有个十五天的情人，因为那时亲朋好友要相互拜访”（ibid.）。把姑姑描绘成追求爱情的女勇士歪曲了事实，误导了读者的理解和价值判断。“极有可能，我姑姑并不享受朋友之间的微妙感情，而是一个放荡女人，整天与一群乌合之众嬉戏调情。但把她完全想象成为纵欲寻欢，也不合适。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ibid.：8）

她的放荡不羁已经严重威胁了封建大家庭的根基。她的妖娆妩媚吸引了“叔伯们、堂兄们、侄子们、兄弟们”的眼光，“他们努力克制自己窥视的欲望，生怕目光被别人发现”。他们离家去美国，除了贫穷以外，“另一个最终离开三代同堂的、拥挤大家庭的原因却从未讲过”（ibid.：10）。这种不可靠叙述逐渐达到了极致。“他（奸夫）可能就是家中某个人，但与家族以外的男人发生性交，也同样令人憎恶作呕（no less abhorrent）。因为全村人都是亲戚。”（Kingston，1976：11）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大量原始部落的调查研究发现其社会形态各异，但共同特征是部落之间交换女人，避免乱伦。乱伦禁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无名姑姑跨越了最根本界限，从人堕落成野兽，勇士精神从何谈起？

从叙述层来看，叙述者在理解/阐释轴上竟然把通奸等同于乱伦，更让读者质疑其可靠性。英文原句no less abhorrent说明姑姑与家人之间的乱伦及与家族以外的陌生人通奸在憎恶程度上是一样的，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全村人都是亲戚”。不可否认叙述者在事实轴的报道有一定可靠性，中国农村的确存在着许多近亲婚姻，很多村民们都是远房亲戚。但当我们读到“每个人都有八百万个亲戚”，“整个民族都是血缘兄妹（a nation of siblings）”时，叙述者在知识轴的理解是失真的，在判断轴的结论是不可靠的。“性问题上的矫揉造作是多么徒劳无益，多么危险可怕呀。”（ibid.：12） 如果一个人与直系亲属以外的亲戚结婚，无论用怎样标准衡量，都不是叙述者所言的乱伦。读者会感到“父母们查询家谱避免乱伦”，在“性问题上的矫揉造作”是极其必要和有益的。从不可靠叙述可以看出身为美籍华人的叙述者的明确态度，她刻意拉开自己与中国文化的距离，彰显其美籍身份。

最能解构姑姑女勇士精神的还是其最终的死亡。小说结尾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红字》中的海斯特始终坚持自己信仰，最后改变了民众的观点，字母a从耻辱（adultery）变成了美德（angel）的象征。而莫里森笔下的苏拉挑战世俗，至死不悔，一展勇士风采。无名氏则截然不同，如果说她生前行为是“充满叛逆的斗士行为”，临终时刻则彻底解构了其勇士精神。她头脑中萦绕着一幅温馨画面：“一家人坐在麻将桌前，小的给老的按摩。”这种对正常生活的向往暗示她已经悔恨自己的叛逆行为，渴望成为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她看到他们互相招呼，脸上洋溢着水稻成长的喜悦。”（ibid.：14） 她临终前悼悔自己的解域行为，害怕“没有人会在府宅上留下她的名字”，期待着重新被社会接纳。这正是德鲁兹所言的归域，检讨自己的反抗行为，重新接受主流价值观。勇士精神已经荡然无存，越轨行为变成了一时冲动。

五、无名女人：被表达

申丹（2009：100）指出，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一般均为回顾性质，存在两种视角：“一是叙述者‘我’的视角，二是被追忆的‘我’的视角。”这两种视角虽不如第三人称叙述那样差别明显，但“回顾性叙述的‘我’可能会了解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会相对冷静客观，而后者比较主观，往往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换言之，回顾性的“我”要比被追忆的“我”更加接近隐含作者的态度，在叙述声音上也更加可靠。“无名女人”的故事结尾极其醒目地运用了段落空白，以彰显最后部分的回顾性质，从根本上区分了前文的故事内容。从热奈特类文本的观点来看，最后部分才是隐含作者的可靠声音。如果说被追忆的“我”旨在表达姑姑的勇士精神，现在回顾的“我”则透过女勇士的表层文本指向背后的潜文本。她无法表达自我，只能被表达。无名姑姑像孤魂野鬼一样游荡在中国记忆的阈关边缘，“无形、无声、根本不存在（nothing to see, to say, to know）”（Foucault，1978 ：4），她只能被生活在美国的女性表达，移民母亲讲述她的故事，美国女儿书写她的经历。“遗忘在家族记忆中”的中国鬼在美国打破了沉默，发出了声音，进入了美国民众的视线，获得了评论掌声，不再忍饥挨饿。

无名姑姑的饿鬼形象寓意深刻。“听到这个故事已经二十年了，我再没问过具体细节，也没提过她的名字。”（Kingston，1976：16）故事从被追忆之“我”的视角转换到了叙述者“我”的视角，并且刻意增添了往昔叙述者无法感受到的事情。姑姑总是忍饥挨饿，“他们让我参与惩罚，我参与了”（ibid.）。“永远饥饿，始终缺食，她只能向其他鬼讨食，从那些受人供奉的鬼那里抢食、偷食。”“我的姑姑将永远挨饿。冥界的物品分配也不公平。”（ibid.）对饥饿的强调呼应了女勇士的内涵。《阁楼里的疯女人》的作者认为，女性饥饿的寓意往往是她们缺少精神食粮。不同于男性的影响焦虑和精神弑父之竞争，“她首先要寻找一个女性先锋，并且将之看作反叛男权社会的榜样加以认同，斗争才能开始”（Gilbert，2000：40）。但在男性文本一统天下的父权社会，反抗的女性先驱寥若晨星。因此，觉醒的女勇士感到饥饿，没有来自母亲的乳汁，没有姐妹们的呼应，多数女性已经内化了男性价值观。无名姑姑“永远挨饿，始终缺食”，处于“一个人的部落”。虽然孤独寂寞的无名姑姑前无古人（precursors）之鉴，却得到后来者（successors）之回音：“姑姑萦绕着我——她的鬼魂已附我身；她被忽略了50年后，我是唯一给她贡献纸品的，虽然没有折成纸房、纸衣的形状。”（ibid.）隐含作者十分巧妙地运用了英文的paper（纸）和papers（文章）。中国人给逝者烧纸，使鬼魂在阴间不再忍饥挨饿。“后人给他们纸衣、纸钱、纸屋、纸肉、纸饭”，将之“化为灰烬，奉献死者”（ibid.）。而身为第一世界的女性作家更能深刻地理解无名姑姑的精神饥饿——缺少对先驱精神的理解和回音。叙述者不顾“不许告诉任何人”的警告，把她的故事写为文字，广泛散播她的勇士精神。而隐含作者的文章也是纸，可以烧为灰烬，从物质上解决了姑姑的饥饿，修正了中国文化的不公正现象：“冥界中的物品分配也不公平。”

“姑姑的灵魂已经附体我身了（her ghost drawn to me）”，因为“我写了文章纪念她（I alone devote pages of paper to her）”（ibid.）。叙述者成为姑姑灵魂的代笔人，从表面来看，只是代替姑姑讲述她反抗封建桎梏的女勇士故事。代笔者消除了自我，变成了透明媒介，只是她的代替，“她的鬼魂静静等在水边，找机会拖下一个替换者”（Kingston，1976：16）。实际上，代笔作品并非名义人的思想感受，代笔人才是真正的作者。叙述者并不是女勇士姑姑的代言人，而无名姑姑是 “我的前任先锋”。隐含作者不过是借用姑姑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独特的立场和感受：“除非我看到她的生活衍生到我的生活，否则她不会给我提供任何的祖先帮助。”（ibid.：8）隐含作者的美国移民生活截然不同于姑姑的中国生活，而她提供的 “祖先帮助”非常显而易见。她沉默、无名、无形（鬼）、不存在（被忘记），无法表达自我，必须被代笔、被表达。她在移民母亲口中成为教育女儿的反面典型，被第二代移民后代认为是贫穷落后的牺牲品，在女权作家的故事中却变成女勇士。这也是 “明明不让讲，却要偏偏讲”的深层原因，隐含作者借助中国故事来区分不同于美国人的华裔身份及不同于中国人的美籍身份。

六、结语

大多数对《女勇士》评论仅仅停留在表层文本，只看到了觉醒的女勇士精神，却忽略了深层文本。造成这种“批评的遗憾”的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书名，故事的题目往往意义非凡，是统一文本意象的诗眼。因此，书名在阅读之前就先入为主地确立了阅读导向，暗示了其中的女权主义思想。而这一印象又进一步受到封页上的仙鹤插图和自传文类的佐证辅实。根据热奈特的类文本概念，封页插图、出版信息等内容都是文本重要的组成部分，传递着很多引导阅读的信息（Genette，1991：261-262）。早期Vintage版本的《女勇士》封页插图极富寓意，几只仙鹤在压抑的框架图片中由下到上依次展翅飞翔。最下端的那只仙鹤昂起头颈，渴望蓝天，似乎要努力摆脱桎梏，挣扎着飞向自由。这与《女勇士》的首篇“无名女人”遥相呼应。这些仙鹤越飞越高，渐入云霄，预示着后面故事中的女勇士精神逐渐飞向自由。封面的文字设计也同样引人深思。云霄之最上层是The Woman Warrior三个黑体大字，每字独立成行，醒目突出，下面是三行小字的副标题Memoirs of/a Girlhood/among Ghost。前景化的书名大字与背景化的标题小字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云霄之上的自由勇士是从无声无形的鬼魂记忆中虚构而来。下面是三行醒目的大字Maxine/Hong/Kingston与纽约Vintage Books国际出版社的小字。两者的对比暗示了正是美国的书籍（思想文化）造就了非常西化的美籍华裔作家马克辛·洪·金斯顿。美国自传的出版信息又无形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印象。这些都部分地解释了深层文本被忽略的原因。爱德华·赛义德认为，西方为了建立正面积极的自我身份，往往想象一个负面落后的东方他者。东方学并不是对现实中东方国家的真实写照，而是西方自我投射的想象载体（Said，1998：1289）。而作为来自第三世界却移居在第一世界的女性作家，汤亭亭采用了更为温婉细微的叙述策略。作为美籍华人的隐含作者向美国人讲述了一个贫困落后的受害者变成女勇士的中国故事，彰显了自己的华人身份，但又同时区分出自己的美籍身份。他们不能表达自我，只能被表达，“不能讲述”、“已经被遗忘”的中国无名鬼姑姑在美国变成了女勇士。

[1] Booth, W.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2] 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M].R Hurley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8.

[3] Genette, G. Introduction to the Paratext[J].New Literary History, 1991, (22): 261-272.

[4] Gilbert, S. M. & S.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Huntley, E. D. Maxine Hong Kingston[C].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1.

[6] Kingston, M. H. Eccentric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J].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1987, (1): 177-187.

[7] Kingston, M. H.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1976.

[8] Phelan, J. Estranging Unreliability, Bonding Unreli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Lolita[J]. Narrative, 2007, (2): 222-238.

[9] Phelan, J. Living to Tell about It[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10] Rabinowitz, P. Eccentric Memories: A Conversation with Maxine Hong Kingston[J].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1987, (26): 177-187.

[11] Said, E. W. Introduction to Orientalism[A].In D. H. Richter (e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C].Boston: Bedford Press, 1998. 1279-1292.

[12] Smith, S. A Poetics of Women’s Autobiography[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3] 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